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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所有产权制度的安排，都是为了减低租值消散而起的，但因为局限条件千变万化，不同的制度安排就出现了。
私有产权，以市价为竞争准则，没有租值消散，但私有产权的形成只是不同的局限条件中的一个选择。因为局限有变化，非私产的制度安排绝不罕有。非私产当然有较大的无主收入的倾向。以公海捕鱼或公众海滩使用为例，其减少租值消散的办法是推行管制使用的规例。另一种办法是，今天在香港的公立学校，昔日的共产中国，减少租值消散采用的是规例加上论资排辈，或以等级界定权利。然而，论资排辈，或分等级，我们也可从一个或多个私人拥有全部股权的公司或企业见到。这后者也是与减少租值消散有关的，又或者从另一个角度看，是因为厘定价格的交易费用过高。这是本卷第五章的话题了。
（《经济解释》之八十二；第三章完）
第四章：生产要素的合约安排
「生产要素」是西方经济学的factor of production的国内中译。囿于马克思的传统，生产要素、生产资料、资源、资产等词在国内有不同的阐释。西方经济学，尤其是在费沙（I。 Fisher）之后，这些词汇是同义的。不同的是人是人、马是马、房子是房子、土地是土地、工具是工具，在用途上各各不同，但这些都是生产要素，既是资源，也是资产。费沙的正确观点：凡是可以导致收入的，都是资产，而资产的市值就是资本了。但资本是收入以利息率折现，要有市场才能算出来。然而，不管资本可不可以算出来，所有生产要素都是资产。
生产要素劳力、土地、工具等的样子不同，而生产的性能也有别。生产要素与产品之别，是物质上的不同。一个工人有手有脚，但造出来的鞋子是不同之物。前是要素，后是产品。然而，除了物质上连小孩子也知道有明显的不同，经济学者在方程式上所说的分别就不一定存在了。
好些年前，一家大学请我作评审委员，要对他们的一位经济学助理教授的升职作评价。好几位委员，只有我是外来的，当然要客客气气，手下留情。那位助理教授作的研究是很普及的投入（input）与产出（output）的分析。轮到我提问，不能不问，于是简单地问：昨天在街上遇到一个擦皮鞋的孩子，他把我的皮鞋擦亮后我给他一块钱，这一块钱究竟是买这孩子的劳力投入还是买鞋上的光泽产出呢？那位助理教授怎样也答不出来，而其它在坐的委员是经济学的门外汉，低估了我的浅问题，否决了助理教授的升职，使我耿耿于怀久之。
朋友，你知道答案吗？让我告诉你吧。我那块钱既可看为购买那孩子的劳力投入，也可看为购买皮鞋的光泽产出，二者只可选其一，任君选择。但在不同的制度安排下，例如有一个中间人，付钱买孩子的劳力时间，然后将擦亮了的光泽卖给我，投入与产出之价就分开了。这是第五章的一个重要话题，暂且按下不表。
第一节：传统的工资理论
传统的工资理论，择其要点而言，相当简单，而逻辑也够严谨。生产需要两种或以上的生产要素的合作，这里分析的是劳力作为生产要素，其它要素暂且假设固定不变。以一个图表的横轴作为劳力之量，纵轴是工资（wagerate）或是边际产值。在竞争的市场内，边际产值是边际产量乘以一个固定的产品市价。因为边际产量曲线的决策部分是向右下倾斜的，所以边际产值（value of marginal product）的曲线也是向右下倾斜。
一个雇用劳力生产的商人，为了争取最高收益，雇用劳力之量是工资等于边际产值。这样看，边际产值曲线就是这个商人的劳力需求曲线了。像物品的需求曲线一样，生产要素的需求曲线也是向右下倾斜的。我曾经说过，消费物品与生产要素不一定有区别：吃饭之米与睡觉之床都协助生产，说是消费物品或说是生产要素皆可。所以若取简舍繁，物品与要素的需求曲线可以不分彼此，只是前者的右下倾斜靠武断，后者的右下倾斜是边际产量下降定律使然。我们这里要分析的是使用生产要素的含意，所以读者要暂时忘却消费物品。
上述的分析有三个变化，都不重要，略谈一下算了。其一是用固定的产品市价是基于有「完善」的产品竞争市场。如果产品有垄断性，或因为有交易费用而使市场不「完善」，这固定的产品市价就不能用了。增加了复杂性，但生产要素的需求曲线还是向右下倾斜的。
其二，上述的分析是假设产品市价不变及其它合作的生产要素之量不变。如果我们让市价及其它要素转变，分析就变得相当复杂，是研究生的必修课程，但也不重要。重要的是生产要素的需求曲线还是向右下倾斜的。
其三，工资在竞争下的厘定，当然与劳力的供应有关。上述的工资等于边际产值作为一个均衡点，是厘定了的工资。劳力的供应曲线无论怎样画都会穿过这一点，因为产品的市价已反映市场整体的需求与生产要素的供应。有垄断性的产品市场或有垄断性的生产要素市场会有变化，其复杂性这里不分析了。
基于上述的分析，以下的四个传统的含意是比较重要的。
（一）不同的生产要素，其分析大致相同。那是说，图表的横轴代表劳力还是土地没有重要的分别，虽然在下一节我会指出，劳力因为在性质上与其它生产要素有重要的不同，引起复杂而精彩的变化，但这些不是传统分析所关注的。
（二）以横轴为劳力之量，工资乘以劳力的使用量是劳力的收入。但工资是平线一条，等于边际产值，工资之上的、边际之内的产值是其它生产要素的收入。如果这其它要素是土地，那么工资之上的边际产值加起来就是土地的租值了。这就是收入分配的基本理论。如果只有劳力与土地两种生产要素的话，总工资与总租值加起来必定与总产值相等。
（三）生产商人的决策，是任何产量都要把成本减至最低点，而这是收益极大化的先决条件。生产成本最低的情况，是不同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值的比率与这些要素的相对价格相等。
（四）因为每个生产的人都意图把工资与边际产值看齐，同样的劳力，在不同的用途上会有同样的边际产值。其它生产要素也如是。但这是假设市场的运作不会受到交易费用或政府的干扰。
上述是简化了的传统分析，其架构是可取的。然而，这分析的本身对解释行为的用场，往往受到真实世界有交易费用的限制。传统的分析大致上可用，但要理解合约的安排，以及不同的合约安排对行为的影响，这分析是不足够的。那是说，大致上，工资与租值等作为生产要素的回报厘定，传统的分析是可取的。但经济的行为并不限于工资与租值的厘定，或生产要素的收入分配。少许的分配转变，从收入分配的角度看不重要，但却可以重要地影响其它的行为或现象，而合约的安排是其它现象中最重要而又精彩的。这后者传统的分析是忽略了。
高斯于一九三七年发表的鸿文（R。 H。 Coase； The Nature of the Firm）是含意合约安排的选择，但他可没有说出来。我应该是第一个明确地分析生产要素的合约选择的人，那是一九六六年。一九六七年的秋天在芝加哥遇到高斯时，我指出合约安排的现象非常重要，而又告诉他我重读他一九三七年之作，觉得其内容是我论文中所说的合约选择。他很高兴，过了几天完全同意我的观点。
我那关于选择合约安排的文章，发表于一九六九年。是这篇文章，以及在《佃农理论》中我对传统佃农分析的详尽批评，触发了今天的合约理论、雇主与代办（principal…agent）理论，与博弈理论的卷土重来。但我那一九六九年的文章是被时间所迫而发表的。从那时到今天，我对该文有不满意的地方，因为我把风险（risks）作为交易费用之外的一个决定合约选择的重要因素。我不喜欢用「风险」这个概念，因为不知道风险要怎样量度才可以推出被事实验证的含意。当时我选择在真实世界可以观察到的收入变量（variance）作为风险的量度，明知逻辑上有问题。这是因为如果能预知收入的未来变量，就没有风险可言了。其它的风险量度，逻辑上比较可取，但无从观察，不能验证假说。我不是说没有风险这回事，而是在逻辑上无从以之推出可以验证的假说。
是的，一九六八年的严冬，在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