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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看今天的世界，维护人民的权利也是任何政府首要的任务，虽然在共产政制中，这维护不是从产权入手。另一方面，维护私产的费用不菲。然而，数千年来，私产或近于私产的制度安排驱之不去。那是为什么？
答案是只要私产保障得宜（不是说很完善），这制度的运作有四项经济效益，远超任何其它制度。其一是资产的使用个人自己负责，自负盈亏，鼓励了自力更生的意欲。其二是私产的转让容许资源的使用落在善用者的手上。其三是在无可避免的竞争使用资源下，私产的租值消散最小。其四是基于私产的市场，市价传达的讯息虽然不一定准确，但比起其它制度还是远为可靠的。
私产的困难有二。一、你的私产他人欲得，而且可以不择手段；二、改变了私产制度，游戏规则不同，在私产市场竞争的败军之将可以反败为胜。撇开无法无天的掠夺不谈，我们可从二十世纪的经验中体会到侵占私产与改变游戏规则的方法。
（一）选取治理方法是间接地改变了游戏规则，而这规则的转变可以侵占产权。我在上章提到的民主投票就有侵占产权的效果，而投票的方式可以有很多种，使私产的拥有者防不胜防。是的，先进如美国，一块私产土地的发展虽然有明文规例，但信之者是傻瓜。申请通过按规例建筑时，有环保、有海旁管理、有压力团体、有几个委员会要投票通过。分明是按正规例，有反对之声就可以阻你三几年，你的律师费用可能高于地价。
这是说，以维护私产与个人权益而知名于世的美国宪法，在有不协调的治理方法下事与愿违。不协调的治理其实是改变了产权的性质，游戏规则也跟变。
（二）无知或讯息不足给予特权分子可乘之机，为一小撮人的私利而损害整个经济。香港一九四八年推出的战前楼宇租金管制，维持了三十多年，严重地损害了住宅楼宇的供应。当时港督与几个行政局委员考虑要管，拿纽约的租管参考一下，开了几次会议就拍板定案。委员中一半以上是律师，可能无意，但后来这租管使律师行业生意滔滔。说明是暂时性的，只管一年，又一年，后来索性不说暂时了。租管是明显地侵犯私产权利，竞争的游戏规则有大变。但无知有时对经济有好处。香港战后是考虑过推行外汇管制的。但前财政司郭伯伟告诉我，因为不懂得怎样管，结果不管。
（三）执政者可以瞒骗，大手瞒骗，间接地侵犯了私产权益。最明显的例子是国民党在大陆时以货币政策瞒骗，推出关金、银圆券、金圆券等，大印钞票，面额以亿元算，到最后市民弃用国币，通胀率曾经一日越千倍。通胀是间接抽税。抽税越位也是侵犯产权，而搞通胀是比较含蓄的手法。
好些政府的政策朝令夕改也有瞒骗的成分。土地供应，建筑法例等，前言不对后语的更改可使政府收入增加，而暗中预知政策的官员有巨利可图。
（四）为祸最大应该是政府滥用权力。国民党当年的恐怖故事今天记忆犹新。私产被削弱到某一点，上自贪官，下至警察，无不胡作非为。财富分配两极分化得厉害。到了那一点，要更改游戏规则的可不是政府官员，或大富强人，而是民不聊生的普罗大众。毛泽东当年搞革命是不难理解的，但杀地主却是杀错了人。应该杀的是贪官及其作威作福的手下，及那些因为关系而获巨富的。
私有产权保障得好，政府不朝令夕改，不私相授受，一个私有产权的制度是不会弄成财富两极分化的。幸运的人成巨富可能，但整体的两极分化的或然率近于零。回顾我在本卷第五章分析的件工合约，如果所有生产合约都是件工的话，社会会有财富不均，但不可能两极分化。转换了生产合约形式，因为有天灾人祸，际遇不同，财富不均的程度会增加，但整体两极分化怎样也谈不上。在私有产权的制度下，两极分化是是政府与特权分子做出来的。原则上，整体的财富两极化与私产制度是有冲突的。这冲突的继续存在，私产制度不保。但若私产制度管治得好，很小部分的大富的人不仅存在，而且会被穷人视作英雄。
结论如下。无论是哪种产权制度，一旦安定下来，人的自私行为会选择交易费用较低的安排来生产。然而，产权制度的转变是另一回事。这后者转变也是因为自私而起，转变后的交易费用可能不减反加。是的，人的自私可以灭绝人类。考虑到所有局限条件，灭绝也是柏拉图至善点（Pareto optimality）。
（《经济解释》之九十七）
第三节：中国的产权转变
二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人类历史从来没有发生过的。那是从一个近于极端的无产（propertyless）制度改革成为一个近于私产的市场制度。风雷急剧，一日千里，人民的生活水平上升了不止十倍。东欧与前苏联的共产党下马，也大谈改革，但于今尘埃渐定，中国胜出了十多个马位。是一个有十三亿人口的国家，多于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整个世界因为中国的改革而转变，二十年后，中国经济对世界的影响会超出我们今天意料的。
一九七九年英国的经济事务学社邀请我写一篇五百字的关于中国去向的短文。我为此在该年到广州造访数天，听亲戚朋友们细说他们的生活情况。一九八一年，五百字的邀请我写成了二万多字，八二年以小书形式出版。该小书肯定地推断中国会走向近于私产及市场经济的路。八一年把文稿给行内的朋友看，无不哗然，不相信我的推断。
推测与预测不同。后者需要水晶球，而前者要靠指定的局限条件。在什么局限下什么会发生，其推理逻辑是理论。条件有变，结论也会跟变。经济推测的困难，是我们往往不能指出有关的重要局限条件的转变，而就是能指出，局限变后再变其推断就前功尽废。有时间性的经济推测很困难，因为我们既要知道有关的局限条件转变，也要肯定转变后的局限不会再变。短暂的经济推测差不多是不可能的；长远的大势比较容易，但也要时机巧合，让经济学者能看得准局限条件的转变与方向。
一九八○年推测中国的路向是比较容易的，因为有关的局限条件清楚明确。一方面，一九七九年的广州行，所有的亲朋戚友天天都在谈搞关系、走后门，希望能买到几只新鲜的鸡蛋或一尾鱼之类的琐碎物品，而在东方宾馆见到的国家职工的工作态度，做是三十六不做也是三十六，其散漫令人叹为观止。我立刻下了一个结论，中国民不聊生，是因为在国民收入的比例上，交易（包括监管）费用高得惊人。
差不多每个遇到的中国人──其中不少是干部──都是交易费用专家。我于是问：哪些局限条件的转变会导致中国制度的转变呢？答案是：
（一）对制度运作的讯息费用下降；
（二）改变制度的费用下降，而后者最重要的是既得利益的特权分子放弃他们的权利，接受另一套游戏规则。
当时邓小平说中国会坚持门户开放，对外的讯息大门再不会关起来。这样，只要讯息大门继续开放，外来的讯息必如洪涛奔涌，讯息费用急速下降，而惯于搞关系、走后门的中国同胞，虽然没有听过交易费用这个学术名词，怎会不知道这些费时失事的玩意是外间没有的？当时贴中国大陆的香港欣欣向荣，市民都是同胞，容易相信，而亚洲又有什么四小龙，人口密度与天然资产不比中国有利，中国的制度不济是容易相信的了。是的，外间的示范有说服力。
讯息费用大幅下降，说服特权利益接受转变游戏规则的费用也会随之而降。但后者显然是远为顽固的。比较低级的干部接受转变的代价低，好些在八十年代初期弃「官」从商。高一级的选走亦官亦商之路，今天这情况仍然存在。八十年代中期，国内有「两头热中间冷」的说法，这是说比较有权势的干部最顽固，显然是因为这阶层接受转变的代价最高。我当时数次建议用金钱或资产，一次过地把特权利益买断。北京同意的朋友很多，但大家都知道是纸上谈兵，说说罢了。最顽固的是有垄断权的国营企业。一九八一年我这样说，不幸言中，今天还是如此。
掌握了重要的有关局限转变，观察到这些转变的发生而又可以安心地假设会继续存在，推测产权制度的转变是很准确的：历史可以预先写出来！然而，这转变的细节程序八一年我没有写清楚。一九八二年初我突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