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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二月，辽东鲜卑寇辽东玄菟；乌桓校尉耿晔发缘边诸郡兵及乌桓出塞击之，斩获甚众；鲜卑三万人诣辽东降。
＇2＇二月，辽东鲜卑攻打辽东玄菟，乌桓校尉耿晔征发沿边各郡郡兵和乌桓的军队出塞讨伐，斩杀和俘虏甚多，鲜卑三万人到辽东郡投降。
＇3＇三月，旱。
＇3＇三月，发生旱灾。
＇4＇初，帝母李氏瘗在雒阳北，帝初不知；至是，左右白之，帝乃发哀，亲到瘗所，更以礼殡。六月，乙酉，追谥为恭愍皇后，葬于恭陵之北。
＇4＇当初，顺帝的母亲李氏埋葬在洛阳城北，顺帝先前不知道。直到现在，顺帝身边的人才将此事禀报。于是，顺帝为母亲发丧举哀，亲自到埋葬的地方，改以皇后的礼仪殡殓。六月乙酉（十一日），追谥为恭愍皇后，埋葬在恭陵的北面。
＇5＇西域城郭诸国皆服于汉，唯焉耆王元孟未降，班勇奏请攻之。于是遣敦煌太守张朗将河西四郡兵三千人配勇，因发诸国兵四万余人分为两道击之，勇从南道，朗从北道，约期俱至焉耆。而朗先有罪，欲徼功自赎，遂先期至爵离关，遣司马将兵前战，获首虏二千余人，元孟惧诛，逆遣使乞降，张朗径入焉耆，受降而还。朗得免诛，勇以后期徵，下狱，免。
＇5＇西域所有的城邦国家都已归服汉朝，只有焉耆王元孟未投降。班勇上奏朝廷，请求出兵讨伐。于是，朝廷派敦煌太守张朗率河西四郡之兵三千人，配合班勇。班勇便征发西域各国之兵，共四万余人，分两路进击焉耆。班勇从南道，张朗从北道，约定日期，到焉耆城下会师。而张朗因先前有罪，急于求功，为自己赎罪，就赶在约定日期之前，抵达爵离关，并派遣司马率军提前进攻，斩首二千余人，元孟害怕被杀，于是派使者请求投降。张朗便直接进入焉耆城，受降而回。结果，张朗得以免除诛杀，而班勇因迟到而被征回京都洛阳，下狱，免官。
＇6＇秋，七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6＇秋季，七月甲戌朔（初一），出现日食。
＇7＇壬午，太尉朱宠、司徒朱伥免。庚子，以太常刘光为太尉、录尚书事，光禄勋汝南许敬为司徒。光，矩之弟也。敬仕于和、安之间，当窦、邓、阎氏之盛，无所屈桡；三家既败，士大夫多染污者，独无谤言及于敬，当世以此贵之。
＇7＇壬午（初九），太尉朱宠和司徒朱伥，都被免官。庚子（二十七日），擢升太常刘光为主尉，主管尚书事务，将光禄勋、汝南郡人许敬任命为司徒。刘光是刘矩的弟弟。许敬曾在和帝与安帝时期作官，当窦、邓、阎氏权势鼎盛之时，他也无所畏缩和屈服。待三家垮台后，许多居官在位的人，都沾有污点，唯独许敬没有遭到非议。因此，当时人都很敬佩他。
＇8＇初，南阳樊英，少有学行，名著海内，隐于壶山之阳，州郡前后礼请，不应；公卿举贤良、方正、有道，皆不行；安帝赐策书征之，不赴。是岁，帝复以策书、玄，备礼征英，英固辞疾笃。诏切责郡县，驾载上道。英不得已，到京，称疾不肯起；强舆入殿，犹不能屈。帝使出就太医养疾，月致羊酒。其后帝乃为英设坛，令公车令导，尚书奉引，赐几、杖，待以师傅之礼，延问得失，拜五官中郎将。数月，英称疾笃；诏以为光禄大夫，赐告归，令在所送谷，以岁时致牛酒。英辞位不受，有诏譬旨，勿听。
＇8＇当初，南阳郡人樊英，从小学问、品行兼优，闻名天下，隐居在壶山南麓，州郡官府曾先后多次征聘他出来当官，他不应命。朝廷公卿大臣荐举他为贤良、方正、有道，他都不肯动身。安帝赐策书征召，他还是不去。同年，安帝又用策书和黑色的缯帛，非常礼敬地征召樊英，而他以病重为理由坚决推辞。诏书严厉谴责州郡官府办事不得力，于是州郡官府把樊英抬到车上上路。樊英不得已，来到京都洛阳。到洛阳后，樊英又称病不肯起床，于是，用轿子强行将他抬进宫殿，但他还是不肯屈从。安帝让他出去，到太医处养病，每月送给羊和酒。其后，安帝又特地为樊英设立讲坛，命公车令在前面引路，尚书陪同，赏赐小桌和手杖，用尊敬老师的礼节来对待他，询问朝廷大政的得失，将他任命为五官中郎将。数月之后，樊英又声称病重，安帝下诏，将他任命为光禄大夫，准许回家养病，令当地官府送谷米，每年四季送给牛和酒。樊英请求辞去职位，有诏书晓告皇帝旨意，不予批准。
英初被诏命，众皆以为必不降志。南郡王逸素与英善，因与其书，多引古譬谕，劝使就聘。英顺逸议而至；及后应对无奇谋深策，谈者以为失望。河南张楷与英惧征，谓英曰：“天下有二道，出与处也。吾前以子之出，能辅是君也，济斯民也。而子始以不訾之身怒万乘之主，及其享受爵禄，又不闻匡救之术，进退无所据矣。”
樊英刚接到诏书时，大家都认为，他一定不会贬抑自己的志气，而去应命。南郡人王逸平素和樊英很要好，因而特地写信给他，引用了许多古人的事进行比喻，劝他接受朝廷的征召。于是，樊英听从了王逸的建议，而前往洛阳。可是，后来他在应对皇帝的提问时，没有什么奇谋远策，大家都很失望。河南人张楷和樊英同时接受征聘，他对樊英说：“天下只有两条路，即出仕和隐退。我先前认为，如果你应召出仕，一定会辅佐君王，拯救百姓。而你开始时以贵重之极的生命，去激怒君王，等到享受爵禄之后，却又听不到你有扶正补救的方法，这是进退没有依据。”
臣光曰：古之君子，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隐非君子之所欲也。人莫已知而道不得行，群邪共处而害将及身，故深藏以避之。王者举逸民，扬仄陋，固为其有益于国家，非以徇世俗之耳目也。是故有道德足以尊主，智能足以庇民，被褐怀玉，深藏不市，则王者当尽礼而致之，屈已以访之，克已以从之，然后能利泽施于四表，功烈格于上下。盖取其道不取其人，务其实不务其名也。
臣司马光曰：古代的正人君子，当国家政治清明时，他就出来做官，国家政治暴虐时，他就隐退为民。隐退为民，本来不是正人君子所愿意的。但他们深知，没有人真正了解自己，则正道不能得到推行，而和一群奸佞之辈共事，终将伤害自己，所以，才隐藏自己的才能，远远躲开。圣明的君王之所以选用避世隐居的逸民和提拔出身卑微的人，原本是因为他们对国家有益，并不是以此来迎合世俗的视听。所以，在道德上足以使君主尊敬，在智慧和才能上足以庇护百姓的人，就犹如身穿粗布衣而怀有美玉一样，深藏不售。而圣明的君王应该竭尽礼节，将他征聘到手；降低自己的身分，向他请教；克制自己，听从他的意见。然后，才能使恩泽普施于四方，功业留传千古。因为圣明的君王所用的是隐士逸民的治国方法，而不是隐士逸民本身，因此，必须注重实际效果，而不是徒求虚名。
其或礼备而不至，意勤而不起，则姑内自循省而不敢强致其人，曰：岂吾德之薄而不足慕乎？政之乱而不可辅乎？群小在朝而不敢进乎？诚心不至而忧其言之不用乎？何贤者之不我从也？苟其德已厚矣，政已治矣，群小远矣，诚心至矣，彼将扣阍而自售，又安有勤求而不至者哉！荀子曰：“耀蝉者，务在明其火，振其木而已；火不明，虽振其木，无益也。今人主有能明其德，则天下归之，若蝉之归明火也。”或者人主耻不能致，乃至诱之以高位，胁之以严刑。使彼诚君子邪，则位非所贪，刑非所畏，终不可得而致也；可致者，皆贪位畏刑之人也，乌足贵哉！
如果礼节很完备，情意很殷勤，而贤才仍不愿出来做官，则圣明的君王不应该采取强制手段，而应该冷静地深自反省：难道是我的品德太薄，而不值得他仰慕？政治太混乱使他无法辅佐？奸佞当权，使他不敢出来做官？我的诚意不够，使他忧虑自己的意见不会被采纳？为什么贤才不接受我的征聘？假如我的品德已厚，朝政已清明，奸佞已疏远，诚意已到，那么，贤才定将叩门求见而自荐，哪里会有再三征召而不肯应聘的！荀子说：“晚上燃火捕蝉，必须把火光照亮，再摇动树枝就行了。如果火光不亮，只摇树枝，也没有用处。而今，君王如能发扬厚德，则天下的人都会归心，犹如蝉去投奔亮光。”有些人主因贤才不应征聘而感到羞耻，于是，用高位来引诱他，用严刑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