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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间，王洛宾去宾馆为三毛送行。王洛宾一声“找三毛”，就像触了蜂窝，男女服务生们奔走相告，霎时间搬来一摞摞大陆出版的三毛著作，围着三毛请签名。搞得王洛宾和三毛说不上话，只得告辞。
三毛跑出来送别，朝着远去的王洛宾蹦蹦跳跳，大喊大叫：“给我写信啊！回去就写，我到了台湾就能看到你的信！”
王洛宾回头张望。三毛那种毫不掩饰的热烈，使老人既感动又好笑，觉得三毛简直像个孩子。
经过就是这样，没有任何异常。王洛宾唯一的期望，就是三毛说要为他写书写电影。
三毛却再也不能平静。她为王洛宾的人生和艺术才华倾倒，包含着敬仰，爱慕，同情……三毛自己也说不清究竟是什么感情，觉得自己的心和这位老人连在了一起，再也难舍难分。她以丰富的想象力，在心中描摹着一位饱经磨难的艺术家的风采，渐渐，年龄的差距模糊了，精神上融为一体。
海峡两岸，鸿雁传书。短短的3个多月，往来6封信件。王洛宾垂暮的心也感到了什么。他写信告诉三毛：萧伯纳有一柄破旧的阳伞，早已失去了伞的作用，他出门带着它，只能当做拐杖用。王洛宾自嘲而诚恳地说：我就像萧伯纳那柄破旧的阳伞。之后，王洛宾延缓了写信的日期。三毛急匆匆来信，责怪洛宾：“你好残忍，让我失去了生活的拐杖。”
三毛真挚的忘年情，恐怕除了她自己，任何人也不理解。她不顾一切地要来乌鲁木齐，陪伴王洛宾老人一起生活。三毛是想以自己女性的温柔，抚平岁月在王洛宾身上留下的伤痕。
王洛宾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8月，三毛在北京为电影《滚滚红尘》补写了旁白，便带着一只沉甸甸的皮箱，盛满了她长期居住所需的衣物，也盛满了三毛炽热的情。她不像往常那样请旅行社安排。她是带着回家的感觉，飞往乌鲁木齐。
三毛在心中认定，乌鲁木齐有一个属于她的家。
圆舞曲中的不和谐音
1990年8月23日傍晚，三毛搭乘的飞机降落在乌鲁木齐机场。
三毛非常疲倦。在北京的几天太紧张了。赶写电影旁白；和朋友们整夜整夜地聊天；白天跑琉璃厂搜购古旧图书……实在是太累了，真想美美地睡它三天三夜。
空姐报告已经降落在乌鲁木齐机场，三毛忽然亢奋起来，到了！到家了！在这个遥远的地方，她将远离尘嚣，卸去名人的重负，只有她和他相伴，开始属于自己的生活。
他来了。三毛在飞机上已经看见。不知道他怎样打通了关节，竟然能够破例进入停机坪，径自向飞机走来。他穿着精致的西装，领带打得很规则，显得神采焕发。可是，洛宾啊！你又何必如此正规，像迎接什么贵宾似的讲究礼仪？我不就是你的“平平”吗！随便一些，轻松一些，不是更好吗？
啊！情形不对。一群扛着电视摄像机和灯光器材的人，有男有女，突然拥上飞机。这是要干什么？
三毛想转身躲进机舱。可是，洛宾已经登上舷梯，送来了一束鲜花。强烈的水银灯突然亮了，摄像机镜头对准了三毛。
“我抗议！”
脸色苍白的三毛，发出无力的声音。
洛宾向她解释，这是为了拍摄一部关于他本人的电视片。
原来，乌鲁木齐几位年轻的电视新闻工作者，正在筹划拍摄一部反映王洛宾音乐生涯的纪实性电视片。听说三毛要来，编导人员便精心策划了这一场欢迎三毛的“戏”，拍摄编入电视片，以壮声威。王洛宾依从编导们的要求，积极配合。
三毛心中不是滋味。她来乌鲁木齐，完全是她和洛宾两人之间的私事，属于他们两人自己的生活。不料想未下飞机，就暴露在公众面前，身不由己。但听洛宾说是拍片，她为洛宾而来，不能让洛宾扫兴，为了洛宾，牺牲自己这是她的选择。三毛努力屏除心头的不悦，露出疲倦的微笑，说声“对不起！”很快就进入角色，听任摆布。
于是，三毛怀抱鲜花，在洛宾陪伴下，出现在机舱口。简直就像国王和王后，两人并肩挽臂，步下舷梯，接受了10多名童男童女的献花。
到处流浪，走过80多个国家的三毛，第一次遇到了如此隆重的欢迎仪式。见面的礼节，一一握手，频频拍照，终于结束。待到钻进汽车，随着“砰”的一声车门关闭，仿佛把纷扰的外部世界关在了外面。三毛急不可待地点燃一支香烟，躲进了烟雾。
生活中，人免不了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才能有真正的自我？
到家了王洛宾三房一厅的寓所。三毛在台北就写信给洛宾，希望这个寓所里有她的一个角落，即使睡在沙发上她也无限快乐。睡沙发大可不必。王洛宾为三毛的到来早已准备好一间住房，有床，有书桌，还有台灯。
三毛打开自己的皮箱，取出一套十分精美的藏族衣裙。这是她在尼泊尔旅行时特意订做的。三毛知道那个美丽动人的故事：一位俊俏的藏家女孩卓玛，曾经在年轻的王洛宾身上轻轻地打了一鞭。一鞭钟情，创作出世代名曲《在那遥远的地方》。今天，三毛穿起藏式衣裙，陪伴年近八旬的王洛宾老人，唤醒那久远的记忆艺术家的心，永远年轻。
三毛和洛宾商议，如何布置房间，配什么色彩的地毯，等等。她要设法让这所宽大清冷的住宅充满生机，让洛宾老人的生活朝气蓬勃。
她给洛宾带来了台湾录制的民歌磁带，那里面就有洛宾的作品。她还带来了现代摇滚，想把洛宾从自我封闭中拉出去，走入时代潮流的音乐大天地。
三毛和洛宾各骑一辆脚踏车，奔走在乌鲁木齐街头，进出百货公司、瓜果摊，菜市场。她要过普通人的生活，如同在撒哈拉沙漠那样，自己买菜煮饭。经历了真实的生活之后，她就会写出真实动人的故事。
三毛在设计并开始实现着她和洛宾的共同生活。
不知道为什么，电视摄制组的开拍日期，偏偏选在了三毛到达的那一天。接连几天来，不是把洛宾拉出去拍外景，就是到洛宾寓所来实拍。纷纷扰扰，熙熙攘攘，打破了三毛的宁静。
这一天，编导们说，要拍三毛访问洛宾的“戏”。三毛又充当了演员。编导一时来了灵感，为三毛设计了一套动作：身穿睡衣，蹑手蹑脚地走到洛宾卧室门前；再轻手轻脚地把从台湾带来的歌带放在门下给洛宾清晨起床后一个惊喜！
戏是好戏，真是创造性的构想。可也完全是做“戏”。三毛已身不由己，忍耐着把“戏”演完。她把早已送给洛宾的磁带拿过来，礼物成了道具，按照编导的要求，如此这般地表演一番，让摄像师摄入镜头。
拍完这场“戏”，三毛就病了，卧床不起。她再也忍受不了被人摆弄的屈辱。但她又不能发作。只好闭门不出，拒绝见人。
三毛感到委屈，隔膜，陷入极度的痛苦。心中怨怼：洛宾啊！你为什么要引来那么多人介入我们的生活，难道电视片比你我本人更重要吗？
洛宾一点儿也没有察觉三毛因为拍电视而引起的不愉快。他尽心尽力地照料三毛的身体。请来医生为三毛诊治，请来一个女孩照顾三毛的起居。而他自己，仍然忙于摄制组的活动。
身体和精神的双重痛楚折磨着三毛，她开始失望。潜在的名人意识，使她觉得自己被利用。心中的无名之火，愈积愈烈，如同地下岩浆，奔突着，寻找喷火口。
这天，终于爆发了！
暴风雨是在餐桌上掀起的。三毛下厨炒菜。洛宾盛饭。照往日的习惯，他给三毛盛了不满一碗。两个人对面而坐。正要举箸，“三小姐”（台北友人们惯称三毛为“三小姐”）突然发作：
“盛那么少，你要饿死我呀！”
洛宾大惑不解，面对脸色熬白的三毛。
三毛却怒火中烧，近于歇斯底里地大叫：“我杀了你！”
洛宾更加莫名其妙，默默地坐等三毛的下一个动作。
三毛冲向客厅，拿起电话筒。找旅行社，订房间，订机票。继而收拾行囊，带着那只沉甸甸的皮箱，离开了洛宾的家。
这是怎么啦？问题出在哪里？事后，洛宾只是说，三毛的性格有点怪。
三毛自己也说：我就是这么怪怪的。
就在这天晚上，三毛在旅行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