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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象战后时期这样的时间，都不属于此列——变得越来越弱的主要原由。由国营企业或者大联合企业进行的新的基本建设延迟到不景气时期，从我们的观点来看，似乎是对新联合体成群出现的结果的一种缓和，也似乎是繁荣时期的通货膨胀和不景气时期的通货紧缩的一种冲淡，因而似乎是减轻周期运动和危机危险的一种有效手段。不加区别的和一般的信贷便利的增加，简直就意味着通货膨胀，正如同政府纸币的统治作用一样。它可能完全阻碍正常的过程，也可能完全阻碍非正常的过程。它不仅遇到了反通货膨胀的一般论点，并且还遇到了如下的论点，那就是，它消毁了那种仍可归因于不景气的选择性措施，它使经济体系负担着那些不适应的和不适于生存的厂商。与此相对照，通常由银行无系统地并且没有多大远见地施行的信贷限制，却出现在至少值得公开讨论的政策面前，而这种医治弊病的政策却又听任其剧烈的后果自行蔓延。这种程序，本可以用那些将使个别生产者们难以抵制价格的必然下降的其它措施，来加以补充。但是也可以想象出另一种信贷政策——在那些个别银行本身方面，而更多的是在对私营银行界产生影响的中心银行方面——这种信贷政策将会区别那种具有经济功能的不景气的正常过程中的现象，与那种只破坏而无功能的非正常过程中的现象。可以肯定，这种政策将导致一特殊种类的经济计划，这种经济计划将无限地增加政治因素对个人和团体命运的影响。但是这又涉及政治判断，我们在这里将不予讨论。这种政策的技术性的先决条件，以及对经济和文化生活的若干事实和可能性的综合洞察，尽管在理论上可以如时得到，可是目前仍然毫无疑问地无从获取。但是在理论上，证实如下事实却是有兴趣的，那就是，这种政策并不是不可能的，也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幻想，或者等同于那种本来就不适合于用作达到目的的一些措施，或者最后等同于那种反作用必然大于直接结果的报偿的一些措施。事件的正常过程的现象与非正常过程的现象，并不只是从概念上加以辨别的。事实上它们是不同的事物；随着足够深入的洞察，甚至今天遇到的具体情况也可以立即被普遍认出是属于其中的一种或另一种。在一群已受过任何不景气的灾害的威胁的工商企业中，这种政策应该将那些被繁荣弄得在技术上或商业上过时的企业，同那些被次要情况、反作用和偶然事件陷入危险境地的企业，区别开来；它将会对前者听之任之，而通过给予信贷以支持后者。这种政策也许可以成功，在同一意义上，正如同自觉制定的种族卫生政策好象也可能导致成功，而实际上只要事情是留待自动地去实行，那是不可能得到成功的。尽管如此，可是无论如何，作为资本主义产儿的危机，将比资本主义制度更早地消亡。
但是，没有一种疗法能够永久地阻止大规模的经济和社会过程，在此过程中，工商企业、各个人的地位、生活方式、文化的价值和理想等等，将以整个社会的规模下沉，并最终消失。在一个存在私有财产和竞争的社会里，这一过程是对新的经济和社会形态的不断出世的必要补充，也是对所有社会阶层的不断增高的实际收入的必要补充。如果真的不存在周期变动，那么这个过程就要缓和一些；但是，这并不能整个地归因于前者，事实上这倒是独立于它们而被完成的。在理论上和实际上，在经济上和文化上，这些变化倒是比长期以来被集中了的所有的分析注意的经济稳定性，要重要得多。而且家庭和厂商的兴与衰，在它们变动的特殊方式中，较之在以固定速度进行反复的自我再生产过程的这种含意上的静态社会里所观察到的任何事物，更能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特征，包括它的文化和它的成果方面的特征。
《经济发展理论》
约瑟夫·熊彼特著
附录 经济变动的分析
自从上个世纪 60年代，克莱门·尤格拉确认了渗透到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经济生活里的波浪式运动的存在之后，收集、综合整理和衡量测度有关事实的这种工作，就开始不断地稳步前进。虽然，这种工作受到了很多不必要的争论和不完善的分析工具的阻障，但仍然取得了成果。我们相信，这项成果只需要适当地加以调整和发展，就可以使经济学能提供一个基本上令人满意并适当详尽的对现象的描绘，从而对人类的福利确实会做出最直接的实际贡献。调整对于历史的、统计的和分析的探讨方式特别必要，这种探讨方式，是受到各个工作者由于在训练、嗜好和眼界上的差异而不愿相互协作所阻挠的。这篇论文的目的，就是说明一种分析工具的主要特征，这种工具或许可用于整理我们所拥有的讯息资料，并制定出从事进一步研究的计划。
（一）外部因素
假如我们考察，举例来说，从 1792年“法国战争”开始的英国经济事件的过程，经过停止硬币支付，“亚眠和会”，同美洲的商业战争，直到1809－1810年的经济危机，显然我们就能够毫无差错地用政治“动乱”来解释我们在上述资料中所观察到的一切经济变动。或者，假如我们追随1931年春天经历的世界经济危机的过程，我们就可能探究出从当年初期发生的显著的上升运动的崩溃，是由于奥德同盟问题的重新提出，以及随之而来的短期收支平衡运动，所造成的焦急不安而引发出的一系列事件。常识立即使我们看到，在这里我们发现了关于经济变动的一个显然很重要的源泉。从普遍存在的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出，实际上每一种经济变动必定只是历史上的一个个别现象，并且这种经济变动，只有对于每一场合实际发生作用的无数因素进行了细致的历史分析之后，才能被我们作出解释。换言之，为了要理解经济周期，我们首先要获得那种可以称为历史上的经验的知识，这种历史经验，体现了经济生活对上述各种社会动乱的反应。这也是一种理由，说明为什么掌握过去的事实是头等实际重要的事情；在有些方面，它比起增添我们关于当代事实的资料库还重要得多，而这种当代事实资料库只能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无限微小的步骤，才能增加我们的知识。为此，对各种反应机制所作的统计上和逻辑上的描述（我们头脑里仍然存在着希望，那就是，我们最终还是能够衡量和测度每一种这样的社会动乱所引起的各种影响），就成为我们面临的最迫切的任务。顺便我们还要认识到，由于各种理由，任何作用于经济过程的影响，实际上的确不只是产生单个的下陷凹痕，而是产生延续一个较长时间的一种波浪式的运动；同样，如果它冲击在某一特别点上，就会产生贯穿于整个体系的震动。更有甚者，为了要适应于前进中差不多经常有的滞后，以及经常要参照价格的变动比率，而不是参照价格的绝对数量，因此我们要达到准确描述这样的意图，至多也只能得到表现为周期的组成部分的结果。
既然如此，即使社会的制度上的和自然的结构保持绝对不变，但在经济社会的活动中，是否会产生任何这样的波动，并且这种波动是否可以观察得出来，仍然是成为问题的。虽然，一掠而过的动乱及其所引起的反应，在个别场合可能是更加重要的，然而当时经济过程所固有的波动的存在或不存在，则是实际上和科学上的根本问题，也是这里我们要考虑的唯一问题。为了要在这方面取得进展，我们就要象物理科学那样去进行，因为在实验室里做实验，实际上不可能把一种现象完全孤立起来。这样的做法是：从我们有关经济活动的历史知识和日常生活的常识中，我们要建立一个经历一定时间的经济过程的 “模型”，看它是否有可能按波浪式运行，并且以其结果同所观察的事实进行比较。因此，从今以后，我们不仅要撇开战争、革命、自然灾害、制度变迁；而且也要撇开在商业政策、银行和货币法规以及支付习惯上的变更，还要撇开由于气候条件或病虫害引起的收成的变化，以及由于偶然发现引起的黄金生产的变化，如此等等。所有这些，我们将统称为外部因素。我们将要看到，在有些场合，我们不容易把这些因素同经济活动的特点区别开来。关于这件事，我们在这里能够做到的，只是建议读者要牢牢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