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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或对填写共同报税单的已婚夫妇应付所得税的收入超过
36000 美元的税率高达50％。然而，根据目前所呈报和规定的，即：超过目前免税额并且把目前容许的一切扣除计入以后的应付所得税收入的
23。5％这一统一纳税率会征收到和目前高度累进的税率同样多的税款。事实上，即使不去更改赋税法规的其他方面，这种统一的纳税率也会征收到较多的税款，因为，呈报上来的应该纳税的收入的数量会是较多，其原因有三个：会比现在有较少的动机来使用代价昂贵的法律手段来减少所呈报应该纳税的收入的数量（所谓规避税收）；会有较少的动机不去呈报在法律上应该呈报的收入（偷税漏税），去掉目前税率结构的抑制积极性的影响会导致更有效的目前资源的使用，从而得到较高的收入。
假使目前高度累进的税率能征收到的税款为数很低，那末，它们对再分配的效果肯定也是如此。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是无害的。情况正好相反，能征收到的税款为数很低，因为，这个国家里的一些最有才干的人把他们的精力投入于设计使它保持这么低的办法；也因为很多其他人把纳税的多少当作为一种考虑来决定他们的经济活动。所有这一切都是十足的浪费。我们由此而得到的是什么呢？至多使一些人感到满意，认为国家正在进行收入的再分配。甚至于这种感觉也是建立在对累进税收结构的实际效果的无知之上，而它肯定会消失，假使知道了有关事实的话。
回到收入再分配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明显地存在着与使用赋税来影响收入分配大不相同的正当理由。很大部分的真正的不均等来自市场的不完全性。这些不完全性的许多方面本身就是由政府行动所造成，或者能由政府行动来消除掉。我们有充分理由来调整游戏的规则，以便消除这些不均等的泉源。例如，政府所赋予的特殊垄断特权、关税和其他对特殊集团有利的法律规定都是不均等的泉源，消除掉这些是为自由主义者所欢迎的。推广和扩大教育机会是趋向于减少不均等的一个主要因素。象这样的一些措施具有行动上的优点，因为，它们能击中不均等的泉源而不只是缓和症状。
收入的再分配也是一个领域：在其中，政府使用的一套措施所造成的危害大于它使用的另一套措施所能改正的。这是另一个例子来表明：政府把据说是私有企业制度的缺点作为理由来进行干预，而在事实上，许多主张扩大政府职能的人所不满意的现象本身却是政府所造成的，不论其职能是否得到扩大的政府，都是如此。
第十一章
社会的福利措施
促成高度累进的所得税的人道主义和平均主义情绪也促成了大批旨在于增加特殊集团的“福利”的其他措施。措施中最重要的一套是一批贴着使人误解的标签的“社会保险”。其他的是公共住房、法定最低工资、对农产品价格的支持、对特殊集团的公费医疗、特别援助方案以及其他等等。
我将首先简要地论述一下后面的几项，主要在于说明：这些项目的实际影响及企图和它们意图的影响之间存在着如何大的不同之处，然后，我将以较多的篇幅来论述社会保险方案中最大的组成部分，老年和人寿保险。
其他次要的福利措施
１．公共住房。经常用来支持公共住房的一个论点是根据被认为是存在的邻近影响：尤其贫民窟地区，在较少的程度上还有其他低质量的住房；据说它们使社会以火警和警察保护的形式支付较高的费用。这种实际的邻近影响可能存在。但是仅就这个影响而言，它所能证明为必要的不是公共住房，而是对这种增加社会费用的公共住房施加较高的赋税，因为，这趋于使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相等。
这会立即引起反驳，认为增加的赋税会落在低收入人们的身上，而这又是不好的事情。这一反驳的真正含意是：建议公共住房的理由不是邻近影响，而是作为帮助低收入人们的手段。假使确系如此，那末，为什么要特别贴补公共住房呢？假使资金是用来帮助穷人，那末，给与现金而不是实物不是更有效的使用资金的方式吗？确实，被帮助的家庭宁肯要一笔现金，而不愿要住房的形式。假使他们希望有住房的话，他们自己可以把钱花在住房上。因此，给他们现金不可能会比给与其他形式的东西更坏；假使他们认为，其他的需要更加重要，那末，给与现金会使他们更加方便。现金补贴可以解决邻近影响的问题以及津贴实物的问题，因为，假使现金不被用来购买住房，它可被用来支付邻近影响所应有的额外税收。
因此，公共住房不能以邻近影响或帮助贫穷家庭为理由。假使有可能为它找出一个理由的话，那末，它只能以家长主义为理由。家长主义的理由是：被帮助的家庭“需要”住房比“需要”其他东西更为迫切，但是，他们自己既不同意这一说法，也不会以明智的方式使用这笔款项。对于合格的成年人而言，自由主义者趋于拒绝这一论点。他不能完全拒绝它的能影响儿童的间接的形式；即：家长们会忽视“需要”更好住房的儿童们的福利。但是，自由主义者在接受作为大笔开支用于公共住房的适当理由的这个最终论点之前，要求比一般所提供的更有说服力和针对性的证明。
在涉及公共住房的实际经验之前，在抽象理论上所能谈论的就是上述这一些。现在，既然我们已经有了经验，我们可以作进一步的论述。实际上，公共住房已经被证实为具有与它的本意大不相同的影响。
远没有象赞成者所期望的那样改善了穷人的住房问题，公共住房却恰得其反。在建造公共住房计划过程中被拆毁的居住单位的数量，远远超过新建造的居住单位的数量。但是，象这样的公共住房方案却对减少需要居住这种住房的人数不采取任何解决办法。因此，公共住房的作用是提高每一居住单位的人数。有些家庭或许要比没有公共住房时的住房条件要好——是那些运气好到能住进国家建造的住房单位中的人。但是，这不过使其他人的问题更糟，因为，总的平均密度上升了。
当然，私人企业会通过改造目前的和建造新的住房来抵消公共住房的某些有害之处，来容纳直接被排挤掉住房的人，或更一般地来容纳那些在公共住房方案所引起的音乐抢座位游戏中间接或更间接地被排挤掉住房的人。然而，这些私人住房的来源在公共住房计划不存在的情况下也会存在。
为什么公共住房计划具有上述影响呢？由于我们曾经一再强调的一般性原因，推动许多人赞成制订这个方案的一般兴趣是分散的而且并不固定在某一个人的身上。一旦方案被接受下来，它肯定会被特殊利益所把持。在公共住房的情况下，特殊利益是那些当地的集团，它们渴望把破烂地区加以清除和再建，其原因或由于它们在那里拥有财产，或由于破烂地区正在威胁着当地或市中心商业区。公共住房可用作为一个方便的手段。因为，它要求的拆毁数量大于修建数量。即使如此，从日益增长的要求联邦政府资金解决问题的压力来看，“城市的破烂”仍然以不减少的规模在我们社会中存在。
赞成公共住房的人希望从它获得的另一个好处是通过改善住房条件来减少青少年的犯罪行为。在这里，很多方案的事例再一次表明恰好相反的影响，除了它完全不能改善平均的住房条件以外。由于对以补贴租金住进公共住房的人的收入施加应有的限制，“破裂”的家庭高密度地集中在一起——特别是，带着孩子的离了婚的母亲或寡居的母亲。破裂家庭的儿童特别可能成为“有问题”的儿童，而这些儿童的高度集中很可能增加青少年的犯罪行为。其中一个现象是：公共住房区域对邻近各个学校所起的不利影响。一个学校虽然容易吸收少量“有问题”的儿童，但是，它要吸收大量的这类儿童却是很困难的。然而，在某些事例中，破裂的家庭占有整个公共住房地区的三分之一或者更多，而这个地区的儿童可能占有一个学校中的大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