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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来没有十分坚定过。
如果病人打我办公室的电话，会有语音留言告知他们，如有紧急情况可以直接呼我。病人呼我的频率是多少呢？糟糕的时候，一个月一两次，次数太少，弄得我呼机上一出现陌生号码就会心神不宁。所以，在星期四早晨上班的路上，当我不紧不慢地走到百老汇大街和贝斯莱恩路的交叉口时，呼机突然震动，显示出一个陌生的号码（303）443…，我一下子变得很紧张。
号码的前三位是443，表明是从博尔德打来的。我只知道这些。
一进办公室我就立刻回了电话。
“我是艾伦·格兰戈里，”我说。“有人呼过我，我回个电话。”在这种情况下，我不用“医生”这个称呼，因为我不能保证呼我的人接电话。很可能是其他人接的。如果是别人接的，一贯谨慎的我就会对自己的职业保密。
“您这么快就回电话真是太感谢了，”电话那头的男人说。“我是比尔·米勒。”似乎是怕我不知道他是谁，他又说，“马洛里的父亲。”
我想，真是悲哀，他居然用女儿众所周知的失踪案来迅速说明自己的身份。更悲哀的是，他是自愿的。
“米勒先生，”我边说边尽量争取时间，心里在想他打给我究竟会造成怎样的后果。“我能为您做什么吗？您找我有什么事吗？”
“您能抽时间给我安排一次咨询吗？这……很
重要。”
“嗯，嗯，”我搪塞过去。这种情况下，我能说出这两个字已经算是很不错了。
“如果可以的话，就今天，”比尔·米勒说。
我在想，他是要我“今天”给他答复呢，还是约我“今天”和他见一面？
如果你让我给心理学工作者执业资格考试出道伦理题，或者为临床心理学研究生综合考试出道有趣的伦理难题的话，我可想不出有什么题目比眼前的两难处境更难的了。
“您抽得出时间吗？”他问。我当时不知所措，但他很好心地故意装作没发现这点，“我随时都可以。”
这个让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的问题并不在我的日程计划之内。我那天的工作日程其实和往常差不多。一般来讲，只要我愿意少吃一顿饭或是下班晚一些，我还是可以挤出时间来应付一起急诊的。
然而，我面临的问题是我不知道自己能否以心理医生的身份与比尔·米勒见面。职业道德把这个原本简单的我们俩能不能有空见面的问题复杂化了。
我对这个道德难题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比尔·米勒不能被当作病人对待。但我又不能确定这个突然的判断是否正确。情况很复杂。我很快就得出结论：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从未遇到过如此复杂的情况。
同意为比尔·米勒诊疗的理由是什么呢？这很容易回答。虽然时间不长，他曾经也是我的病人。他目前的状况——至少我了解的那些——别人都知道；又如此不幸，这些都会促使他寻求专业帮助。无论是因为深有同感还是出于怜悯，我都应该帮助他。
拒绝为比尔·米勒诊疗的理由？事情会从这儿开始变得棘手。从道德上来讲，心理学家必须避开专业上所谓的“双重关系”。这本质上是一项与利益冲突有关的规定，是为了让心理诊疗师能自由地为病人的利益最大化而努力，避免因竞争力而使问题复杂化。这项规定实际上就是要求心理诊疗师不能在病人的生活中同时扮演两个角色。
简而言之，这就意味着我不应该为我的女理发师做心理诊疗。我也不应该参加由我的病人发起的读书小组。
很简单，不是吗？
通常情况下是很简单。但不妨尝试一下把这些简单的规定运用到我和比尔·米勒的关系上。从早上接完他的电话直到最终答应中午和他见面，我一直都在尝试着这么做。
可我还是没能把这个问题弄明白多少。
我有一个好朋友是博尔德的警察，他参与了比尔·米勒的女儿圣诞节失踪案的调查，这算不算一种双重关系？
我不知道。但这种关系似乎疏远得风马牛不相及。
我的搭档接手了一位很可能是死于谋杀的心理医生的工作，而几星期前，这位医生曾为比尔·米勒的女儿做过惟一的一次心理诊疗，这算不算是一种双重关系？
又一次，在棋盘上，我和比尔·米勒的地盘之间又被一片空白所隔开。
我看见一位病人把车停在米勒隔壁邻居的车库里。这算不算是一种双重关系？
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单个看，我觉得“不是”。我的病人和比尔·米勒的女儿聊过天，还把她当作朋友。这是我所了解的鲍勃和米勒家的关系。其实也谈不上是什么关系。
我的搭档兼好友黛安娜在拉斯韦加斯旅行时失踪，她去那儿是想和比尔分居的妻子见次面，这算不算是一种双重关系？
我完全不知道比尔·米勒和这些事有什么关系。
我的搭档黛安娜是我的好朋友，我充满热情地把她的丈夫也看作好朋友，而他正忙着寻找比尔·米勒分居的妻子，这算不算一种双重关系呢？
很可能不是，原因是相同的。
但我不能百分百地确定。我不清楚我是否应该考虑相加效应。如果a不大于z，b不大于z，c不大于z，那我是不是得考虑a＋b＋c是否大于z？
研究生院里没学过这样的道德代数。
我先把比尔·米勒的难题放在一边，提出了一个现实问题：黛安娜还没消息，但是她本来预定星期四回办公室和病人见面。尽管我和黛安娜在一栋楼里上班，可工作上我们没什么关系：我不清楚她有多少约好的病人，也不知道其中任何人的名字。
我得找个既不得罪人又充满同情心的方式来通知黛安娜的病人，告诉他们黛安娜那天不在办公室。我的办法是在我们那栋小楼的前门上贴一张便条，那儿是病人入口处。上面写着：致与黛安娜·埃斯特维茨医生预约好的各位：
埃斯特维茨医生因紧急事件必须暂时离开办公室。
她无法亲自取消预约，但她今天不在办公室。
回来后她会与各位单独联系。
她对您的理解与宽容表示感谢。
艾伦·格兰戈里医生
在字条最后，我又匆匆写上一句：如遇紧急情况可与我联系。当然，我留下了呼机号。
我回了电话给比尔·米勒，最终和他确定预约时的情形就和那张留给黛安娜病人的便条一样含糊。“比尔，我不知道我是否应该和你见面。我可能会有道德难题。”
“怎么了？”他问。“我们很久没有谈过了，嗯，有好几年了。”
“这很复杂，”我说得有气无力，“甚至连我自己也不清楚这到底算不算道德难题。我只是担心可能会是。”
“好吧，那你看这样行吗？”他说。“我们定个时间。在这期间，你可以随时考虑你的道德问题。见面后我们谈谈。我会把我的事告诉你，然后由你决定你是否可以帮忙。”
这听上去很有道理。我记起比尔·米勒多年前陪他妻子来看病，似乎他那时总是头脑冷静，通情达理。我提醒自己这样说的话有些过头了。
“11：45怎样？”我问。
比尔·米勒晚到了将近十分钟。我白天的空档时间不多，安排了和他见面，我的午餐时间就被占用了。趁着他还没来，我忙从桌子里的紧急储藏处掏出一块补充能量的东西，狼吞虎咽起来。
“又见面了，啊？”他边说边坐到我对面的椅子上。“雷切尔不在，坐在这儿好别扭。那天我永远忘不了。”
我本能地想先安慰一下比尔，对马洛里的不幸表示同情，同时再自责一番，因为我没治好雷切尔的病才酿成了她的悲剧。但我没有这么做。我默默地想：为什么隔了这么多年，我们重逢时他最先想到的是分居很久的妻子，而不是女儿刚刚失踪的悲剧。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于精神诊疗师来说，在心理诊疗过程中，最困难的就是必须时不时地遏制住人性自发的善心。如果我一见面就对比尔·米勒他所处的境遇表示同情，或是对于他的不幸不加掩饰地流露出怜悯，或是给他一个热情的拥抱，在他背上拍一下，再说一句热情如火的“嘿，好家伙”，不知不觉中我可能已影响了他想拿起话筒的欲望。
所以我等着。其实我把手伸到背后去够我精神治疗的箭囊时，大多数时候，我最后都抽出最钝的那枝箭，上面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