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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这儿，我不禁泪眼汪汪。以前有家长们抗议不能让患爱滋病的孩子入学。然而只是到现在，我才理解他们的忧虑。
那天晚上，马克和我迟迟不能入睡，反复思忖着这件事，两人都试图相互安慰。最后马克决定次日去拜访我们的家庭儿科医生。
“无须惊慌。”医生告诉我，“你所说的一切，都不能证明你的女儿染上了该病。”
然而，当天晚上珍妮前来敲门，说要和我谈谈。
最初，珍妮只是寻找字眼拉家常，接着她两眼直勾勾地盯住我。“我觉得你们所有的人都有权利知道，鲍伯死于爱滋病。”说完，她看着我。我知道她在等待着我的反应，说出这些话想必是需要足够的勇气的。
“我知道了。”
珍妮大吃一惊，“但是你是怎么知道的？我本来还想至少再等几天才说呢。”
“昨天我在电视上听到的。”
“那镇上的人都已经知道了？”她惊恐万状。
我只能点头说是。
“我好像是《圣经》中的麻风病人，人们怎样看待我们，还有鲍伯？”她极力抑制着眼泪。
我非常难过，不知该伸出手臂搂住她，还是应该问她和埃米是否也传染上了。最后我还是决定问她。
“你和埃米的情况怎么样呢？是不是有传染上的可能？”
“我现在还不能考虑这个问题，他们想让我去医院检查一下，可我无法在失去鲍伯的同时又去应付这件事。我想等以后再找个时间。”
我觉得有权了解清楚，因为，我发现就在那当儿，我的三个小女儿正在克里斯廷的房间里和埃米下棋。然而我没再问下去。我真想冲出厨房去看她们的一举一动。我家是不是已经被传染上了这病毒？
“我辞去了学校的工作。”珍妮语气平淡，眼中无泪，“但我们还要呆在这儿。放假后，再搬到阿肯色州，在我家人附近的地方住。”
我对她产生了同情。今后她将要经受怎样的折磨，但我也能理解其他家长可能产生的担忧，我自己也由于惧怕而麻木了呀。
珍妮似乎领悟我的所虑，“我已请求鲍伯的医生在学校开次座谈会，对家长们讲解爱滋病是怎么回事。但愿有所帮助。”
既然大家都知道鲍伯是怎么死的，我的家一定不再会是邻居孩子们聚集的地方了。果然不出所料，孩子们不再来找我的女儿玩了。以后我便发现，别人实际上也在极力躲避着我们，正如我们想躲避埃米那样。
珍妮来访后，我有好多天没见到她。而埃米却不断前来叩门，每逢我极力抑制着赶她回家的欲望时，便愧疚得两颊绯红。可是，无论这个孩子是在我家或在庭院外出现，都让我放心不下。
鲍伯去世两周后，珍妮提过的座谈会在学校召开了。座谈会由鲍伯的私人医生以及红十字会的代表组成了一个问答小组。组员们耐心地回答了家长们提出的问题。诸如：我的孩子喝自来水会不会染上爱滋病？患爱滋病的老师会传染给其学生吗？和爱滋病患者共用一个游泳池或毛巾会被传染吗？食物和日用器皿是否滞留该病毒？靠近患者会被传染吗？这些问题都得到了否定的回答。
我参加了两个座谈会，并阅读了所有能寻到的有关材料。座谈会上不管提的问题如何尖刻，主持人都予以重视，认真对待。他们解释说：只有当病人的血液、精液或阴道分泌物等接触了另一个人的血液时才有可能染上该病。他们还强调：爱滋病是不会通过空气传染的。其实，与其它如感冒和喉疼等病毒传染相比较，爱滋病是不易被传染上的。
了解愈多，恐惧愈小。可是，让孩子们和埃米玩，仍让我心有余悸。自私心驱使我不得不这么想：倘若埃米不在这儿，邻居的孩子就不会躲避我的孩子了。每次我的孩子问起：“为什么我们不能和埃米一起玩呢？为什么人人都怕她呢？她还可以不可以成为我们的朋友。”我总不免为之一震。
我必须重新考虑自己衡量友谊与同情的标准。以前，我曾学过如何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懂得怎样控制恐惧感。可是现在我却已变得冷漠和麻木不仁，把有怀疑的爱滋病受害者拒于社会之外。直到尝到了自家被别人躲避的滋味后，我才开始理解那些染上爱滋病的人必须忍受的一切，那真是恶梦，不可思议呀。在朋友最需要的时候，对他们置之不理不是我的本性。我要我的孩子从我身上学到什么呢？回答是容易的。我拿起电话拨到珍妮家，邀请埃米当天晚上和我的孩子们一起野营共度良宵。
接着那个星期，珍妮打来电话说：“我和埃米作过检查了，我们都有爱滋病抗体。今晚看看电视吧，新闻会播放的。”
一个爱滋病患者的妻子没有染上病毒令人难于理解。但我知道应该尊重他人的婚姻和隐私，那不关我的事。
不久邻居聚集又恢复正常。我的房子和院子又成了孩子们嬉戏玩耍的中心。
从珍妮那儿我学到很多。珍妮的力量能在鲍伯临死那些日子里忍受住一切。珍妮的决心不让孩子因父亲死了而淡忘他。珍妮的意志决不回避因继续呆下来所要面临的一切问题。这些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尊严。流言蜚语也罢，人们害怕她们不睬她们也罢，她从不责怪别人。如果我处在珍妮的地位，我会怎样呢？
Number：6996
Title：性别重塑
作者：谢湘
出处《读者》：总第136期
Provenance：中国青年报
Date：1992。8。8
Nation：
Translator：
一则由外国新闻机构抢先发生的消息
7月24日至26日，英国广播公司（BBC电台）连续三天重复向全球播出记者格雷斯发自北京的一条重要消息：
世界第一例男女性器官内部互换手术获得成功。
消息准确无疑。
时间：7月14日；
地址：北京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主持人：北医大成形外科研究中心主任夏兆骥教授。
遗憾的是，中国的事总让我国人先说了出去。
“肯定是上帝把我的性别搞错了！”
北医大成形外科研究中心素有中国整形外科的“学院派”之称。
今年4月，中心门诊部先后走进两位坚决要求施行变性手术的年轻人。他们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刚满30岁的小伙子已经毕业工作了好几年，22岁的小姑娘还没跨出学校的门槛。
已经从事30多年的整形外科的夏主任一如既往，用他那双充满善意、理解和关切的眼睛亲切地注视着他的病人，听他们述说那内心的痛楚，那一般人难以理解的痛楚。
排行老六，在家算个“老疙瘩”的小W，打从小就发现自己与几个兄长大不一样。且不说身材不那么魁梧，就连个人喜爱也全是女性才好摆弄的织毛活、做时装。有时在街上看到穿着漂亮的姑娘，他心中羡慕不已，就忍不住一个劲盯着看，为此没少挨别人的白眼和恶骂。可一回到男同胞圈子里，那点可怜的信心全垮了，无论走路、说话、甚至上厕所，他总觉得周围有眼睛死盯着自己。他心中一次又一次犯疑，“肯定是上帝把我的性别搞错了。”
在北方一个工人家庭长大的小H，笑声从来都是带哈哈的。别看一副“假小子”样，走到哪儿都特招人喜欢。那年高考，她玩似地干了一阵，结果就被北京一所重点大学重点专业首批录取了。
“妈，我真想找把剪子将我胸前两块肉铰了去。”
对处于青春发育期的女儿，妈妈以为她闹着玩。
不想这孩子越来越当真了。大学一年级下学期，她就写信告诉父母，自己已决意做变性手术，“你们不知道，一个人内心的生理和心理对抗是什么滋味？”接连几学期，她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四处打听，寻找能做这种手术的大夫和医院上。
唯有科学才能正确地解释这一切。
经过性染色体鉴定，小W和小H确属两性畸型，并患有医学上称之为“易性癖”的精神疾病。
“只有依靠现代医学的神奇来弥补先天之不足”，夏教授和两位年轻人在这一点上具有一种共识。
也许是这两位患者前后离得太近的缘故，突然引发了夏教授一个新的念头：将两个性别不同的变性手术放在一起做，可能具有某种新的探索意义。国际上有过变性手术的记载，但将两性性器官同时作移植手术的尚无先例。七八十年代在整形外科方面多有建树和创新的夏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