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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个别不同店名之外，还有一个统一的百货公司之名，如吉之岛、西武、崇光、永安等，有统一的收钱处理，单据名字一样，袋子一色，早上开店与晚上关店同时间，销售员则可由个别商店自雇或由「中央」分派。是一家公司还是数十家？
你可能认为，既然是同一大厦，又是一家大名的百货公司，其中百货的百家商店除了牌子不同外，其实是一间百货公司。但美国的购物中心（shopping center）有类同的安排，只是地价相宜，不向上空发展，建筑物有别，「中央」不易统一收钱，不分派服务员工。
公司的界定，从生产或经营的角度看，不能以商业注册为凭，也不能以合约安排的不同而有所转变。人与人之间有竞争，有合作，有合约。合约与合约之间有关连。你和我订约生产，我可以判出去（sub…contract），受我判的可以再判出去（sub…sub…contract），称判上判，可以直判（vertical integration），也可以横判（horizontal integration），判、判、判，判之不尽。中国大陆盛行承包制度之际，直判横判皆称层层承包。一家公司可以看作小如两个人的生产合约关系，但如果让合约不断连串起来，再看，这公司可以大如一市的经济，一省，一国，甚至整个互相交易的世界。
从生产组织的角度看，我们要有下列三个情况的合并才可以界定一家公司：
（一）从事生产的经理把产品断权卖给顾客；
（二）经理只用工资合约或租金合约与生产要素的主人成交，而后者主人不再外判；
（三）经理与经理之间没有任何合约关系。在这些情况下，我们清楚地有一个产品市场与一个生产要素市场，而一个或一组经理合伙或一个法人，持一组雇用及租用合约，就成为一个可以独立界定的公司组织了。
然而，真实的世界复杂。可以独立界定的公司常被中间人、工作外判等左右，不同机构的经理之间普遍有合约关系，而任何一种生产要素往往有变化不同的合约安排。这些复杂的变化使我们无从把一家公司的范围界定，不知大小，因而不知公司是什么。有趣的是，这些使我们不知公司为何物的复杂变化的产生理由，与我们解释公司的产生完全一样：要减低交易费用。
是的，件工及其它不同合约的选择，外判、判上判，经理之间的合约关系等，皆因要节省交易费用而起。这里我要重复卷二分析生产成本时提及的。一位在东莞开塑料制品厂的朋友对我说：「以生产安排来说，东莞的所有塑料厂都是我的，而我自己的塑料厂都是他们的。」大家有工就开，有饭食饭，见钱搵钱，互相竞争，互相合作。这是如假包换的「共产」制。共产者，共同生产之谓也。顺利地做到这一点要有两个不可或缺的条件：其一，生产要素是私有财产；其二，合约安排可以自由选择。今天贴上「中国制造」的产品在世界各地耀武扬威，乃成功地共产之故也。
高斯的思想我历来清楚。他和我很少有不同之见。三十多年来行内的朋友（连高斯在内）都认为我是了解高斯的人。然而，在公司界定的话题上，高斯和我的意见分离，各持己见，已经二十年了。他认为公司可以独立界定，我则认为除非特殊情况，不能。他很喜欢我那一九八三年发表的关于公司的文章，尤其认为我提出的以委托量算工资会带出有形之手是重要的贡献，但他反对我当时的不能界定公司的结论。一九九○年的瑞典会议中，差不多举世的新制度经济学专家都在座，高斯也在，竟然没有一个同意我提出的不能界定公司的看法。（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没有想过公司界定的问题。艾智仁当时也在座，听说去年──二○○一──他改观，怀疑可以界定公司。）
我不是固执，而是看不出自己的推论错在哪里。希望这里能澄清我的观点。我不是说任何角度都不可以界定公司。我说资产负债可以界定，即是说财务与税务可以界定，但作为生产组织就不能界定了。然而，无论奈特、高斯，及跟而来对公司的性质有兴趣的经济学者，一般是从生产组织那方面分析公司的。
从生产组织的角度看，我认为公司可否被界定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合约的选择与这选择带来的代替，而舍无形取有形之手也重要。我今天也认为，从公司与公司之间的角度看生产竞争有不足之处。我们要改进，选取人与人之间或资产（生产要素）拥有者之间的竞争来看世界，而又要明白竞争与合作在基础上是没有冲突的。
离开「公司」这个大题目之前，我还要修改两个比较重要的有关观点。其一是公司或生产机构之内的管理有等级排列（hierarchy）。这是威廉逊（O。 Williamson）看公司的重点。威氏是机会主义（opportunism）的中心人物，他选走艾智仁与德姆萨茨的路，把卸责归纳于机会主义而一般化。威氏对等级排列的处理，是监管的需要引起等级。我认为等级排列是因为在生产机构之内，好些生产要素──如工具、家具、纸张、用地面积等──是公用的。有些机构把这些要素内部订价，但不能全都订价。公用的要素没有明确的使用约束，会引起租值消散，而等级排列是把使用的权力界定，从而减低租值消散的浪费。这点第六与第七章会补充。
其二，高斯指出列宁（N。 Lenin； 1870…1924）认为一个国家就是一家大公司。这样看没有错，而以公司的有形之手的推理来支持公有或共产制度最有分量。然而，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公司或生产组织，经理要靠无形之手（市价）的指引才用有形之手指导生产，而生产要素的拥有者有自由选择合约的权利。
（《经济解释》之九十三；第五章完）
第六章：从齐家到治国
共三卷的《经济解释》还有两章就写完了。再加一章（第八章）只是简短的后记，可以不算，也可以不写。能一口气从卷一的科学方法写到卷三的公司性质是个奇。那些是我有信心下笔的话题，虽然事前想不到写到卷三的中间，自己最专长的合约安排，竟然举笔维艰！
好文章要一气呵成，但一口气写三十万分析文字是不容易喘气的。合约安排算是写完了，很满意。这样说，是因为跟而来的两章我没有信心写得好。不是我专业之外，而事实上有关的问题我想了二十多年。没有信心是因为题材太困难：涉及政治、国政理论（theory of the state，又译国家理论）、产权制度转变等题材，一般不是书生之见可以处理的，更何况我平生讨厌政治，一想到就头痛。
奇怪，我这一辈的经济学者，越退休之年的多向国政理论打主意。没有谁得到大成果。不是没有理论，而是理论纷纭，莫衷一是。现在逼轮到我，怎么办？告诉你吧。
今年（2002）初，多年老友巴赛尔直用A Theory of theState之名，精装出版了一本厚厚的书，送我一本。细想后我决定不读──要等到写好了自己的，出版后再算。自己想了很久，看到了一条路，希望走下去会越走越清楚。读他家之作，可能把自己还不太清楚的看得乱了。
我选走的路是简单的。那就是我在这里写了两卷又四分之三的那一条。既然这条路没有中断过，连弯也没有转，我就直走下去算了。在第八章的后记我会述这路的简单结构。这里要说的，是从这点直走下去，因为牵涉到历史与政治，没有来路的街头巷尾的观察作指引，前路不容易走。但不管走得对或错，好或坏，直走下去是唯一选择。无论怎样说，从这里走下去是会比较弱的。
第一节：中国旧家庭与伦理治国
一九七二年我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旧礼教家庭的子女婚姻的文章，到最近才在行内引起微波。就让我从中国旧家庭说起吧。
以农业为主的旧中国，家庭是一个生产机构，可说是一家公司。虽然雇用劳力或租用土地的安排早已存在，但大致上生产要素是长者的私产。子女也是父母的私产，一家之主是父亲。一方面看，子女算是奴隶了。子女可以被卖出去，女的通常经过婚姻被卖出去，而杀子女的行为大致上是容许的。另一方面看，父母与子女之间有爱，所以子女不能纯从奴隶的角度看。
那七二年的文章解释了盲婚是父母不容许子女选择配偶，从而较为方便地增加家庭的财富；解释了童养媳是提早收购，价格较低，购入后自小培养比较听话、服从；解释了扎脚是为了恐怕外家引进的媳妇逃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