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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相识，”塔尼亚愉快地解释说，“几天前我们偶然碰到过一次。”
凭这些特征：阔肩膀、蓝眼睛，以及照这个女护理员所形容的，一个可爱的少校，不难猜到这个人就是鲁缅采夫，而不是别的什么人。
可是从这个机敏的姑娘不安的脸色和少校很快的离去这一点看来，塔尼亚知道谈话不妙。她凝 瞥了姑娘一眼，就带着沉重的心情走开了。象往常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她就开始安慰自己：这样也好，如果他一下子就相信什么鬼话，这样的人也不值得做朋友了。
塔尼亚仍旧好几次感觉到她在等候什么人。她终于明白了，她希望鲁缅采夫再来。
那时候战斗正在进行中，医疗营里全体人员都精疲力竭了。
尽管如此，在两次手术的空隙中间，当女护理员正在把器械消毒的时候，塔尼亚一边等待着，一边不知怎的，甚至出其不意地用冷淡的口气问她：“为什么少校不等一会？”
这个女护理员装出天真的样子回答说：“我告诉他，您出去了……他一句话也不说，立刻就拍马飞跑……”
塔尼亚一边在亮光下检查一瓶输血用的血浆，一边更冷淡地探问：“我上哪儿去他也不问一声吗？”
女护理员明白了，最使塔尼亚关心的正是这一点，她原本想含含糊糊地回答：让这个性急的家伙去难过。可是她忽然怜悯起她来，于是恳切地说：
“什么也没有问……我没向他说过什么，我向您保证。”
几辆汽车驶进了村子，它们是来运送伤员的。塔尼亚到医疗排去了，她跟玛莎一起检查伤势严重人，以便确定他们是否“可以运送”。她也走到卡里斯特拉特·叶伏格拉福维奇跟前。
“您也是这次走，”她说。
伤员们检查过后，卫生员们就把他们一个个抬出去了。塔尼亚回到自己的房间中，从她自己的一份配给中拿出一包糖果，塞给“马车夫＇带着在路上吃。他羞怯地谢绝，后来收下了，说： “谢谢，军医上尉同志，我永远忘不了您。＇
由于房门不断地开启，房间里很冷。
塔尼亚说：“您还记得那个跟我们一起坐马车的少校吗？他昨天到这个医疗营来过……”
“马车夫”得意洋洋：一个主要的外科医生坐在他旁边，当着其余的伤员们的面，随便地跟他谈话。他问：“哦，近卫军少校情况怎么样？他是个好人，很诚朴。而且他懂很多东西。德国话说得很好，是吗？他好吗？”
“很好，”塔尼亚说，她也兴奋地谈起鲁缅采夫来了，仿佛她和他见过面，长久地谈过话似的。
“要是他再来，我就告诉他，说您在这里住过……”
“他会来吗？”“马车夫”问，然后自己作了回答，“当然会来……要不然您上他那儿去……这会叫人高兴……”
塔尼亚脸红了，她问“马车夫”还需要些什么东西。他要一支铅笔，想“在路上练习用左手写字”。她给了他一支铅笔。
他由一个女卫生员扶着，向一辆公共汽车走去。不多一会，汽车开动了，可是塔尼亚依然战着。她黯然伤心，以为鲁缅采夫不会再来了。现在“马车夫”又走了——她觉得她跟鲁缅采夫最后的联系也中断了。
玛莎在伤员们运走后，找到了鲁特科夫斯基，她愤怒地对他说：“您看见柯尔切娃没有？她的脸色那么难看，站也站不稳啦！您哪怕让她休息几小时也好，真是岂有此理！”
第二天，鲁特科夫斯基让塔尼亚休息。她已经很疲倦了，这一点每个人都看得出。
因为“闲着没事”，塔尼亚整个早晨都在村子里遛跶，她不知怎样做才好。后来她想起了“马车夫”的劝告。
“真的，为什么不到鲁缅采夫那儿去一趟呢？”她心里想。不，她不会在他面前辩白，她对他的猜疑只字不提。她在什么地方和谁见面，这毕竟是她自己的事情。她只知道他到医疗营来过，但是没有见到她，所以她决定去回访。
塔尼亚作了这样的决定后，突然高兴起来，并且觉得自己非常勇敢而且独立不羁。
她穿好衣服，为了壮胆，在腰间挂了一支小手枪。她离开医疗营，穿过树林，望大路上走去。一个运送“一、二、三”的快乐的司机让她搭车，不知为什么他给炮弹起了这么个好听的名字。
在师部里她仔细地询问了邻近几个师的驻扎地。作战科长高兴地给他解释了情况。
“我们就在这儿进攻，”他用粗大的手指在地图上指示着，“这儿是谢列达……而这……”
虽然这位中校仔细地给她解释着前线业已形成的态势，可是她却不再用心听了。她暗暗记住了谢列达将军的司令部所在的那个村子，打算要走了。可是通讯科长把她留住了，他向她诉说自己的一支伤腿很痛。跟着别的病人也出现了，因此塔尼亚一直忙到中午。
她终于离开了村子。在这儿她搭上了一辆属于谢列达将军师里的汽车。很星云，汽车是开往司令部去的。塔尼亚在一条村街中间跳下来。在一所宅子旁边停着一辆“爱姆卡”。
塔尼亚走到一个在修理引擎的司机跟前：“请问，”她说，“你们的侦察兵驻扎在哪儿？”
司机问：“您是从哪儿来的？”
她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可是这当儿从屋子里走出来一个戴着高加索皮帽、蓄着一撮黑胡髭的身材高大的将军。谢列达看见一个披着长长的德国防水披肩的年轻女子，微微吃了一惊。
“您找我吗？”
她回答道：“我找您的侦察科，”她大胆地正眼望了望他，又说，“我要找近卫军少校鲁缅采夫。”
“请进来，”将军沉默了一会说。
她跟着他走进了屋子。他们走过一条很短的走廊，坐在窗下的一个士兵看见他们走来，跳起来立正。他们走进了一个大房间。这儿没有一个人。在一支小柜台上放着一架战地电话机。
将军站住了。
“近卫军少校鲁缅采夫？”他追问了一句，又沉默了，然后邀请说：“请坐。”
她仍旧站着。
“请坐。”他又严厉地重复了一遍，一边在桌子上的图囊里面翻寻起来，仿佛打算从那儿找出近卫军少校鲁缅采夫似的。
在他奇怪而注意的目光下，她忸怩不安起来。她认为解释一番是必要的。
“我跟近卫军少校，”她说，在椅角上坐下。“是老相识，还在一九四一年就认识了。我们曾经在莫斯科近郊一起冲出了包围圈。几天前鲁缅采夫同志到我的医疗营里来过，而这一次，可以说，是我的回访。请您不必费心，我自己会去找侦察科。我打搅了您，请原谅。”
塔尼亚觉得奇怪，为什么这个很关心别人的将军顽固地一言不发。她一边解释着自己来访的原因，一边望着他的图囊。她终于抬起头来，跟将军的目光碰上了。突然她看见了一种东西，使她说不出话来。这对聪明的眼睛里有一种奇怪的忧郁的眼神。
将军说：“鲁缅采夫大概阵亡了……事情是在昨天发生的。”
电话铃响起来了，可是将军并不去拿听筒，电话不断地响着。
“我很难过，”她说。
她依然坐着，虽然她知道该走了，不能再坐在这里打搅师长了。可是她没有力气站起来，而且什么也不想做，甚至也不愿意从椅子上站起来。整个屋子里寂然无声，只有电话铃在顽固地响着。
她终于站了起来，说了一声再见，就出去了。
在街上，一阵神经性的寒颤攫住了她，她的牙齿格格地响得那么厉害，以致直到她走过在村子里跑来跑去的军官们身旁的时候，这才勉强抑制住了颤抖。她想找个地方独自坐一会儿，可是在所有的屋子里大概都有人。
这时候，她的视线落到一所附有庭院的奇怪的棚屋上，它的四周围绕着有刺的铁丝网。那儿阴暗而寂静。她走了进去，在铺在地上的干草上面坐了下来。
牙齿格格地响得更厉害了。
“别发疯，”她对自己说。她抬起头来，看见墙上用木炭和粉笔写的几句话：墙上写着：“我们永远脱离不了这个苦海。永别了，我的故乡沃伦！”“亲爱的妈妈……”一句话是这样开始的，可是其余的都很潦草。这儿还有许多用各式各样的笔迹写的“斯大林”。
这个关于几千人的无尽痛苦和希望的提示，异常有力地感动了塔尼亚。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