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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灵儿是想在医院里等到表哥下班，和他一起走回家去。她知道今后很难再
有这样的机会，能够亲密无间地和表哥在一起了。
在等待的时候，灵儿又跑到楼下的妇产科，这天晚上分娩的孕妇好像特别多，
产房门口挤满了人。
灵儿一会儿在生的门前站站，一会儿又到死的门前站站。她发现只有在这两个
地方，没有人注意她的美丽。也许在生死关头，人们才会暂时放下情欲。
到黎明的时候，表哥还是没有从手术室出来。
五点十分，郑胜利的妻子徐艳丽生下了一个八斤重的儿子。
当喜讯报到楼上的时候，老爷子非常高兴，他们家四世同堂了。老爷子拉着老
伴毫无知觉的手。大儿子郑绍基附在妈妈的耳边轻轻地说：
“妈，艳丽生了个儿子，你做太婆了。”
老太太苍白木然的脸上没有一点儿反应。
过了一会儿，老婆婆的心跳停止，血压降到了零。她离开了这个世界。
一片呼天抢地的哭号声在医院里雄壮地响起。
灵儿抬头看见东方灰白的天边，启明星闪闪烁烁，几乎要滴落下来。
第三章 金色的圣殿大门
五点三十分，古恩义从手术室出来，正逢上护士要把老太太往手推车上搬，郑
家的一大群子子孙孙和亲戚朋友把病房挤得水泄不通，在震天动地的哭喊声中，老
爷子、儿子和孙子们的手拉着车子不放，舍不得让老太太离开病房，仿佛要拉住那
已经消失的生命。
灵儿被挤出了病房，站在那儿看着血肉之情痛彻心肠的混乱场面。
人一死，活着时候的恩恩怨怨也结束了。灵儿看到平时不把老太太放在眼里的
郑家大媳妇姚碧华，以及老太太最看不起的二儿媳张贞珍，此刻也用最虔诚的哭声，
最悲哀的样子呼天抢地，现在的一切都是做给别人看的了。
只有老爷子是所有的人中间真正悲哀的人，他张着嘴，瞪着惊讶的眼睛，无法
接受眼前的现实。他拉住车子，翻开盖在老伴头上的白布，老太太灰色的脸和灰色
的头发露出死亡的阴冷。而旁边的护士立刻把白布又盖上。老爷子依然固执地要翻
开白布，护士坚决地将白布拉上，他又要去翻开。他甚至没有眼泪，似乎没听见子
孙们的哭喊，他像孩子一样可怜地看着那相随相伴了他四十多年的老伴的身体，不
能相信这只是一具毫无意义的尸体了。
灵儿想到外公去世的那一天，外婆也是这样——她静静地拉着外公的手，坐在
他们的床前，像千年的石像。所不同的是，外公是死在自己的家里，而且家里人都
是当医生、护士的，早就知道外公是不久人世的了，因此不像郑家婆婆的死这样出
人意料。
外公死后，外婆的悲哀再也无法消除，她甚至不能在中国生活下去。她对家里
人说：“之研不在了，我要是再住在这儿，我也会死的。我要走了，回以色列去。”
面对外婆的悲哀，没有一个人反对。
这次，外婆到了日本，才告诉灵儿一个秘密，实际上，外公不是自然死亡，而
是采取了“安乐死”。
外婆把这个秘密告诉灵儿的时候，灵儿浑身发冷。她绝想不到温和慈祥的外公
会有这么冷酷的决断的心志。
外婆到现在说起此事，还禁不住泪流满面，“是我帮助了他。”
灵儿当时拉住外婆的手说：“您怎么下得了手？”
灵儿看着外婆，觉得女人身上有着很可怕的力量，能干出男人也做不出的事来。
外婆说：“我不是第一次干这事了，十八岁的时候，我在波兰就这样帮助过两
个犹太人。”
外婆很少谈起她和哥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经历，半个世纪之后，仍然对往
事不寒而栗。
“那时，我们古里安家族在德国已经没办法生存了，我们的衣服上都带着犹太
人的黄色的星，我们整天待在家里不敢到外面去。我们家族的房地产、银行、商店
都没了，统统被党卫军没收了。我们的父母在清除犹太人之前，就有先见之明，对
国社党不存任何幻想。他们决定把我们兄妹俩送到波兰华沙的亲戚家里，给了我们
很多贵重的首饰和金条，爸爸和妈妈哭着对我们说：‘无论如何，你们一定要活下
去，古里安家族一定要有人活下去。愿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看顾
你们。’
“我和哥哥坐火车到了华沙，谁也没想到战争很快就蔓延了波兰。犹太人被赶
到党卫军规定的犹太聚集区居住，我花了很多的钱才在犹太人办的医院找了个工作，
哥哥也费了很大的劲才找了份刷油漆的工作。那时候，谁也不要我们犹太人工作，
但是找不到工作就要被送进集中营，德国人随时随地跑进犹太区来任意地抓人、杀
人。
“我每天都担心见不到哥哥，他也担心见不到我。我们在夜里回到我们住的小
阁楼上，第一件事就是祈祷我们的上帝，让我们明天还能活下去。
“德国人经常到医院来清除‘犹太的垃圾’，他们见到病人就开枪，或者把正
在生病的年轻人抓到劳动营去当苦力。有一次，我们知道德国人要来了，那些没有
希望活下去的人就求医生帮助他们，医生叫我们护士分给他们氰化钾。有一个老太
太拿着药，浑身发抖就是放不到嘴里，她求我：‘姑娘，帮帮我。’医生叫我帮她，
给了我注射的针剂。我的手也在发抖，好不容易才把针头插进了血管……
“那是我第一次干这种事，因为我的同胞希望死得体面，不愿让德国人打死他
们。我打完了针就逃命去了，德国人已经开始在楼下杀人了。后来我们回去一看，
就是这些已经服毒自杀的人也还是被枪射得像蜂窝一样。”
外婆在日本的时候，住在东京涩谷的“新大谷大饭店”，这是一座有四十层楼
的大厦，旁边是一个精美的日本庭园，外婆就在这古松曲径、清池小桥的优雅环境
中回忆着犹太人的悲惨往事。
“其实，能够这样死去的人真是体面的。我们犹太人什么屈辱没受过？成千上
万的犹太人在集中营里赤身裸体地站在那儿几小时、几天，什么尊严都没有了。到
最后，只要能活着，就是我们最大的安慰……可是你外公不一样，他的内心并不像
他的外表，他虽然是个很能忍耐也很谦卑的人，但他的自尊心是很强的。他是个幸
运的人，一生虽然经历了很多事，也经历了改朝换代的巨大变化，但是他没有经历
过真正的灾难，更没有经历过我们犹太人在二次大战中的屈辱。”
外婆很详细地说了外公的死。灵儿好像亲眼目睹了整个经过。
宋之研是在1985年，他六十七岁的时候发现自己脑部患有肿瘤。作为一个有经
验的医生，他知道这种病的后果。
很不幸的是，他的疾病发展很迅速，药物控制无效。
说起来，落下病根的原因也是在二次大战期间。
宋之研是由中国基督教“内地会”的美国传教士推荐到美国去留学的中国学生。
毕业后在上海“仁济医院”工作。这是由美国传教士办的医院。
日本军队占领上海期间，日本人怀疑宋之研是美国间谍，被宪兵队抓走。他的
舅舅是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陈宝琛的学生，留学日本回来，在汪精卫伪政府做事，
在上海滩算是周佛海门下的常客。他出面把外甥宋之研从日本宪兵队里保了出来。
可是宋之研的头部被警棍打伤，后来头疼伴随了一生，脑部的肿瘤和那次遭到日本
宪兵的殴打是有很大关系的。
在宋之研逝世前三个月，他的左眼因肿瘤的压迫而失明，右边的眼睛也只剩下
微弱的视力。随之而来的是四肢无力症，需要有人搀扶才能慢慢地走路。他的大脑
因病变开始萎缩。
经过详尽的思考，宋之研在一个月色溶溶的夜晚，叫妻子扶他到院子里，对她
分析了自己病情的发展趋势，他说：“心梅，我还能和你说话的时间不多了。我这
一生从来没有求过人，包括你，我也从没有让你做过一件使你为难的事。我没想到
我的病发展得这么快，我有一件事要求你了，因为我自己已经做不到了。”
古心梅被一股阴冷的恐惧拘住了全身。这种恐惧她太熟悉了，这是死神来临前
的压力，是一种束手无措的绝望。
这对一个经历过纳粹集中营，又经历过九死一生逃亡的幸存的犹太人来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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