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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并不象利润那样，是给予成就的奖赏意义上的一种由发展带来的直接结果。相反，利息不如说是一个对经济发展的制动闸 ——在交换经济中是一个必要的制动闸，是“对企业家利润的一种课税”。当然，这样说并不足以谴责利息有罪，即使人们把谴责和赞同也包含在我们这门科学的任务之内。面对那些谴责性的审判，我们要宣扬这个“经济体系的ephor”的重要功能，并且，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利息只是从企业家那里拿走了否则是属于他的东西，而不是来自其他任何阶级——除去消费性信贷以及生产－消费性信贷”的情况。尽管如此，可是这一事实，与利息现象并非所有经济组织的必要因素这一点结合在一起，总会使对社会条件的批评家在利息中，比在其他任何事物里面，找到更多可以反对的东西。因此，重要的是要表明，利息只是进行新组合的一种特殊方法所带来的结果，而且这种方法比竞争制度中的其它根本性的体制惯例，更加容易改变得多。
《经济发展理论》
约瑟夫·熊彼特著
第六章 经济周期——初步评述
下面关于危机的理论，更正确地说，关于经济重复变动的理论，甚至还不象已经阐述了的关于企业家职能，信用、资本、货币市场、利润和利息等理论那样，有一个对主题比较令人满意的表述。一个令人满意的理论，今天比起过去来，将会更加需要一种对于大量的日益增多的资料所进行的综合处理，以及依据那些表明经济情况及其相互关系的各种不同的指数而制订出的许许多多的个别理论。我在这方面的工作还只是一个骨架；我自己所许诺的彻底研究尚未完成，而且按照我的工作计划，象这样的情况还要持续一段长的时期。尽管如此，但我还是要把这一章发表出来，除了在文字叙述方面以外，没有作其它任何变更。这不仅是因为这一章在危机的考察中有其地位，而且也因为我仍然坚持它是正确的；不仅是因为我相信这一章包含的内容可以为本书对这一主题的论证作出贡献，而且也因为这种贡献表达了事物的实质。为此，我准备在这一章的基础上接受批评。
我把我所注意到的各种反对意见加以研究，就使我更加坚定了我的信念。这里我仅提出两种意见。第一，一种批评说我的理论只是 “危机的心理”。这种反对意见非常文雅，是由我最为尊重的一个最有才能的权威提出来的。为了使读者能了解它的真实意义，我自己必须更加鲜明地阐述它的真实内容。“危机的心理”意味着十分明确的某些事物，是与“价值的心理”不相同的。例如，它意味着坚信我们在每一次危机中所注意到的，特别是在过去曾经注意到的，那种被吓怕了的经济世界的“悲、喜剧式的畸变”。因此，作为一种危机的理论，它意味着把科学的解释依据于明显的同时发生的或相应引起的现象（恐慌、悲观主义，等等）；或者只是在一种和缓程度上依据于先前对股票看涨的趋势、创办狂热，如此等等。这种理论是枯燥乏味的，这样的解释说明不了任何问题。但这不是我的见解。不只是因为我经常讨论外在的行为，从而心理因素在我的讨论中只能包含在每一种关于经济事件的表述里，即令是最客观的表述，而且也因为我解释这种经济波动的现象——不管现在是否发生——只是用一种自动运行的客观的一连串因果关系，那就是用新企业的出现对现有企业情况的影响来解释，这一连串的因果关系产生于本书第二章所说明的诸般事实。
于是，又有洛伊提出的反对意见，认为我的理论未能解释危机的周期性。但我不理解这一点。所谓周期性可能有两种含义。第一，仅指每一次繁荣跟上一次萧条，而每一次萧条又跟上一次繁荣的事实。但这一点是我的理论可以解释的。或者第二，可能指周期的实际长度。但是这一点没有理论可以从数量上来解释，因为它明显地要依靠个别情况的具体数据。不过我的理论仍然给予一种一般性的回答：经过一段时间，直到新企业的产品能够出现在市场之前，繁荣结束，萧条开始。当创新的吸收过程结束时，新的繁荣就开始，而萧条也就结束。
但是洛伊还意指一些别的事情，这些事情由埃米尔 ·莱德勒整理于下。我的论点被说成是：“之所以不能令人满意，因为它根本没有试图去解释为什么企业家实际上以周期性云集的方式出现，他们在什么条件下能够出现，以及如果情况有利，他们是否经常出现和为什么会经常出现。”现在有人或许认为，我所未能确定地解释的企业家们的云集性的出现，连同它引起的现象，构成繁荣阶段的唯一原因。但是说我们根本没有试图去解释这一点——实际上我的整个论点都在于解释这一点——似乎是站不住脚的。企业家们所由以出现的条件——不管竞争性经济的一般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已在第二章阐述过，并且可以简要地和部分地描述为新的可能性的存在，这种新的可能性，从私人经济的角度来看是更为有利的——这样一种条件是必须经常完成的；由于人们的主观限制条件和必需的外界环境的影响，这些可能性也只能有限地达到；还要加上一种经济情况，它是能够相当可靠地估算出来的。假如人们坚持我们关于企业家概念所包含的假设条件的话，那么，为什么企业家们出现在这些条件和情况下，就象任何人眼见有利就立刻抓住机会这一事实那样，是比较易于理解了。
现在，我并没有任何批评意图，而仅仅是为了使这些观点更加明确，我打算将我的理论与迄今在这一领域中作过最充分努力的斯皮托夫的理论加以比较 ——在彻底性与完备性方面是难与后者相比较的。依照从尤格拉那里得出来的观点，经济的波浪式变动，而不是危机本身，似乎是需要解释的基本问题；看来这个观点对两者都是一样的。我们同意这个观点——我不仅在本章，而且在第二章，就已经确立了这个观点——那就是变动着的状态（斯皮托夫称之为“Wechscllagen”）是资本主义时代经济发展所采取的方式。因此，我们也同意如下的观点，那就是完全发达的资本主义只能在历史上追溯到这种变动状态明白无误地首次出现的时代（依照斯皮托夫的观点，在英格兰只是从1821年开始，在德国则是19世纪40年代开始）。再者，我们同意钢铁消费数字是经济情况的最好指标；也就是斯皮托夫发现并计算出的这个指标——在这方面我没有作出什么努力——我承认这是从我的理论观点出发的正确指标。我们同意这种因果联系首先开始于以资本购买的生产资料，而繁荣首先实现于工业厂商（工厂、矿山、船舶、铁路等等）的生产中。最后，我们同意这个观点，正如斯皮托夫所表达的，繁荣的出现是因为“较多的资本被投放了”，在新的企业中固定了下来，并且这种冲击接着就传遍于原材料、劳动、设备等等市场上。我们也可以同样来理解资本，从它在这里具有重要性这个意义来说；例外的情形只是，创造购买力在我的论点中起着根本的作用，而在斯皮托夫的论点中则不是。到目前为止，我只应该补充说明一点，那就是资本投资不是在时间上均匀分布的，而是在间隔里大批、大批出现的。很明显，这显然是一个非常根本的事实，对此我提出了一种为斯皮托夫所不曾提出过的解释。我接受斯皮托夫关于“标准周期（muster
kreislauf）的概念。我们的差别，在于对那种使繁荣中断并引起萧条发生的环境，有不同的解释。在斯皮托夫看来，这种环境就是一方面相对于现有资本，而另一方面又相对于有效需求的资本品的生产过剩。作为对这些实际事态的描述，我也可以接受这个观点。但是，斯皮托夫的理论只停留在这个要素上，并且试图使我们懂得，何种环境诱使工厂设备、建筑材料等等的生产者周期地生产超出当时市场所能吸收的数量。而我的理论却在于试图解释以本章所描述的方式出现的事态，这可以概括如下。考虑到在第二章中已经确认了的情况，那就是通常新企业并不产生于老企业之中，而是出现在它之外，并以竞争的方式把它消除；所以，新企业的出现就大批、大批地给予老厂商以及给予既成经济状况以影响，这种影响就是改变一切条件，从而就需要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