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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孩子们更少选择有创造性的职业。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成年妇女的状况。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在文学创作这一方面所看到的情况是不错的，但这只是在某种程度上而言。正如我刚才所说，要创作就要向人们揭示这个世界；因此，一个人必须能够观察这个世界，而要想观察这个世界，就必须和这个世界保持一定的距离。如果你完全卷入某种事件，你就无法描述它。一个在战场上厮杀的士兵是无法描述那场战斗的。但是同样，如果你完全不了解情况，你也无法描写它。如果有谁试图在没有见过任何战斗场面的情况下去描述一场战斗的话，那后果会是很糟糕的。略微沾一点边的人占据最有利的位置：比如说一个战地记者，他分担一点交战双方的风险，但不是所有的风险；他卷入了军事行动，但不是完全卷入；那么他就处于描述这场战斗的最佳位置。妇女的情况与此相类似。
这个世界是一个男人的世界，重要的决定、重要的职责及重要的行动都靠男人。妇女生活在这个世界的边缘，她们只通过自己的私生活，通过男人们，以一种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方式和这个世界保持接触。她们比男人们有更多的由自己支配的时间。她们不只是有时间，她们还有那种注意、观察和批评世事的内在气质。她们习惯于做旁观者，而这对于任何一个想写作的人来说都是一种有利的位置。生活在社会边缘的妇女所处的位置使她们能够进行文学创作。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有大量由妇女创作的重要而成功的作品的原因。
真正伟大的作品是那些和整个世界抗辩的作品。而妇女却是不会这么做的。要和整个世界抗辩就需要对世界有一种深切的责任感。这是一个男人的世界，在这个程度上来说妇女是不负责任的。她们不必像伟大的艺术家们那样去为这个世界承担责任。她们不以任何激进的方式和这个世界抗辩。这就是为什么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妇女从来就没有建立过什么主要的宗教或哲学体系，甚至连什么主要的思想体系也没有建立过。要和这个世界抗辩好像就必须抛弃所有通常认为是想当然的东西——就像笛卡尔对待所有知识那样——一切从零开始。考虑到妇女的处境，她们实在是无能为力。
毫无疑问，人们会说就过去的妇女而言，情况是好的。但是，对于今天的妇女们来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现在，妇女们应当能够掌管事务，和男人们一样感到对世界负有责任。她们应该有能力以同样的方式和这个世界抗辩，摧毁这个世界，以求建立一个与此不同的世界。但是情况并非如此，因为我们不仅不能低估她们所受教育的重要性，而且也不能低估妇女生活的整个处境的重要性。这种处境在今天和过去并没有什么两样。
让我重复一遍，妇女是受条件限制的。她们不仅受从父母和老师那里直接受到的教育的限制，而且也受到她们，受到她们所读的书——包括女作家们所写的书——所传给她们的那些神话的限制。她们受到传统的妇女形象的限制，而她们感到要脱离这种模式又是极其困难的。另外，我刚才所提到的有关妇女选择职业的几种因素——她们在男人面前感到羞怯，她们害怕如果自己的事业太成功就会搅乱家庭生活的平静——在这里也起一些作用。
当然，并不是说所有的妇女都是如此。有一些妇女就拒绝接受传统的妇女形象，她们设法创作对她们来说难度大、份量重的作品。她们一心致力于自己的创作。在今天的法国，对一些妇女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写作，其它一切都是次要的。她们每天的生活是围绕着这个基本点而安排的。除此之外，她们对世事感兴趣，参加各种社会和政治活动。就她们的生活方式和艺术成就而言，她们和许多男作家不相上下。然而，在她们任何一个人中我们都找不到我称之为某种极端的品质，因为她们无法摆脱那些关于女性的神话。每个世纪中只有五六个人对自己有这种不可思议的自信和如此严格的标准。她们这些人要想开花结果就需要有特殊的条件，而其中第一条就是要做一个人。妇女对自己没有足够的信心，因为别人对她们没有信心。她们对自己也没有什么极端的要求，而仅这些极端的要求就能使一个人得以取得最高的成就。由于妇女没有这种严格的标准，因此她们就缺乏那种极大的耐心，而布丰则把这种极大的耐心称之为天才的真髓。她们没有这些品质不是因为她们本质上有什么缺陷，而是由她们所经历的条件作用所造成的。
因此，最后我想说，很多人关于创造力的本质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他们认为创造力是某种自然的东西，艺术家和作家就像奶牛产奶那样创作艺术作品。妇女的本质决定了她们不能有这种生产力。说实话，创造力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它受到社会名个方面的制约。所以说问题是很清楚的，男人和女人的处境完全不同，女人的条件比男人的条件差，给予她们的机会要少，因此她们的成就也就会少。确实不能说如果给妇女以均等的机会她们会比男人们干得差些，因为机会确实不是均等的，从来就不是，在当今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机会都远不是均等的。如果说我强调了这一点作为我演讲的主题，那是因为我们正处在一个恶性循环之中，我想让妇女逃离这一恶性循环。
人们总是告诉她们，过去的妇女没有取得任何伟大或持久价值的成就，这是
为了使她们泄气。他们说这话的基本意思是：明智一点，你们永远也不会取得任何真正有价值的成就，所以也就不必浪费时间去尝试了。考虑到公众舆论的巨大力量，妇女们很容易地就相信了。我想让她们认识到情况并非如此；她们还没有取得更多的成就只是因为她们还没有得到一次真正的机会；如果她们为得到更多的机会而斗争，她们同时也是在为自己的成就而斗争。妇女不可被过去所吓倒，因为在这一领域里和在其他一切领域里一样，过去决不能证明将来。
节选自《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我是一个女性主义者1972年
爱丽丝。史瓦兹（以下简称“爱”）：你对妇女处境的分析一直是最激进的，自从1949年你出版《第二性》后，还没有人能超越你。新的妇女运动主要受到你的启发。但是在23年之后的现在，你才以实际行动参加了妇女的集体奋斗，你加入去年11月的国际妇女游行行列，这是为什么？
西蒙。波娃（以下简称“西”）：因为我发现在过去20年内，法国妇女的处境并没有改变。在法律方面有一些小的改进，像婚姻及离婚法。避孕虽然比较普及了，但普及的程度还不够，只有7％的法国妇女服用避孕药。在工作方面，妇女并未获得任何重要的进展。职业妇女虽较过去多了些，但人数并不很多，而且仍局限于低级工作。多担任秘书而不是经理，做护士而不是医生。比较有趣的行业把妇女完全排除在外，在职业的升迁发展方面，妇女也受到很大的限制。这种情形迫使我思考。我认为妇女如果真想改变处境，必须采取主动。当法国的妇运者来和我接触时，我自愿加入她们的奋斗。她们问我是否愿意一起来策划堕胎宣言，和其他妇女一起公开曾经堕胎的事实。我认为这是引起大家注意的有效方式。因此，很自然地我走到街头加入激进分子的游行，接纳她们的口号，主张堕胎自由化，避孕自由化，做母亲自由化。
爱：你谈到法国妇女的处境，不过你也曾访问过若干社会主义国家，在那边妇女的处境是否有根本的改变？
西：是有些不同，几乎所有俄国妇女都工作，不工作的妇女（政要的妻子们）会被别人轻视。俄国妇女颇以工作为荣，她们负有颇多的政治与社会责任，而且真正体验到承担责任的感受。然而，在中央委员会或人代会中握有实权的妇女代表，其人数远低于男性。其他专业领域也是如此。最不吸引人及最不具名声的工作通常都是妇女担任的。在苏联几乎所有的医生都是妇女，因为医疗免费，国家发给医生的薪水很微薄，而医疗工作又特别辛劳。
妇女们被期望能从事医药及教育方面的工作，而真正重要的工作，像科学或工程方面的工作则很少让妇女参与。在苏俄的妇女，一方面仍难获得与男人一样的职业平等，另一方面处境也和其他地方一样恶劣，家事与照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