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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这种要求可以施加于家长而不需要政府进一步的行动，正象要求建筑物和汽车的所有者遵照特殊标准以便保护其他人的安全那样。然而，在两种情况之间存在着差异。凡是付不起建筑物或汽车的安全标准的费用的个人一般可以放弃他们的财产而将它出售。因此，这个要求一般能够加以实施而不需要政府的津贴。把孩子和缴纳不起最低要求的学校教育学费的家长分离开来，显然和我们把家庭作为基本的社会单位的办法以及和个人自由的信念不相一致。此外，这很可能不利于自由社会的公民教育。
假使这种学校教育的要求所引起的经济负担能很容易地为社会里的大量家庭所承受，直接要求家长们来承担这笔费用是可行的，也是需要这样做的。极端的情况可以通过向贫穷家庭提供特殊的补贴而得以解决。在今天的美国，很多地区符合于上述条件。在这些地区，把要求的各种费用直接加在家长的身上是应该使用的办法。这可以取消政府的一个机关。这一机关目前在所有居民的一生中向他们征收赋税，然后在他们的孩子上学期间，又把税款的大部分付还给同样的那些人们。这会减少政府同时也管理学校的可能。对此，下面将进一步加以论述。这会使减少津贴在学校经费中的比重更有可能，因为，随着收入的一般水平的增加，对于这种津贴的需要也会随之而下降。假使象现在那样，政府负担全部的或极大部分的学校经费，收入的增加只会使通过赋税机关的款项的流动进一步扩大，从而扩大了政府的作用。最后，但是决不是最不重要的，家长负担孩子的教育费用可以使生育孩子的社会成本和私人成本相等，从而，也有利于形成一个较好的家庭成员数目的分配。
不同家庭之间的财富和孩子多少的差异，加上维持一定标准的学校教育会引起相当可观的费用，使这种政策在美国许多地区难于实行。在这些地区以及在这种政策可实行的地区，政府都负担了学校教育的经费。政府所支付的经费不但包括一切人都必须受到的最低限度的学校教育，而且也包括年轻人受到的、但却不是必要的较高水平的学校教育。论证负担两种经费的理由是上面讨论过的“邻近影响”。政府支付费用，因为，这是实施最低水平的学校教育的唯一可以实行的手段。政府负担较高水平的学校教育，因为，其他的人能从有能力和有兴趣的那些人的学校教育中获得好处，那些人可以提供较好的社会和政治领导的水平。从这些措施中获得的好处必须和费用相比较。对于应该给与多大的津贴，存在着很大程度的真实的意见的分歧。然而，我们中间大多数人很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认为得到的好处是一个足够重要的因素来决定政府津贴的大小。
这些理由只能论证政府给与某种学校教育的津贴是必要的。可以设想，这些理由并不能论证津贴纯粹职业教育的必要性，因为，它仅增加学生在经济上的生产能力，而不对学生进行公民教育或领导能力的教育。要在两种学校教育之间划一条明显的界线是非常困难的。大部分的一般学校教育增加学生的经济价值——确实，仅仅在目前的几个国家中具有文化知识不再具有市场价值。同时，大量的职业教育扩大了学生的视野。然而，对二者加以区别还是很有意义的。象广泛地在美国政府支持的教育机构中所做的那样，对兽医、美容师、牙医以及许多其他专家的训练给与津贴的理由是不能论证对初等学校或对更高水平的文理科综合大学给与津贴的必要性的。是否能以完全不同的理由来论证津贴后者的必要性将在本章较后的部分加以论述。
当然，“邻近影响”在质的方面的论点并不能决定应该津贴什么水平的公民教育或应该津贴多少。可以设想，最低水平的学校教育对社会具有最大的益处。对于这种教育的内容，意见是最接近于一致的。随着学校教育水平的上升，社会得到的利益会持续下降。即使这种说法也不能完全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很多政府在津贴低级学校以前很久就津贴大学。什么形式的教育有最大的社会利益和社会的有限资源的多大部分应花费在它之上，必须取决于通过社会认可的政治渠道所表示的公众的意见。我们的分析的目的不是替社会来决定这些问题，而是澄清在作出决定时所涉及到的问题，特别是作出的决定是否能以社会的而不是以个人的利益为基础。
正象我们看到的那样，国家可以用“邻近影响”为理由来规定最低水平的学校教育以及向它提供经费。第三个步骤，即：政府对教育机构的实际管理，好象是对大部分“教育事业”的“国有化”那样，是非常难以用这些理由加以论证的，而据我看来，也是非常难以用其他理由加以论证的。这种国有化是否有必要的问题很少明确地被提出来。政府向学校教育提供经费的主要办法是直接支持管理教育机关的费用。这样，这一步骤看来似乎与津贴学校教育的决定是分不开的。然而，这两个步骤能很容易地被分开来。为了对政府所规定的最低学校教育提供经费，政府可以发给家长们票证。如果孩子进入“被批准的”教育机关，这些票证就代表每个孩子在每年中所能花费的最大数量的金钱。这样，家长们就能自由地使用这种票证，再加上他们所愿意添增的金额向他们所选择的“被批准的”教育机关购买教育劳务。教育劳务可以为以营利为目的的私营教育机关或非营利的教育机关所提供。政府的作用限于保证被批准的学校的计划必须维持某些最低标准，很象目前对饭馆的检查，要求保证最低的卫生标准那样。这种方案的一个好的例子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退伍军人的教育方案。每个合格的退伍军人每年发给一笔最大限额的款项，可以被使用于他所选择的能维持某些最低标准的任何教育机关。比较有限性的一个例子是英国的规定：对于进入非公立学校的某些学生，地方当局为他们交付费用。另一个例子是法国的办法：对进入非公立学校的学生，国家支付其一部分费用。
以邻近影响为基础的支持学校国有化的论点是：如果没有国有化，则不可能提供被认为是对社会稳定所必要的共同的价值标准。象上面所说的那样，对私立学校规定最低水平也许不足以得到这个结果。这个问题可以用不同宗教团体所设立的学校加以具体说明。人们可能进行争辩，认为这些学校将灌输成套的社会价值标准，不但在相互之间发生矛盾，而且也和非教会学校所灌输的发生矛盾。以此而论，它们把教育变成为一个分裂而不是统一的力量。
把这个论点推到极端，它不仅能要求政府管理学校，而且能强迫人们进入这种学校。在美国和大多数其他西方国家中，目前的安排是折衷的办法。存在着政府管理的学校，但并不是强迫进入的。然而，在为这种学校提供经费和对它的行政管理之间的联系使其他学校处于不利地位：它们在政府给与学校教育的经费上没有获得或很少获得好处——这是一种一直在引起大量政治争论的情况，特别在法国和目前的美国，更是如此。有人担心，消除掉这种劣势会大大增强教会学校的地位，从而使得到共同的价值标准问题成为更加困难的事。虽然这一论点具有说服力，然而，它决不能说明它的正确性，也不能说明取消学校教育国有化会具有它所预期的影响。从原则方面考虑，它和保存自由本身发生冲突。一方面为了社会的稳定，需要公共的社会价值标准。另一方面，灌输思想妨碍思想和信仰的自由。在二者之间画出一条大致的界线是易于说而难于做的事例之一。
就影响而言，消除学校教育国有化将扩大家长可以选择的范围。假使象现在那样，家长能不支出特殊费用而送其子女进入公立学校，那几乎没有人会送其子女去到其他学校，除非这些学校也得到津贴。教会学校由于得不到国家的教育经费而处于不利地位，但是它们的有利之处为：领导它们的机构愿意津贴它们并且可以为此而筹募资金。私立学校很少有其他津贴来源。假使不管家长送其子女到什么学校，目前国家在学校教育上的开支都拨给家长使用，那末，各种类型的学校会大量出现来满足这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