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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施加限制。即使不谈计算“正确”投资量的困难，这也涉及到以某种实质上是任意行事的方式来把有限的投资配给到超过投资所能维持的申请参加训练的人。那些运气好到足以能拿到补助金来进行训练的人们将取得投资的全部报酬，而费用则被一般的纳税人所负担——是一个完全任意决定和几乎肯定是毫无道理的一次收入的再分配。
这里的要求不是再分配收入，而是使资本按照同样的条件能为人力和有形的投资所用。个人应该自己负担投资的费用和获得报酬。当他们愿意负担费用时，他们不应该由于市场的不完全性而不能进行投资。达到这个结果的一个方法是让政府对人从事股份性质的投资。政府机构应该对任何能满足最低质量标准的个人的训练提供资金或帮助提供资金。只要资金系用在认可的机构作为训练之用的话，政府可以在规定的年限中，每年提供一定的数量。反过来，个人应该同意，在将来的每一年中，对于他从政府那里得到的每1000美元的费用，付给政府他的收入超过一定基数后的一个特殊百分比。这笔支付能很容易地与所得税的支付合併在一起，从而，所引起的附加行政费用是最小量的。基数应该等于没有这一训练情况下的估计的平均收入，支付的收入的百分比应该被规定在使整个方案收支相抵的水平。按照这个方式，接受训练的个人在实际上负担了整个费用。这样，投资的数量的大小能由个人选择加以决定。假使这是政府给职业或专业训练提供资金的唯一方法，又假设所计算出来的收入反映了一切有关的收益和费用，个人的自由选择会趋向于造成投资的最优数量。
第二个条件不幸地不大可能完全得以满足，因为不可能把上面所提及的非金钱的收益计算进去。因而，实际上，上述办法下的投资仍然会是有点儿过于微小并且不会按最优的方式进行分配。
由于几个原因，私有的金融机构和非利润的机构，如基金会和大学，更加适宜于从事这个计划。由于估计收入基数和付给政府的超过基数部分的收入的困难，那末，就存在着使上述计划变成为政治的足球游戏的巨大危险。各种职业目前收入的资料仅能提供一个粗略的近似值作为计算整个计划是否收支相抵的根据。此外，收入基数和超过基数的部分是因人而异的，取决于事先预计的各人挣钱能力的差异，正象人寿保险费用由于不同的预期寿命而有所不同一样。
就行政费用阻碍这个计划由私人机构加以执行而言，提供资金的政府单位是联邦政府而不是更小的单位。任何一个州会象一个保险公司那样花同样的费用来与接受资金的人们保持联系。联邦政府会把这些费用减少到最少的数量，虽然并不完全消除它。例如，一个移往另一个国家的个人可能仍然在法律上和道义上有义务支付他收入中的事先商定的份额，然而，强制执行这个义务可能是困难和花钱的事情。因而，非常有成就的人们可能有迁移的动机。当然，类似的问题会在所得税的情况下出现，而出现的问题还具有较广泛的范围。在联邦政府一级执行这个计划的行政问题虽然在细节上无疑是麻烦的，但看来并不严重。严重的问题是早已提及的政治问题：如何防止这个计划成为一个政治上的足球游戏，并在这个过程中，从一个收支相抵的方案变成为一个补助职业教育的手段。
但是假使这种危险是真实的，机会也是真实的。目前资本市场存在的不完全性趋向于把较为昂贵的职业和专业训练限制在其家长或捐助者有能力向其提供所需的资金的人。通过使许多有才华的人得不到必要的资金，上述家长或捐助者把这些能得到资金的个人变成为能避开竞争的“非竞争性”的集体。结果，在财富和地位上永久存在着不平等的状态。类似上面概述的安排的发展将使人们在较广泛的范围上能得到资本，从而，将在很大的程度上使机会均等成为现实，使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减少并且使人力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它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并不通过对竞争的限制，并不通过对积极性的破坏以及并不通过对表面现象的处理，象单纯的收入的再分配所造成的那样，而是通过加强竞争，通过使积极性更加能发挥作用以及通过消除不平等的原因。
第七章
资本主义和歧视
特殊的宗教、种族或社会的集体在他们的经济活动中具有特殊不利的条件，正象俗语所说，他们是受到了歧视。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歧视已经大为减少，这是一件突出的史实。契约安排替代身份安排是解放中世纪奴隶制度的第一步。犹太人在整个中世纪得到生存的可能是因为有市场部门的存在，在其中，尽管有官方的迫害，犹太人能够工作并且维持他们自己。清教徒和公谊会教徒能够移民到新世界，因为他们能在市场里累积足够的资金去这样做；尽管在他们生活的其他方面受到限制。在南北战争后，南方各州采取许多措施来对黑人施加法律的限制。在任何规模上从未采取的一个措施是对不动产或动产的所有权设立障碍。没有设置这些障碍显然并不反映对黑人免除限制的任何特殊关怀，而却反映了对私有财产的基本信念是如此强烈，以致能超越了对黑人歧视的愿望。维持私人财产和资本主义的一般法则是黑人的机会的一个主要泉源，并且允许他们比不维持这一法则的情况下取得较大的进展。举一个较为普遍的例子，在任何社会中，保存歧视是性质上最垄断的领域，而对特殊肤色和宗教团体的歧视在具有最大竞争自由的那些领域却是最少。
正象第一章所指出的那样，经验的一个难于理解之处是：尽管有这个历史证据，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中，主张进行基本性变革的声音最响和为数最多的人往往来自受歧视的少数集团。他们趋向于把他们经历的残余限制归因于资本主义，而不承认自由市场是一个主要因素来使这些限制缩小到它们现有的程度。
我们已经看到，自由市场如何把经济效率和不相关的各种事实相分隔。正象第一章所指出的那样，面包购买者不知道面包是由白人还是黑人、是由基督徒还是犹太人种植的小麦所做成。结果，小麦生产者处于最有效地使用资源的地位，而不管社会可能对他雇用的人员的肤色、宗教或其他特征的态度。此外，也许更为重要的是：自由市场具有把个人的经济效率和其他特征相分开的经济动机。在商业活动中，具有除了生产效率以外的倾向性的人和没有这种倾向性的人相比，会处于不利的地位。具有这样的倾向性的个人实际上比没有这样倾向性的其他个人提高了自己的成本。因此，在自由市场中，后者会把前者赶走。
同样的现象具有广泛得多的意义。我们往往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即：对不同的种族、宗教、肤色或者任何其他事项进行歧视的人不会由于这样做而蒙受损失，他不过是把代价添加在别人身上。这个观点可以和一个国家在其他国家的产品上征收关税并不伤害自己的谬论相提并论。两者都是同样错误的。例如，反对从黑人那里购货、或与黑人并排工作的人会因之而限制了他的选择范围。一般说来，他必须为他购买的东西支付较高价格，或为他的工作取得较低报酬。或者，用另一种方式来说，我们中那些把肤色或宗教看作不相干的人结果能买到一些较为便宜的东西。
这些意见也许能说明，在对歧视下一定义或加以解释时，存在着真正的问题。进行歧视的人会为此而支付代价。他好象在“购买”被他看作为“产品”似的东西。除了一个人不赞同其他人的“口味”以外，很难看出歧视还有任何意义。假使个人愿意付出较高代价倾听一个歌手而不是另一个歌手唱歌，我们不把它看作为“歧视”——或者至少不是同样令人厌恶的意义上的“歧视”，虽然我们会把它看作为“歧视”，假使他愿意付出较高价格而让一种肤色的人，而不是另一种肤色的人为他服务的话。两种情况之间的差异是；在一种情况下，我们赞同这种“口味”，而在另一情况下，我们不予赞同。除了我们同情和同意于一种口味和否定另一种以外，导致要一个漂亮的而不是丑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