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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察兵们一去不复返，
在他们上面密布着树的枝叶，
在他们上面春天的流水呜咽地悲泣。
在他们，那些再不会说话的、亲爱的人们的上空，
在雾气弥漫的天空里，在拂晓的烟里，
一颗红星明亮而不灭……
诗很对大家的劲。
“好象书里的一样。”伏罗宁说。
鲁缅采夫亲切地望着因受称赞而羞怯地米谢尔斯基，他提他担忧。“决不再派这个小伙到任何地方去，”鲁缅采夫决定了，“现在就不派他到任何地方去……如果我阵亡，不足惜。可是他，是一个诗人。战后他或许会成名，会写出更优秀的作品。”
“你们都是忙人，”鲁缅采夫说，“你们都没有工夫思索……可是我躺在病床上没事做，总是整天地胡思乱想。甚至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我们做了些什么，成为了什么力量。你们知道，我很羡慕米谢尔斯基：他会做诗！只把很好的词儿念给人家听，而没有押韵——人家还是不喜欢，或者还要嘲笑。我想拥抱每个人，可是我总觉得不好意思。我想拥抱这个女护理员，可是我害怕，她会想我的头脑里有没有别的用意……”
这个女护理员听见这句话，不由得满脸绯红，象一颗子弹似的从帐篷里跑出去了。
薇卡听到这句话，勉强地笑了笑，在她看来，这是不恰好的取笑。她非常注意地倾听着鲁缅采夫的话。
一向不习惯于心灵流露的鲁缅采夫发窘了，他把话题扯到事务上去了。他问奥加涅相，那本德文的浮士德巴达龙使用指南有没有保存着。事情是这样：德国人在退却的时候，扔下了大量这种特殊的防坦克炮弹，但是我们的士兵并不是个个都会使用这种炮弹。
鲁缅采夫说：“必须把这本使用指南译成俄文，在我们师部印刷所里印出来，发给士兵们……让他们学习它，这将来是有用的……”
奥加涅相和米谢尔斯基答应把鲁缅采夫的建议报告给师长。
丘霍夫不知为什么不想离去。一种特别宁静的、亲切的和互助友爱的气氛包围着鲁缅采夫。
可是，已经是离去的时候了。
“你们的营驻扎在哪儿？”鲁缅采夫问。
“不远，”丘霍夫说，“驻扎在一个女地主那儿。一个有钱的女妖！她那儿到处挂着画。”
这个一直没有开过口的译员突然变得怎样了！他跳起来，抓住丘霍夫的手，喊道：“许多画？什么画？！”
对这句没头没脑的问话，丘霍夫答不上来。
“什么画？”丘霍夫说，“我不知道是什么画。各种各样的。”
“画在哪儿？我今天就到您那儿去。”
他们看见艺术家这样着急，都笑起来了。
丘霍夫：“来吧。我们驻扎在那个村子里。从这儿就可以望见。有一座教堂矗立着。”
丘霍夫走到台阶上，解开马缰，登上马，往自己的连队疾驰而去。
第六章
当丘霍夫到达庄园的时候，他听见了士兵们哈哈的笑声和女人们欢乐的声音。
他皱着眉头，在马身上抽了一鞭，从一个给吓了一跳的士兵面前疾驰而过，蓦地在院子中间停住了马。
果戈别里节，连队值日兵，好象给烫着了似的，从那个漂亮的荷兰女人身边跳开，用变了的嗓音嚷道：“起立！立正！”
笑声马上停止了。大家都站起来。微微受惊的客人们也跟着士兵们跳了起来。
丘霍夫并不下马，对司务长说：“高兴什么？”
戈杜诺夫急忙答道：“他们，上尉同志，都不是德国人……他们是法国人和荷兰人……他们是这儿的雇农。他们都是我们的人，就是劳动人民，上尉同志。他们都吃过法西斯分子的苦头……”
丘霍夫说：“稍息！”
他跳下马，走进屋子里去了。
在这儿的一个房间里，女地主和斯里温科面对面坐着。在斯里温科的安乐椅旁边站着一个丘霍夫不认识的青年，他穿着一件旧羊毛衫，戴着一顶蓝帽子。要不是那个老婆子吓得面如土色，别人还当是熟人在聊天呢。
斯里温科看见上尉，就站了起来。
“对女地主谈谈政治，”他微微笑着说，“很有趣！我问她，她怎么可以使用奴隶劳动，这是不文明的。可是她说，‘哎呦，这是什么奴隶劳动啊，人们工作，因为他们要生活，要赚钱。’于是我问——由这个同志担任翻译——他是捷克人，他懂的我们的和他们的语言。‘既然人们在这儿都是被迫劳动，并且都是从别的国家被驱赶来的，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你知道这个不要脸的老婆子说什么？她说：‘他们会在那儿饿死，那儿的工厂都停工啦，受了严重的破坏，很少人耕种田地……’于是我问：‘工厂为什么停顿？为什么会受到破坏？这一切全是你们干的，坏蛋！’”
斯里温科把手一挥，沉默了。
这当儿，房门砰地一声给打开了。一群外国工人拥进房间来了。走在前面的就是那个漂亮的荷兰姑娘，她的蓝眼睛闪出光彩。她向丘霍夫伸过手去，说了几句话，满脸绯红，显然她很激动。
捷克人翻译了她的话。马加丽塔代表全体外国工人，并代表他们的家属向上尉和勇敢的俄国军队致谢。
丘霍夫握了握她那纤细的手，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
他觉得他在这儿，在这个微暗的、摆满了书橱的、宽大的房间里，好象站在全世界前面一样。他的说话应当有分量，自然，不是用诗来说，可是应当说得象诗。但是他不过是一个上尉，而且还没获得上级的重视——这个年轻的荷兰姑娘和站在她后面的那些来自各个国家的各种人怎会知道这点呢？在他们的眼睛里，他是强大的、无可非议的，并有全体苏维埃军队作他的后盾。
他说：“这就是我们来这儿的目的。”
他很想逃到自己的房间去，可是不行了，外国工人们把上尉紧紧地围住了。
捷克人把他们一个个介绍给丘霍夫，丘霍夫觉得很奇怪，这些用不常见的、只在翻译小说里读到过的名字的人们，看起来却差不多象俄罗斯人，象最普通的人。一个法国人的名字甚至好象叫达达尼昂，可是他却是一个文静的、脸色苍白的青年，穿着一条破旧的裤子。
他们问，他们是不是不久就可以回家，手续怎样：等候苏联当局的命令，还是不要什么手续就可以起程？其次他们所关心的是，要不要苏联指挥部签发的通行证，而且他们坚持地请求发给他们这种通行证。
荷兰人罗斯请求上尉先生准确地说明一下，战争什么时候可以结束。法国妇人麦加特·梅里埃想知道他们可不可以征用德国人的交通工具，还有——是不是可以用无线电或别的什么方法跟巴黎联络一下——要上尉先生发一个这样的命令。
随着每一个新问题的提出，丘霍夫越来越窘了。他不知道要不要说明，他不过是一个步兵连长而已。可是不管怎样，他到底是他们的保护人。他们信任他，他不可以而且不应该让他们不信任他。在这个时刻，或许，他自己也觉得自己万能的。
他的回答是：等，等命令到来。命令会及时颁布的。当苏联指挥部认为必要的时候。
他很满意自己的答复。
从斯特拉斯堡来的一个法国人，加敦内特先生代表他的全体同伴向上尉先生致谢，末了他问到斯大林大元帅的健康，并请求代表本地一群得到解放的雇农和他，加敦内特先生本人向斯大林致谢。
不，当丘霍夫想到人们把他当作一个斯大林的很亲信的人物的时候，他甚至没有想到要笑。相反地，上尉的心里却充满着他从来没有过的温暖的感觉。他说：“最高统帅身体健康。不用说，他很高兴他的士兵们已经在这儿，在德国，你们的致谢会转达的。”他停了一会儿，接着想使他的话明确些，于是补了一句：“要是有机会的话。”
这好象是一个记者招待会。丘霍夫透了口气。马加丽塔用赞美的眼光望着他。女地主照旧坐在安乐椅上，不敢动一动。
这时候斯里温科对丘霍夫说，雇农们都衣衫褴褛，妇女们还穿着木屐。
丘霍夫严厉地望着老婆子，说：“给他们衣服和鞋子。”
捷克人高兴地把这句话翻译出来。女地主连忙站起来，从衣袋里掏出一大穿钥匙，跨着小步迅速地往门口走去。
兴高采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