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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飞机这件事为什么能成功呢？非常简单，这件事商业上的逻辑正好符合制度逻辑的需要，所以勉强成功了。老牟做飞机的时候完全是走一步看一步，慢慢把这个事折腾成的，而不是一开始就有一个很好的商业计划和商业模型、然后再一步步把它做出来，就像我们现在找风险投资那样。在最初的时候，是一个翻译老薛（航天部下边的一个研究院的俄文翻译）偶尔提起这个事情。他认为苏联的“图154”飞机还不错，在中国应该有市场。那时，省一级航空公司非常少，四川航空公司刚成立，成立后没有飞机，但是他们跟国家计委、国家民航局申请了一个批文，可以进口飞机。有批文可以进飞机，但他们没钱。这时候老牟就对川航说：“我帮你们把图154飞机买进来。你没钱，我给你钱；这飞机我卖给你，飞机到了再结账，你给我担保就行了。”老牟随后就去跟俄罗斯那边谈：你把飞机给我，我给你钱，给你什么钱呢？你那儿不是缺轻工产品吗，我给你轻工产品作为支付，然后你把飞机给我。俄罗斯人听了满口答应，要东西不要现钱。那会儿俄罗斯经济比较紧张，只想要要生活消费品。于是老牟马上返过身就跟中国的厂家谈：你们都给我东西，把你们积压的东西都给我，我给你们钱。厂家说钱在哪儿呢？老牟说：这样吧，我去银行贷款，我贷的钱给你。接着他又去跟四川航空公司谈，说你给我担保，我去贷款；因为你要买飞机，照理说你该出钱，你们现在不用出钱，改成担保吧，这样挺好。但是四川航空公司说：我可以担保，可是我们刚成立，有些银行也不认。老牟就又去找银行，劝说银行担保，四川航空公司反担保。那家银行一看说行，最后就交四川交行担保。这个事儿是我去办的，就是亚运会开幕那一天，我专程到成都去找川航总经理杜定欢协调担保的事。结果，四川交行担保，老牟借到钱，将借到的钱给这些厂家作为订金，比如100万的货我付你50万，然后你把东西拿来。在此之前，他在南德院里弄了个房子做样品展示，叫厂家都来送货，送样品，弄了一大屋子，组织俄罗斯人来看。俄罗斯人看了觉得行的，就具体下单，老牟拿着单子再跟厂家订货。从商业链条来看，他把每个环节连得还可以。最终用户川航只是出了担保和反担保，没有出现金；老牟从银行贷到了款，付给了厂家。只是付给厂家时遇到一个问题，当时所有的厂家没有出口权，老牟也没有出口权，所以老牟找了商务部（现在经贸部）下边一个公司，专门做对苏联贸易的，由这家公司来集中收购和对外出口，他跟这家公司结帐，他也没有一对一跟厂家结帐。这家公司收取了一笔代理费；俄罗斯收到了几十车皮的轻工产品，就把飞机直接飞到成都；川航那边再拿飞机营运的钱还给老牟；老牟再把贷款还给银行。其实这是很合乎逻辑的一个故事。最后这单生意的确是这样做成了。但做成了以后，老牟却没有赚到太多钱，原因是后面飞机营运得并不好，结算的利润并不多。这单业务时间拉得很长，大量货物运输损耗很大，官司纠纷不断；另外这些飞机飞到四川以后，光有飞机还不行，还有航材、飞行员、运营等问题，这一堆事都弄得不好，有着扯不完的皮。所以这件事情是做成功了，但是南德并没有赚太多钱。回头看，这是特别巧妙的一单易货贸易，这单贸易之所以能成功，主要是因为当时的体制正好允许给出这个批文，当时四川省政府和航空公司也有这个需要。总之，它在商业上的逻辑和社会体制上的逻辑还算是相容的。
继这一单成功之后，老牟又继续做，比如做卫星，商业上也是很巧妙的，但却一个都没成功。他是怎么做的呢？当时长城公司是中国唯一能够发射商用卫星的专业公司，但该公司却没有钱推广业务。卫星的价值在哪儿呢？不是卫星本身，而是卫星上面的转发器，那个转发器可以用于商业目的，比如说电视台或者卫星通讯公司。在我的印象中，一个卫星上面可以带几十个用于出租的转发器。老牟了解这一点，所以就去跟长城公司谈：我要发一个卫星，这事儿我出钱。人家说这么多钱，你哪里出得了？老牟说：“我出钱，我肯定出钱，交给我吧！”然后他又说：“我要给你发，我要出钱，但你不能什么都不跟我签啊！你怎么能证明你要让我发呢？最好签一个协议。”后来双方果真签了一个协议，约定南德出钱，长城公司发射，发射成功后，卫星上的转发器归南德支配（出租经营）。南德还承诺在多长时间内付清发射的钱，付不出这个钱合同自然作废。这都是很合理的。签完以后，老牟就拿这个协议去找那些需要转发器的单位，跟卖楼花似的：我有五十个转发器，这个转发器肯定有人要，你要不要？然后跟你签一个，跟他签一个，推销出去一个转发器就收10％定金，这10％的定金就能够支付长城公司的头款。比如长城公司付款周期是三个月，老牟这边签的收款时间是一个月，他收了钱就付给长城，付给长城以后，长城公司就履约发射卫星。之后就是不断左手收钱、右手付钱，只要把两个付款节奏错开就行了，也就是说，只要长城那边付款日期晚这边一个月就可以了。不光如此，这边收钱那边付，中间的差价就是利润，挺好。这个项目的商业逻辑不单是巧妙，简直就是绝妙。发卫星可不象卖烧饼那么简单，谁敢想啊？！只有老牟敢想，他有一个理论，就是好生意必须是无竞争的，卫星和转发器的生意在中国绝对是无竞争领域。
虽然这个项目本身的商业逻辑是对的，但后来为什么失败了呢？据说主要原因是国内政策不允许，于是老牟跑到俄罗斯去发，也就是说这个商业逻辑和国内的管理体制发生了冲突。卫星这种东西是国有垄断的，怎么能让民营企业玩呢？老牟要突破这个，以为无非不用长城公司发了，只要客户还在，到俄罗斯发也是一样的。（全世界能发的有好几家公司呢。）好不容易解决了发射问题，第二个冲突就来了，那就是涉及国家安全方面的原因：国内用户能不能租用俄罗斯的转发器？老牟原想绕着弯儿解决这事儿，紧接着又出来一个问题：他那个转发器台湾也要租，而台湾租了以后可能会用于监视大陆，这显然是大陆绝对不允许的。就这样，这桩生意不断跟政治制度层面上有冲突，最终迫使老牟收手不做了。这个故事也很有意思，在普通老百姓看来，这些事儿可能太玄了——一会儿弄飞机，一会儿弄卫星；其实商业上非常合理和巧妙。这件事情如果放在西方的制度环境里，成功的可能性非常大。
再有一个故事，就是运作航母。牟其中想把俄罗斯退役的航母卖到中国来，这在当时有一些可能性，商业上也好象说得通。一般人会认为这是故事，就象电视连续剧一样错综复杂，普通老百姓得看那么几集才能整明白。但牟其中是导演，一开始编剧时他就知道结果，他让你跟着哭、跟着笑，到最后一集了，才给你个大团圆的结局，观众到这时才能喘口气，其实中间该哭该笑的都跟着编导经历完了。老牟是编剧，他的设想是合理的，但跟现存体制的冲突太大了。可能20年以后，在中国的市场经济完全是自由和开放的情况下，他的想法真的就可能变成现实和巨大的商业成功。
牟其中还做过几件事，我认为也是很有想象力的：第一件是根治陕北的沙漠化。当时我们到陕北去的时候看到，陕北的地形是沟、梁、卯、塬，梁就是坡脊的尖尖，卯是一撮一撮的堆堆，塬是平的地台。这种地形地貌，水土流失非常严重。所以老牟就组织了一些水土保持专家、农业专家、气候专家去看；此外，他还邀请了一些特别有意思的专家——定向爆破专家。他有一个构想：我要把这些沟沟坎坎弄平整起来，把高出来的炸到低的地方填平补齐，三炸两炸不就炸成平原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