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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的物品或资产大致上都合乎私产的性质。
第二个版本也可从《联邦传播委员会》文中见到，那就是在种麦与停车的混乱例子中，若权利被界定为私产，市场的交易可使土地用作种麦，或用作停车，再没有混乱，土地的使用是按价高者得。高斯定律的第二个版本于是说，有了明确的权利界定，在市场交易下资产的使用会导致最高的资产价值。
从实证科学的角度看，这第二个版本算不上是定律，因为我们无从以之推出可以被事实验证的含意。什么才是最高的资产价值只有天晓得。严格来说，这版本是套套逻辑（tautology）。从卷二第四章第三节可见，每个人都不断地在局限下争取利益极大化，如果所有的局限条件被引进分析，柏拉图情况是一定会达到的。局限转变了，资产的价值当然会跟变：局限下降产值会提升。这样，资产的价值，就算是局限过高而下降至零，也永远是最高的。
虽然这第二个版本是套套逻辑，但我自己要得到高斯的提点与德姆塞斯的阐释才看得出来。套套逻辑本身没有解释现象的功能，但有时可以提供一个重要的角度看世界。我从这角度学得不少。是这角度使我知道要解释人的行为，主要是调查真实世界的局限条件，而又要把有关的与无关的分开。后者，我在上述的卷二的章节中分析自助餐时说过了。
第三个高斯定律的版本，是今天大名鼎鼎的高斯定律。这版本又被称为不变定律（Invariance Theorem）。不在高斯一九五九年发表的《联邦传播委员会》文内，而是见于他一九六○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后者是二十世纪经济学被引用次数最多的文章。
话说高斯于一九六○年的春天在戴维德之家大辩论后，成竹在胸，回到维珍尼亚大学就立刻动笔写《社会成本问题》。文稿当然交给戴维德的学报发表，每年只出一期，高斯要赶在六○年那期刊出。他写好一节就寄一节给戴维德该文是一节一节独立地写，一节一节地寄出。这样，节与节之间就没有一般文章那样有连贯性了。我提出上述的奇特投稿方式，是希望读者有机会拜读高斯六○年的大文时，要自己把节与节连贯起来。不然的话可能失之毫厘，谬以千里。高斯是一流写手，但那是五十多页的长文，好些人看了首两节的五、六页就不再读下去。读者也要注意该文的英语题目是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Problem是「问题」或「困难」，不是答案。很不幸，一般读者读该文，以为高斯是提供了社会成本（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分离）的答案。
这里要补加一个有趣的闲话。高斯赶呀赶的，一节一节地寄出，殊不知戴老漠不关心，绝不紧张。后来戴老告诉我：「高斯要在六○年那期发表，我就同意是六○年。要是高斯的大文要两年才写好，我就等两年才出版六○年那期算了。」当时戴老的学报是有稿酬的。我问戴老：「该文你给高斯的稿酬是多少？」他响应道：「当时学报的规定，是以每页算固定的稿酬。要是没有这规定，我会将所有的钱送给他！」是的，学术也有识英雄、重英雄这回事。
那所谓「不变定律」，是从六○年文内的畜牧与种植的例子推出来的。有相连的甲乙两块地，甲地用作养牛，乙地用作种麦。甲地的牛群跑到乙地吃麦，吃得胖胖的，但不付费，在边际上牛肉的增值一定会低于麦的损害，而麦的损害是社会成本的一部分。这样，社会成本（养牛的成本加麦的损害），就会高于私人成本（养牛的成本）。二者有分离，无效率，传统之见是政府要抽养牛者的税。
高斯问：牛吃麦的权利谁属？他先假设麦是种植者的私产，未经许可牛群不能侵犯。这样，如果所有交易费用是零，牛群吃麦若能使牛的增值在边际上高于麦的损害，养牛者就会出一个价给种麦者，让牛吃麦去也。种麦者乐于收费而让牛群吃麦，直至麦的损害在边际上与牛群的增值相等。维护产权的费用（交易费用）是零，养牛者或种麦者会建造一栏杆，位于麦的损害等于牛的增值的边际界线上。另一方面，在竞争下牛吃麦的收费，在边际上会与麦的损害与牛的增值相同。
这结论不奇怪，奇怪的是高斯跟把权利倒转过来，竟然得到同样的结果。他转过来，假设吃麦的权利是养牛者所有，牛可以大吃特吃，权之所至，种麦者不能反对。这样，在交易费用不存在的情况下，吃麦的损害在边际上若高于牛群的增值，种麦的人就会出价给养牛者约束牛群。在竞争下，种麦的人所出的价是麦的边际损害，而若这价高于牛群吃麦在边际上的增值，养牛者就乐于收价而约束牛群了。栏杆建造的位置，会与种麦者有权禁止牛群吃麦的位置相同。
这就是今天家喻户晓的高斯定律：权利只要明确地界定为私产，不管产权谁属，交易费用不存在，市场就会以交易的方法使麦的损害与牛的增值在边际上相等。畜牧与种植的私人成本也会与社会成本相同。这版本被称为「不变定律」，是因为不管产权谁属，栏杆的位置都是一样，不变。
高斯六○年的鸿文发表后，有些学者吹毛求疵，指出无关重要的错。例如有人说高斯的例子是一个畜牧者对一个种植者，是垄断对垄断的情况。我在上文加上「在竞争下」，说的是邻近有多个类同的农场，大家都可以选择，或出售土地给潜在的竞争者。又例如有人说高斯忽略了财富转移的效果，所以栏杆位置不变不一定对。麦如果是种麦者的私产，他会比较富有，但如果牛吃麦的权利转到养牛者那边去，后者会较富有。这是对的。但有人说因为财富的分配前后不同，较富有的一方喜欢多吃牛，或喜欢多吃麦，栏杆的位置就会有点改变了。吹毛求疵，责之何患无词！
究竟这大名的高斯定律是不是一个定律呢？看来是，其实不是，因为在基础上高斯的逻辑是错了的。他不应该假设交易费用是零。我们要知道私有产权（清楚的权利界定）是一种制度，市场也是一种制度，而这些制度的存在是因为有交易费用而起的。如果所有交易费用真的是零的话，我们根本不需要有私有产权，不需要有市场交易，栏杆也一定会建在牛的增值与麦的损害的边际相等的位置上。
想想吧，如果交易费用是零，一个免费的仲裁者可以知道每个人的专业生产成本、品味，可以知道土地或任何其它资产的适当用途，可以知道每个工作者的边际产值，也可以知道怎样按边际产值分配，分配些什么，劳力之外的资产租值可以怎样分配而没有人有异议，等等。这样定下来，资产（包括劳力）的使用决定了，分配大家同意了，每个人言而有信，不会反悔，不会偷懒、卸责、欺骗等，约束牛群的栏杆一定是建在上文提出的位置。中央指导与分配神乎其技，不需要有私产，也不需要有市场。这是没有交易费用的世界，可惜这是个乌托邦。
高斯假设有产权界定及有市场交易，与他假设的没有交易费用是有冲突的。三者不能共存。没有交易费用，不会有产权或市场。问题是哪些交易费用会促使私产制度与市场制度的存在，或怎样的交易费用可以挽救栏杆的位置？
这个问题我想了十多年才得到答案。真不好意思为人师表。我常对学生说：想不通就要转换角度。说来容易，但自己往往不懂得怎样转。我自一九八一年就知道高斯定律有上述的困难，于是试从交易费用是零加上去，加来加去也加不出答案来。几年前一天晚上，时来运到，我从梦中惊醒，意识到答案要从高的交易费用减下来，因为私产与市场是为了减低交易费用而产生的。这角度一转，只几分钟就知道答案的大概。
且让我从中国大跃进的人民公社的交易费用减下去吧。不是有意挖共产中国的苦，而是人民公社的实例不容易找到类同的。要是交易费用是零，或够低，人民公社大有可为，毛主席当年是忽略了交易费用的考虑。
近于完全没有私产（包括劳力）的人民公社，工作与产品的分配，资源的使用，皆由中央直接或间接地指导。要是所有交易费用（包括讯息费用）是零的话，产权的界定是多此一举的：交换不一定需要市场，以专业生产然后由中央指导交换分配，天衣无缝，根本不需要市场。
问题是在中央主理的情况下，人的自私本质不变。讯息费用、监管费用、政治费用等加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