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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结账，每个顾客就诚实地说出自己吃了的每样食品之量，以平均成本算价，加上上述的个人「租值」费用。这样做，既没有边际的明显「浪费」，也没有「非自助」的交易费用。同样食品与食量，顾客的总付价会是最低的，而餐室老板也笑逐颜开。
困难是吃自助餐的君子不容易「知书识礼」：不打算大吃特吃，他们不会选吃自助餐。老板挂出平均成本的告示不会有效：若有效，这种告示老早就挂了出来。是的，人的自私，不断地图私利，会大幅度地增加交易费用。
七十年代初期，托洛克（G。 Tullock）发表了一篇有趣的文章。他问：盗窃何害之有？盗者得而物主失，一得一失，是财富的转移，何害之有？他的答案是：因为有盗窃的存在，物主把家的大门装上锁，而这装锁的费用若没有盗窃是不需要付出的──盗窃于是引起浪费，违反了柏拉图情况。
因为盗窃而装锁是对的，但何浪费之有？人的自私会增加生产，经过史密斯的无形之手（invisiblehand），在市场交易使社会得益。但人的自私也会带来盗窃、欺骗、卸责、恐吓种种行为，增加交易费用。自私对社会有利也有害，要是害大于利，我们早已灭亡。利与害的差距大小，一般来说，是以制度决定的。这是卷三的话题，按下不表。
回头说托洛克的盗窃论点，我们不能说自私对社会有益就是有效率，有害就是无效率。自私就是自私，是一般性的「局限下争取极大化」。要是每个人会为社会有利而自私，为社会有害就不自私，社会当然会比现实的富有得多。
是的，如果每个人都遵守圣经的十诫，交易费用会下降而使社会财富增加。然而，从解释行为的角度看，经济学不能用自私的假设附带圣经十诫的例外。倒转过来，我们要问：圣经为什么会有十诫？中国传统为什么要论忠孝，要讲礼法？我们为什么教自己的孩子要诚实，要负责任？答案是我们的社会要以教育或宗教或伦理来减低交易费用。可以减一点，不减很多，因为减低交易费用也要受到局限的约束。
从社会的整体看，「局限下利益极大化」的假设是含意交易费用是可减则减的最低水平。不同的制度会有很大的水平差距，但那是因为局限不同，也是卷三的后话了。
想想吧。如果每个人都言而有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律师就要转业；如果没有盗窃之类的行为，大部分的公安人员就要另谋高就；如果每个工人都尽责，经理的生活就不会好过
──这一大群的人转向物品生产，社会财富增加势所必然。然而，无信、盗窃、卸责等大幅度地增加了交易费用的行为，是一般性的自私的结果。
史密斯（A。 Smith）一七七六年发表的巨著──《原富》──高举自私给社会带来的利益。他那石破天惊的「无形之手」及有关的论证，观察入微而又深入浅出，令人叹服。本书卷一提及，我与史前辈的不同之处，是我重视自私给社会带来的损害。这损害主要是大大地增加了交易费用。是重要的，因为我们可以藉此而解释数之不尽的行为。
第五节：卸责与博弈理论
卸责（shirking）的问题是我在一九六九年首先以文字提出的。近二十年来博弈理论大行其道，这提点是导火线。在师友之间我以口述提出卸责的问题，是一九六七年初。跟在六八及七○年我先后举出两个例子，提出两个问题，经济学就或多或少地改变了，但改变的方向我是反对的。
在《佃农理论的前因后果》那长文中，那两个例子与问题的回顾是这样的：
例一：「两位仁兄要从山上把碎石搬到山下（是昔日香港西湾河山上石矿的例子了），每个人分开来搬，一次可搬五十磅，二人加起来是一百磅。若二人合作抬碎石下山，一次可抬一百二十磅。然而，合作之下，甲方要将重量推到乙方（是卸责），而乙方也要把重量推到甲方（也是卸责），那么二人合作的一次重量，必定少于一百二十磅。但不会低于一百磅，因为低于一百磅，他们分开来搬石的收入会增加。我问：假若二人合作，一次下山所搬的重量是一百一十磅，在有多人搬石的竞争下，这重量是从何而定的？」
例二：「抗战期间，我和母亲在广西逃难，坐船江上行，见到船是由岸上的多个劳工用绳拉行的。每个拉船的人都意图卸责，大作用力之状，其实把船的重量推到他方去。因此，有一个拿鞭子的人，判断谁有卸责之意，挥鞭而下。我问：这个挥鞭的人可能是由被鞭的劳工聘请的，究竟谁是雇主，谁是被雇？」
这卸责问题当年在芝加哥大学与高斯研讨了一段日子，到最后大家同意不管用，需要放弃。我的观点，是卸责与盗窃等是同类的行为，都是自私范畴内的表现。说人自私（争取极大化），又说卸责，岂不是重复了？还有另一个问题。说人会卸责虽然十分可信，但在观察上我们怎可以鉴定哪一种行为是卸责呢？像说谎那样，不是绝对不可以鉴定，起码法庭可以那样说，但要众所认同就会有困难。
当年我想，卸责是因为有交易费用而起，验证假说我们可选「卸责」或交易费用。二者可选其一，但不可二者兼选。我选交易费用。这些费用是约束行为的局限，虽然考查其高低或转变往往不容易，但可以做到。卸责不是局限，而是行为本身的自私假设。像自私一样，其或大或小或转变就不容易考证了。
七十年代中期，与卸责类同的术语──如opportunism、holdup等──在经济学急升。把这些概念数学化，就是博弈理论（theory of games）。这理论起于四○年代初，主要的贡献者是数学大师温纽曼（J。 von Neumann； 1903…1957）。是一门精彩的学问，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为了协助战略而兴起的。一九六二年我拜读过温纽曼与经济学者摩根斯坦（O。 Morganstern； 1902…1977）的经典名著，《博弈理论与经济行为》。当时该书还是洛阳纸贵，但过了几年行内就失却了兴趣。今天博弈理论在经济学大行其道，是卷土重来。
毋庸置疑，博弈理论可以解决某些问题，但解释行为是另一回事。我认为博弈理论是不可以用作解释行为的──到今天，我还没有见过一个以博弈理论为基础而又验证过的解释行为的假说。有时一些「卸责」的假说看来是解释了行为的，但其实是利用了局限条件的转变。
我认为今天博弈理论的盛行，主要是因为考查交易费用的转变很困难，有时花几年工夫也一无所获。一九九八年我说过一句今天在新制度经济学中常被引用的话：「交易费用这回事，不是一个希望拿得终生雇用合约的年青助理教授有胆染指的。」我说经济学可以解释世事，可没有说可以容易地解释。
且让我以《博弈理论的争议》一文内提出的贺泰伦反论（Hotelling paradox，是博弈游戏）来解释一下。我写道：
「这个反论说，一条很长的路，住宅在两旁平均分布。要开一家超级市场，为了节省顾客的交通费用，当然要开在长路的中间点。要是开两家，为了节省顾客的交通费用，理应一家开在路一端的四分之一，另一家开在另一端的四分之一。但为了抢生意，一家往中移，另一家也往中移，结果是两家都开在长路的中间，增加了顾客的交通费用。
「这个两家在长路中间的结论有问题姑且不谈，但若是有三家，同样推理，他们会转来转去，转个不停，搬呀搬的，生意不做也罢。这是博弈游戏了。但我们就是没有见过永远不停地搬迁的行为。」
数十年前，玩这个游戏的人把数字加加减减，或把直路改为弯路、球形等，这些都是游戏。
解释上述的地点选择的行为，经济学的方法只有两点。第一、我们要问：依照需求定律，节省交通费用是不是唯一的考虑？第二、两家或更多的超级市场之间的协议费用究竟是怎样的？一家可以收购另一家，或者大家合并，或者不言自明地各自选取顾客交通费用最低的地点，又或者集中在一起，使交通费用增加。
只要你让我随意假设交易（协议）费用是如此这般，你要我把多少家超级市场安定地放在什么地点我也可以做到。困难是考查真实世界的交易费用究竟是怎样的。
（《经济解释》之四十七；第四章完）
第五章：市场概论
永远不要说市场没有竞争。就是政府只发一个牌照，只让某产品有一个供货商垄断地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