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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与创造刀》是她1966年访问日本时作的一次讲演，驳斥了女性生来就比男性低一等、因而不能取得与男子同等成就的观点，指出社会的弊病和传统观念使女性在条件、机会和家庭负担方面都与男子处于不均等状态，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我是一个女性主义者》是她接受采访时的谈话，阐述了她对当代女权运动的一些重要观点，强调“没有妇女解放就没有革命，没有革命就没有妇女解放”。演说和谈话语言流畅，观点鲜明，坦率而真诚，表现了一个女权主义者顽强不屈的战斗风格。
妇女与创造力1966年
今天我要讲的还是妇女的状况问题，因为在我看来这一问题在日本和在法国一样，也是一个极为紧迫的问题。我想从一个特别的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我准备探讨的问题是：纵观历史，显而易见的是妇女在各个领域里的成就——政治、艺术、哲学等等——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讲，都不及男人们的成就大。这是为什么呢？是像那些反女性主义的院外活动集团里的人所说的那样，因为妇女生来就比男人低一等，因此也就不能取得和男人们同等水平的成就吗？还是由于由社会决定的妇女的状况而导致今天这种现状的呢？社会把归女限制在一个低人一等的位置上，而这一点又影响了她们能力的发挥。显然我是持后一种观点的，我想就此作出我的解释。有一位女作家我非常钦佩，你们中有些人对她也很熟悉，她就是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一个特定的领域里，她为我今天所提出的同一问题提供了一种答案。她曾自问，在文学领域里，英国女作家的作品如此之少，一般来讲质量也低劣，这是为什么呢？在她那本写得极妙的、书名为《自己的房间》的小书中，她为这一问题作出了回答。她的回答非常简单，在我看来也非常正确。要想能够写作，首先必须有一个自己的房间，有一个自己可以独自呆几个小时的地方，在这个房间里，你可以思考，你可以写作，你可以把自己写好的东西再读一遍，也可以批评自己的所作所为，你可以随心所欲而不必冒被别人打搅之危险。
换言之，这个房间是一种现实同时也是一种象征。要想能够写作，要想能够取得一点什么成就，你首先必须属于你自己，而不属于任何别人。从传统上讲，妇女没有独立性，而是她们的丈夫和儿女的财产。无论何时，她们的丈夫或儿女都可以找她们，要求得到某种解释、支持或帮助，而她们则不得不
依从。妇女属于某个家庭或某个群体，而不属于她们自己。在这种情况下，写作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至少也是一件的确非常困难的事情。弗吉尼亚。伍尔夫以莎士比亚为例。她设想，如果不是莎土比亚，而是一个极有才华的小姑娘代他而出世，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她向人们显示，那个小姑娘是不可能创造出什么东西来的。她只会呆在家里，学习做饭、缝衣服，然后结婚、生孩子：根本不可想象她会受到莎士比亚受到的那种教育，成为演员和剧作家；她不可能成为莎土比亚，她只能是一个小人物。在我那本《第二性》的书中，我自己也试着以梵。高为例做了一个类似的分析。我力求说明这样一点，如果不是梵。高，而是一个女孩子出世，她就不会有和梵。高同样的机遇；不会有他生活中诸如在博里纳日矿区那样的经历，不会有他那样的社会联系，而那些社会联系使得他得以发展了自己的思想和性格；也不会有在他生活中随之而来的那些事情。总之，我完全赞同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观点。
我们俩的结论完全相同：一个人在开始时无论多么有才能，如果他或她的才能由于他或她的社会条件和周围环境而得不到开发的话，这些才能只会是死产的。司汤达是一位伟大的女性主义者，他在一句特别动人心弦的话中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说：“人类得不到任何一位女性天才。”
你们会说情况确是如此，直到不久前，情况仍然如此。但是，在过去的20年里，妇女和男子享有同样的机会，她们有选举权，可以选择自己的职业。
然而我们还没有看到妇女取得的伟大成就。这也不假。但是我想指出的是：那种认为在过去的20年里男人和妇女的机会是均等的说法完全是骗人的。我想向诸位说明为什么说男女的机会不是均等的。
首先让我们看一看妇女的职业问题。我在上一次演讲中已谈到过这一问题，但是我今天还想从一个稍微不同的角度再次探讨一下这一问题。不错，现在我们确实有女律师、女医生、女工程师及女建筑师；但是在法国，在法律、工程技术、医学及建筑领域里，有名望的却都是男子。这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妇女命里注定只能是平庸之辈吗？让我们较详细地看一下这个问题。
首先，正如我那天所说的那样，只有极少数妇女真正进入这些领域。当今统计学的法则认为，群体越大，这个群体中的某一成员成为稀有人材的可能性就越大。如果先把平等这一点除外，我随便拿两组医学专业的学生作比较，一组有100人，另一组有12人，如果要问我哪一个组里可能将出现一位伟大的医生的话，我会先验地把我的赌注下在有100人的那一个组上。我将会有10比1的机会获胜。这是一条基本的真理，然而这也是一条常被人们忽视的真理。在所有这些领域里，妇女的人数大大少于男子。因此在这些职业中，一个男子比一个女子就更有可能取得特殊的成就。其次，在每一种职业中，妇女都面临一个主要的障碍，使她们在前进的道路上不能超越某种限度：她们挣的钱不如男人们挣的多，也得不到和男人们同等水平的职务或同样的官职；更重要的是，或在我看来是如此，她们不能获得和男人们同等的才能。
人的才能本是天生就有的，正如天才不是天生就有的一样。人的才能是靠努力而获得的；如果你不得不面对困难，如果你要努力战胜这些困难，你就被迫一定要出类拔萃。如果你只做些容易做的事，那么你就只能获得某种才能。
如果出于反女性主义者的偏见，人们拒绝把难度大的纠纷交给女律师去解决，拒绝把难度大的病例交给女大夫去处理，那么妇女就永远也得不到展示她们真实才干的机会。在某种意义上讲，展示你的真实才干常常就是要超过你的能力的极限，超越自己的才能：去冒险，去探索，去发明；正是在这种
时刻，新的才干才会显露出来，才会被发现，被承认。现在，妇女是得不到这种机会的。而她们自己也不愿意到那些难度大的领域里去冒险。首先，她们被各种各样繁琐的家务捆住了手脚，那天我在演讲中已提到了这一点。她们要为很多事情操心；她们不得不为那些她们自己的职业之外的事而操心；她们得把自己的时间一分为二，一半用于自己的职业生活，另一半则用于家庭生活。其结果是，她们不敢考虑让自己干任何太艰难的工作。我认为，我们现在触及到了关键的问题。在试图取得任何成就这一点上，妇女自己从来就没有以和男人们同样的胆量和同样的自信去争取过。从一开始，她们就觉得自己是命该如此，因为她们知道社会不会给她们一个公平的机会。如果你知道你既不会得到必要的支持，又不会有足够数量的病人，那么试图做一个普通医生或是做一个著名的精神病医生或某专科医生又有什么意义呢？就连这种努力也是没有意义的。因此，你只能很明智地选择妇科学，或儿科学，或社会医学。你接受那些你的男同事们不愿接受的次等职位，因为你觉得如果自己的雄心再大一点，无论如何自己也会在工作中累坏的。事实上，很多妇女就是这样做的，因此也就为别的妇女树立了令人沮丧的榜样。
另外，综上所述——实际工作的妇女数量很小，工作的妇女仍被看作是某种例外——妇女的抱负就自然而然地变得比男子的抱负更具有局限性。在电影导演这一行仍为男性所独占的时代，我曾对一位年轻的电影女导演回答我提出的问题感到吃惊。当我问到了她的抱负和打算时，她回答说：“啊，这已经是很难的了。在法国，即使是当一名电影女导演也已经是够不寻常的了。别的且不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