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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见面没有多余的寒暄，刘义第一句话就是：邓贤，你、当心，我这人，脾气坏得很咧！
刘义有口吃症，从前电话里不明显。我笑起来，我说：我们刚好是城隍庙的鼓槌，一对。你不用担心给我罪受。
步出机场大厅，热潮迎面扑来，我看见那轮收敛光芒的太阳已经贴在西边的楼顶上，像一只红彤彤的咸鸭蛋。等我以最快速度褪下冬装，空调车内已是热汗一片。一位开私家车的朋友在以塞车闻名的曼谷绕了许多大街小巷，终于把我们送到下榻处，及至搬出行李，我已经热得像狗一样吐出舌头。
事先说好在刘义住处挤一挤，能省则省的意思。然而我看见面前这处栖身之所既非套房，也非居室，当然更不是宾馆，而是一间办公室。刘义在办公室的地上打一个地铺，我看见那是一张汗渍斑斑的旧凉席，一只硬枕头，曼谷四季炎热，所以连被子也省了。刘义白天把席子卷起来办公，晚上搬出来睡觉，如此往复循环，我想无需解释也就很能说明朋友的处境了。
我与刘义从未谋面，我对他的了解仅限于书信往来，我知道他已加入泰籍，还是个汉语诗人，笔名刘舟。刘义在曼谷没有家，他的家在千里之外一处叫做“热水塘”的小山村，那里是金三角腹地，所以说他只是一个打工仔，在一家名为“泰国侨乡会”的民间组织做事。侨乡会没有实际内容，挂一块牌子，那些挂着理事长理事头衔的人一年难得露一回面，所以刘义就是这个组织的惟一代表兼办事员，对外头衔是“总干事”。
据说12月为曼谷一年中的凉季，室温大约维持在摄氏33度左右，我们坐在办公室一只陈旧的皮沙发上，沙发又窄又短，表面一层动物皮革被汗水浸濡得湿漉漉的，好像它比人更怕热似的。一台老式风扇发出艰难的呻吟，与窗外汽车马达形成噪音呼应。我不停用毛巾揩汗，此刻我身上的汗水就像拧开水龙头一样。
我问刘义，他是怎样关进蛮光监狱，又是怎样逃出来。我问他那些暴动知青的下落。刘义摇摇头说：我是在蛮光监狱当过一百天犯人，但是我并不认识那些暴动知青。因为监狱暴动在我入狱前一年就发生了。
我听见自己的心脏像只鼓足气的青蛙，“扑通”一声就从岩石上跌下来。我结结巴巴地说：可是你给我一个印象，好像你认识那些暴动知青啊！
刘义说：是的，我可以帮你找找看。
我感到自己满腔期待正在像稻田里的风一样迅速消失。一个惊叹号倒下去，代之以一串没有尽头的问号。刘义在一旁笑眯眯地看着我，他幸灾乐祸地说：你要是后、后悔，现在回去还来、来得及。
我恨恨地瞪着这个家伙，有种被他捉弄的感觉。转念一想，他本身不就是一个游击队逃兵，一个叛逆吗？我从包里取出采访本，然后笑笑说：对不起，我从不后悔，采访就从你这个逃兵开始。
3、侯景贤
二十世纪中叶，中国西南边陲曾经发生三次逃亡潮，第一次为1949年，数以百万计的旧政权军队和战争难民涌出国境避难，他们成为如今东南亚华侨的主要来源之一。第二次难民潮发生在六十年代，由于空前的自然灾害，当然还有人为原因，大批边民涌向境外谋生，他们被形象地称为“饥荒移民”。最后一次是“文革”期间，越境者都是上山下乡的红卫兵和知识青年，他们与其说对现实不满不如说对自己不满，他们逃亡的崇高理由是“解放全人类”。
我的朋友刘义便是这批年轻逃亡者中的一个。
那时候刘义在知青名册上还不叫刘义，叫侯景贤，昆明知青侯景贤与许多年后的泰华诗人刘义是同一个人。刘义向我出示一张插队知青的合影照片，年代久远的老照片像一片秋天的黄叶，表明我们人生的航船已经驶过一段很遥远的距离。我看见那个名字叫侯景贤的下乡知青穿越岁月的尘埃向我腼腆微笑，他身穿一件咔叽兰布中山装，挽起袖口和裤腿，背一顶草帽，脖子上围一条白毛巾，这是那个“文革”年代大多数下乡知青的标准像。
我问他：你为什么不安心当知青？吃不饱饭？劳动艰苦？或者对现实不满？
他说：你错了，恰恰相反，我对当知青很安心。
我说：那么你到底为什么越境？
他说：因为人保组（公安机关）下达通缉令，要把我逮捕归案。
那天我们谈话的地点在曼谷闹市区一间窄小的阁楼上，老式电风扇开足马力，热浪扑面而来。我的泰国朋友刘义，准确说是前下乡知青侯景贤盘腿坐在席子上，他身下铺着一领竹凉席，竹席经过常年累月汗水浸淫，已经勾勒出一个清晰的人形来。他的坐姿像个百年老僧，半闭眼睛，好像达摩面壁。我感觉他的眼神很古怪，幽幽地泛着白光，像一条油锅里的鱼。
我专注地盯着他，好像研究一台染上病毒的电脑。关于老知青侯景贤，我此前隐约知道他有一个不幸福的童年，和一段不堪回首的成长史。对于二十一世纪生活在网络和电子时代的中国人来说，“文革”的黑暗年代已经远去，变成地平线上的一片乌云。我经常被年轻读者问及：你那本《中国知青梦》是真的吗？真有那样可怕的事情发生吗？既然当知青不美好，你们为什么还要下乡呢？你们为什么不读大学？提问者没经历过“文革”没当过知青，他们都是改革开放的一代，而我像他们那样年纪还在广阔天地插队。我内心常常泛起一种悲哀，哀叹一代人的历史如此迅速就被淡忘，成为陈年旧事和发黄的纸片儿。但是反过来想，如果今天的青年还在上山下乡，还在被人生的乌云笼罩，他们的父母还在为儿女搞到一个顶替指标或者一张回城证明而奔波，绞尽脑汁不惜出卖人格尊严，这不是我们社会乃至人类的悲哀么？社会进步如此之快，我有什么理由为此唉声叹气而不是感到庆幸呢？
侯景贤，男，1949年12月生。文化程度小学（或者没有毕业），自学初中。迫使少年侯景贤中途辍学的原因有二：一是刚过30岁的母亲因病去世，父亲尚在监狱服刑；二是中学对他关上大门，理由是“出身反动军官家庭”。
4、童年
侯景贤成为一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那年只有13岁。摆在他面前的紧迫任务是挑起母亲撂下的生活重担，养活自己和两个年幼的妹妹。刘义说，他从小理想是上大学，当个大学教授或者像普希金那样的伟大诗人。他11岁发表诗歌，题目叫《登山》，获校园征文奖。奖品是一本笔记本，一支钢笔。
侯景贤在家乡以打架好斗闻名遐尔。我去到他老家采访，当地人显然对这个叫做侯景贤的野孩子记忆犹新。他们说：大侯（侯景贤小名）是条不叫的狗，不叫的狗咬人才叫狠呢。一个头发秃顶的老男人说：我揍过那小杂种，嘁，不是什么好东西！一个老街坊沙哑着漏气的嗓子说：那小子六亲不认，是个浑球。一个当年的伙伴回忆说：闯子（侯的小名）讲义气，打架总是冲在前面……头打破了也不哭。
我问刘义：是你生性特别残忍好斗吗？
刘义哀伤地回说：你知道，我那样一种“狗崽子”，家里连个大人都没有，狗都知道夹着尾巴走路，我能凶得起来么？
我说：可是你为什么到处跟人打架呢？
刘义说：是他们逼、逼的！谁敢欺负我，只要没有把我揍死，我就要扑上去咬、咬死他！
大侯最轰动的一次武斗表演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夕。那时候校园盛行“出身论”，同学以出身划线，已经在裁缝铺里踩缝纫机的童工侯景贤得知有人欺负他妹妹，他毫不犹豫举起一把大剪刀，像只挥舞铁钳的螃蟹闯进校园。他为此付出的代价是遭到痛打，然后五花大绑斗争游街。
刘义小心翼翼地翻出一张老照片，照片上方注明摄于1948年。照片是一对青年男女的结婚合影，那个穿旗袍剪短发的女孩子看上去很清纯，像偶像剧里的高中女生，一双梦幻般的大眼睛流淌出对未来人生的无限遐想。男的是个年轻军官，美式军装，目光炯炯，肩章表明他的军衔是个国民党少校。我的目光久久注视照片，我惊讶于爱情的神圣与永恒，因为即使时间老人的马车已经驶进崭新的21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