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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下了楼，去一家小咖啡馆，桌旁一个人也没有，是秋天了；从前，在共和国时期，有许多旅游者到这里来，十月的斗牛赛是最有兴趣的，是明星的各种节目的大会演，而在佛朗哥上台以后，一个外国旅游者也没来过这个国家，拜访法西斯分子有什么意义，一切都规定得很详细，接连不断的禁令；最好的安达鲁西亚吉卜赛民间歌舞演员也迁居国外了，很多入已定居墨西哥、古巴、阿根廷和智利，博物馆内空无参观者，人民目不识丁，半饥半饱，哪顾得上用绘画和雕塑去挣钱来维持自已起码的生计。一个包着黑头巾的白发老太大，这点很像海盗的母亲，结他送来咖啡、二个用橄榄油烤制的面包和果冻。
“有玉米饼？”施季里茨问， “根想吃热玉米饼，我给好价钱。”
“我们没有玉米饼，先生”。
“附近有什么地方卖这个的吗？”
“也许只有唐·彼得洛那儿才卖，但他的小食店要八点开门，现在才七点半。”
“太遗憾了！”
“如果您要，我给您做牛奶蛋饼。”
“牛奶蛋饼””施季里茨重复问道，“有土豆？”
“有土豆，先生，可用不着土豆……”
“那为什么不油炸鸡蛋土豆伴大葱？”
“我们不卖这种食品。我会做很好吃的牛奶蛋讲，在这条街上都是闻名了的，我请别人吃过……”
“为什么不做每一家都会做的？”施季里茨吃惊适， “依我看，如果所有的人什么都会做，那就太好了。”
“那就不存在交换了，先生，贸易就停止了。那时人们该怎么生活？应当让街上的每一个人会做一样自己拿手的东西，而且要让每一样东西各具特色，别人无法制作。在我们街上唐·被得洛会做玉米讲，盐中还放有扁桃仁，玛丽一卡门太太会做伴有鸡肉的伊斯兰波萝饭，唐．卡洛斯以会做伴有海鲜的波萝饭而出名，我呢，请大家吃牛奶蛋饼。假如每一个人都能在自己的家里做这一切，那就会重新开战，因为光顾的客人没有可以从中选择的东西，所有的人什么都会作，那你们就不知道，该往哪家定才好。最好的是每一个人只会做一种小吃，而且让同行们一个也赶不上。
施季里茨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有道理，您解释得根有道理。”
我想，无论何时何地我总以俄罗斯去比试一下。大概所有离开祖国的人都是如此吧。在每一个国家都能够买到多好的价格又合理的东西，在自己家里已习惯这个了。须知，树木要嫁接，才能获得丰硕的果实，把别的树枝嫁接到一棵粗壮的老树干上，这根树枝以后就会逐渐变成这棵大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就是入乡随俗：要知道，我们那儿开始吃土豆时，有几个人反对，群众也反对把肮脏带土的核桃放进嘴里？
穿一只长靴会感到羞愧，没有谁会让一个妇女去参加大会，人多么怪。诚然，
“一个男子汉犹如一头公电头脑里怀着什么样的古怪念头，用尖棍子也敲打不出来……”唉，涅克拉索夫是一个什么样的诗人，什么样的大人物，也值得用小说、戏剧去纪念他，他不过是一个社会舆论的制造者、反叛分子的救星、一个贵族，一个好玩乐的人，宪兵杜贝尔特的朋友，囚徒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同谋罢了，只有在俄国才有这种可能……
“你们的电话在哪儿7”施季里茨问。
“唉，先生，我们在秋天和冬天就切断电话线。没有客人，为什么要白白地付钱？”
“难道春天接上电话线就不付钱了吗？”
“这可要便宜些呢，我孙子统计过。他上四年级了，认得很多字，能随意写和读有画的书。”
“太棒了，”施季里茨随声应付道， “可能，您知道，往圣一塞瓦斯蒂安或圣地亚哥一德一孔波斯持的公共汽车什么时候发车？”
“没有去圣地亚哥的直达车，但可以换车到那儿。只是我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换车……最好您去车站问问、先生……在那儿您什么都可以打听到，甚至还有顺路的车停在那儿，司机常载一些人走，休息日是该赚些外快……”
“谢谢，为了节省时间，可以用电话向车站询问一下……此地附近哪儿有电话？”
“唤，我不知道，先生…”在广场上好像有，但我仿佛已有十年没去过那儿，因为脚氏虽然没去过，九年前，我们的独裁者到本域来了，我去看过他，还往他脚下抛过花，是我丈夫带我去的，我没留意哪儿有电话…”
“您喜欢独裁者？”
“他虽是独裁音……但怎么可以不喜欢统治你的那个人？当然，我喜欢他，很喜欢，我全家都喜欢他，特别是读书的孙子……也许，只有您才在星期六往车站打电话？人们应该在星期六休息，也许，他们此刻正在喝咖啡。最好您去广场，一切情况您都会了解啦……
……施季里茨离开了半小时之后，负责这个区域的警察到旅馆里来查问，他要求给他看外国旅客登记簿；他看到布鲁恩的姓名，这正是马德里感兴趣的那个人，一一还在夜里就有人从普艾尔塔一得尔一索利往所有的大城市打电话，还不仅仅是往布尔戈斯一个城市打电话，——老太太款待了警察，让他喝了咖啡，吃了牛奶蛋饼，抽了烟后问：
“这个外国入结帐了吗？”
“是的，先生，”老太太回答了。”
“就是说，他不回来了。”
“是的，先生，不会回来了。”
“他问过你什么没有？”
“什么也没问过，也没有说什么坏话，我告诉他，我们很喜欢尊敬的独裁者，他就走了。”
“我们枪毙了你儿子的事，他没问过？”
“为什么该他来问，先勿既然你们枪毙了佩佩，就是说，他有罪，战争啦，他什么也没写……没有写，他汉问过有关佩佩的事……为什么他要来问我儿子的事呢？”
“因为你儿子是赤色分子，就为这个。所有的外国人都在我国境内寻找赤色分子，以便重新进行国内战争，把我们出卖结莫斯科。你很久没有收到丈夫的来信了吧？”
“半年了。”
“很快会收到的。他还活着，在集中营他工作得很好……过两年他就回家来，如果他不再有无政府主义的糊涂想法……这个外国人付结你多少钱？”
“按市政当局规定的收费标准收的。”
“你，这个妖婆，敢对我撤谎，他给你小费了？”
“没有，先生。”
“把他结帐付的钱币章来看。”
“我已给人了，先生，我把它给了我孙子，他在唐·艾尔兰德斯那儿买了黄油。”
“什么，这就是说，我不得不让你的孙子我们那儿去几天喽。。”
老太大瘸着腿走到放有钥匙的小桌跟前，从抽屉里拿出三美元．把它递结了警察，后者立即把它塞进口袋里，并威胁道：
“你再违法，我就处罚你。”
“今后我再也不违法了，先生，这个外国人没有比塞塔，他把美元往我桌上一放，我对这些钱不很明白。”
“对美元所有的人都明白。他往哪儿去了？”
“不知道，先生。”
“他问过你什么没有？”
“没有。”
“什么，一直没开口说过话，一个字也没说过？是聋哑人？”
“不是，先生，是健康人……他说过活，他要我做蛋糕，我答复他，唐．彼得洛那儿有卖的，喏，他，大概，去那儿了。”
“你撒谎，老妖婆，”警察咆哮道，“我去过彼得洛那儿。他去哪儿啦，没说吗？”
“没有，先生，他没说。”
“我们会抓住他的。”警察说，
“他一定会写口供的，明白吗？他会供出和你说的每一句话。那时我才来这儿抓你的孙子。他娘的！记住我说的话。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是，先生。”
“唔，想起来了吗？”
“好像他说过公共汽车什么的……”
“什么公共汽车？是去马德里、潘普洛纳，维哥，圣·塞瓦斯蒂安的班车……”
“不是，先生，我没记住这些，他像似无意中说出公共汽车的。——就这些。”
“他什么时候走的？”
“才走不久。”
“说准确点。”
“我不知道是几点，先生一—请不要生气，我说的都是实话——大约烧开一锅水的时间……”
把你的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