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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相声,聊找乐儿,聊幽默和轻松
侯宝林是当年天桥民间艺术硕果中所余无几的一个大果子。他来自生活底层,饱经沧桑,阅尽百事。就像中药铺的药钵子,尝够了酸甜苦辣。少年,他只念了三年书;晚年,他被聘为北京大学的语言教授。有些人对这不理解。这正是他不同寻常的地方。几十年来,他在生活中体验,在民间学习,不断丰富语言艺术,永远亮出功夫底子。故此,他才能创作、表演一个个绝妙的相声。
“《酒鬼》,我见的那种人多了,酒气比志气还壮。”侯宝林想到当年的这个相声。
“《人名学》呢?”
“哎,文革时,不被整的人,不能算中国人。好端端的起个名字也挨整。那相声里不是有这么一句吗‘你叫侯宝林,就是保林彪!’”
这类相声,揭示了生活中的荒谬。那时,侯宝林没少挨整。他有一套自我保护办法:“我不生气,找乐子。”这种生活态度恪守几十年,所以他的身体没灾没病。
一次,他到外地去。同行者让他来段相声。有一处要唱,拉长音。他铆足了劲儿使劲拉。大伙鼓掌、喝彩:“好!”他停住,说:“不比当年啦,差远啦。我这是唬弄你们。”旁边一位马上接茬:“哎,我听你唱过几次,都是这样的,挺好啊!”侯宝林一本正经地样子,说:“那你是让我唬弄惯了。”
又一次,侯宝林住在外地旅馆。屋里有蚊子。同屋的方成怎么也打不着。侯宝林眼尖手快,一打一个准。有只蚊子停在天花板上,他站在床上,掏出舞台道具大手帕,艺术地一抛,把蚊子砸了下来。
前几年,侯宝林从城东搬到城西,对人讲:“我离八宝山近了。”这种以自己为对象的笑话,实为振奋精神的一剂妙方。
“多找乐子,多想幽默、轻松的事。”侯宝林一再强调。“总像人家欠200吊钱似的绷着脸,累不累?但幽默也是一种素质,不能强求。如果谁宣布:‘现在我要幽默了。’准把人吓着。人得知道为啥笑,怎么笑。”侯宝林深知,这是做精神的体操,可以祛除人生压力,提高生活涵养。
聊挣钱,聊打球,聊好人和坏人
现在许多事情兴赞助。个人掏腰包赞那么一助,不容易。侯宝林赞助亚运会1万元,赞助笑的艺术研究会筹备会4万元。
1965年,他定为一级演员,月薪300多,至今岿然不动。赞助这,赞助那,钱从哪儿来?都是靠他四处演出,“一句一句说出来的。”
“亚运会开支那么大,我这1万元算个啥”这是一种心意,一种责任。”他真诚地说。
这种真诚,也是出于他对运动员的热爱。“他们十来岁就参加体育训练,到十八、九岁不出成绩,就要改行,不论干啥都要从头学起。冲这一点,就让人感动。他们是真正把青春献给祖国的人。他们成绩不理想,也要尊重他们。动不动就骂‘臭大粪’,不行。我当了60年演员,不是场场演出都满意,可观众每次都鼓掌。为什么我们看体育比赛不能这样呢?运动员和演员有些相似。打球,顺手了,就打得好;别扭、不顺手,就打不好。这事常有。骂能骂出个‘好’来?”相声演员难得有这般严肃,严肃中又透着好心眼儿。
确实,当个能做好事的人,不难。当个有成就的人,较难。当个又有成就又干好事的人,更难。对于做好事,侯宝林只说一句:“我还有些热量,搁着不用也就浪费了。”对于好人、坏人这类小孩看电影时的惯用语言,侯宝林说了可不只一句。
“世界上是好人多。有人说:‘不对,好人少,坏人也少,不好不坏是多数。’不好不坏的,能把他们当坏人吗?他们也在为社会工作,当然算好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就出了几个战争贩子?这号人要是多了,地球早玩儿完了。”
“人到世上走一遭,很短。干好事还来不及,哪有时间干坏事。这就是坏人理解不了好人,好人也理解不了坏人的原因。”很像悟道之言。
聊完了。确实杂咕隆冬。没有像滑了纹的唱片,总是那一句:“我如何如何锻炼身体”。这个采访,是否不适宜?
Number : 8528
Title :“足球寡妇”总罢工
作者 :
出处《读者》 : 总第 1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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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性格硬朗著称的日耳曼民族对足球迷恋到如痴如狂的地步。不少西德妇女抱怨丈夫心中只有足球而不管妻儿家庭,使她们差不多成为寡妇。不久前,忍无可忍的“足球寡妇”们发起了一场历时一个半月的总罢工。她们宣布:“一不进卧室,二不进厨房,三不打扫卫生。”
Number : 8529
Title :篮球引起的风波
作者 :
出处《读者》 : 总第 102期
Provenan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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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一位32岁的美国妇女贝·纳尔逊向弗吉尼亚州法院起诉,要求该州的福尔斯丘奇体育用品商店赔偿60万美元,以弥补精神上蒙受的损失。
原来,有一天纳尔逊太太在这家体育用口商店买东西,由于她已怀孕,并将临产,腹部显得较大,该店营业员怀疑她偷走了一个篮球。事后,她向法院上诉,法院经调查,判纳尔逊无罪,对福尔斯丘奇体育用品商店做出罚款处理的决定。在法院宣判后的第二天,纳尔逊太太生下一个漂亮的男婴儿。
Number : 8530
Title :她对烟草业的挑战
作者 :罗米修
出处《读者》 : 总第 102期
Provenance :《消费者》
Date :1989
Nation :
Translator :
赛普龙太太是美国新泽西州的一位家庭主妇,她对烟的喜爱到了须臾不可分离的程度。早在50年代,她丈夫和孩子劝她戒烟,向她宣读有关吸烟致癌的文章,被她轰出门去。1981年,她得了肺癌,外科医生切去她的部分右肺,但她吸烟如故。1982年,她的整个右肺被切掉,却仍偷偷吞云吐雾。她太固执了,在她的吸烟史上,她只对家人做过两次让步,一次是在1955年,她将原来所吸的“吉士”牌换成L&M过滤嘴。因为当时那诱人广告说:“L&M是医生选用的香烟。”二是在临死前一年戒了烟。她死于1984年,时年58岁。
赛普龙太太的固执最后一次表现在对烟草公司的反叛上。她与丈夫向法院提出起诉,追究烟草公司使她致病的责任,她要丈夫保证在她死后也要坚持把官司打下去。这个案子历经5年,于1988年6月以赛普龙胜诉告终。6人组成的联邦陪审团命令“吉士”牌和L&M牌香烟的制造商利哥特集团公司,向赛普龙先生赔偿40万美元,以承担它的产品对赛普龙夫人死亡的部分责任。
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裁决!一位律师欢呼道:“烟草公司不可战胜的神话终于破灭了。”
赛普龙的律师花费了许多时间来证实:烟草公司早就知道吸烟有害健康,但还大作暗示“吸烟不影响健康”的广告。实际上自40年代起,各种研究报告都表明了吸烟能够致癌。
以爱德尔为首的为赛普龙辩护的律师们虽然帮助他们的客户胜诉了,但他们并没有赚到钱。为了这个案子,他们花了200多万美元。而烟草公司花了7500多万美元,请的律师8倍于赛普龙的。
也有人从另一方面算帐,他们认为爱德尔及其同事的努力,大大削减了未来对烟草公司提出诉讼的费用。这是因为,为了证明烟草业的阴谋,爱德尔进行了4年半的调查,在调查中,他要求被告提供了10万多件内部资料,其中有大量有关吸烟与健康的关系的研究,他从中取出了300件作为证据。
如果认为由于这一案例的成功,烟草业就会向消费者妥协,那未免过于天真。
烟草公司的高额利润为对抗消费者诉讼提供了雄厚的财力。近年来,烟草制造商花费了6至30亿美元来对付这类消费官司。有人估计,美国的烟草公司只要将每包香烟的价格提高25美分,甚至包括考虑由于提价而损失10%的市场,它们还能输得起15000场这种官司,支付60亿美元的赔偿费。
烟草公司担心的事是政治上的影响。这个案件也可能激励国会制定新的法律来限制烟草业,例如,将禁止吸烟的规定从短途飞行航线扩展到整个国内航线。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么赛普龙夫人最后对烟草业的反叛所造成的影响,可能要比她所想像的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