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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长的“绥靖”政策终于大见成效。川人如愿以偿，风波暂时平息，各路诸侯纷纷表态拥护中央入川抗战，大后方城门洞开，这就是此次蒋介石入川视察的原因。
委员长的飞机只在重庆停留数小时，他的秘密视察标志着中央入川的战略计划正式启动。当一封东湖官邸遭袭的急电送到委员长手中时，据说他冷冷一笑，对夫人说了一句话：大令，看来我们得学习走山路了。
蒋介石在武汉公开露面好像一只大手，立刻将那些漫天飞舞的谣言赶走，平息空穴来风，同时也宣告日本人“约定暗杀”的阴谋彻底破产。抗战八年，日本人策划过多次不成功的暗杀行动，夜袭东湖官邸只是其中一次。特务头子戴笠指挥军统特务倾巢出动，紧急围捕潜伏地下的敌特汉奸，短短一个月，武汉地区破获多个日本间谍网，逮捕和枪毙汉奸特务多达百余人，但是大后方敌特汉奸制造的破坏事件还是屡有发生。
５
香港皇家大道。
这条大道两旁均以十九世纪欧洲典型的维多利亚式建筑为主，其中一幢据说曾经是英国贵族的豪宅，那些制作精美的雕花栏杆、高大门廊和紧闭的橡木大门无不透露出昔日房主的华贵气派。后来故人远去，豪宅也无可挽回地没落下去，房产几经易手，如今在市政当局登记的房主是一个名字叫做伊藤芳男的日本商人。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被日本人占领，恍然大悟的英国当局才知道原来这座楼房是一个代号叫做“帆”的日本间谍机关。
１９３８年春天，一个头戴鸭舌帽的中国男人走近“帆”机关的大门口，他警惕地四下张望，确信身后没有被人跟踪，这才轻轻拉响老式门铃。
门框上方出现一双警惕的眼睛，经过仔细盘问，来客被放进大门，领进一间会客室坐下来。客人似乎并不着急，他不慌不忙地抽着香烟，目光淡定地打量四周，表情沉着自信，表明他不是一般身份的访客。
原来他是国民政府的秘密谈判代表，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
战后披露的文件表明，抗战以来外交部一直致力于同日本方面秘密谈判，高宗武就是中日和谈的核心人物之一。一些至今仍然难以解开的历史谜团是，高宗武究竟奉谁之命行事，蒋介石还是汪精卫？谈判代表后来何以一头跌进日本人怀抱，成为著名的铁杆汉奸？有学者认为高宗武先是奉蒋之命谈判，后来投靠汪；也有认为高宗武本来就是汪派分子，“明蒋暗汪”。还有人提出历史新解，说高宗武其实是奉蒋之命投靠汪，是个双面间谍。
总之众说纷纭迄无定论。
此时徐州前线激战正酣，高宗武亲自登门拜会伊藤先生，是奉命向日方提出一个口头建议，那就是国民政府希望委派一位特使秘密访日，并向日本内阁转达中方有关停战的最新和平方案。
伊藤是个小个子日本人，他听完来客的外交辞令之后没有直接答复，而是提出一个疑问。他说：高先生能否告诉我，这位尊敬的特使先生是谁？
高答：就是在下本人。
伊藤又说：请问特使先生究竟奉谁之命行事呢？
高宗武正色道：本人奉国民政府命令行事，难道伊藤先生认为还不够明确吗？
日本人狡黠一笑说：哪个国民政府，蒋先生？还是汪先生？按照你们说法，军人派，还是议会派？
高宗武回答：本人被授权代表中华民国政府，无关哪党哪派。
日本人说：本人认为这是个很好的建议，我会把这个消息尽快转告国内，请阁下耐心等候答复吧。
高宗武当天即将这一重大外交动态通报武汉，外交部认为中日和谈将有新的进展，不免抱有乐观幻想，更有一些“和谈派”竟迫不及待地提出“暂时休战”的荒谬主张。但是许多日子过去，日本方面音讯全无，高宗武再次前往“帆”机关求见伊藤先生，不料这回却吃了闭门羹，侍者回答伊藤先生回国去了。
原来天有不测风云，徐州会战之后，日本大本营决心以武力消灭国民政府，“帆”机关奉命关闭谈判渠道。
碰了一鼻子灰的中方谈判代表无计可施，既然日本人不愿谈判，谈判代表的外交使命也只好到此结束。仍不死心的高宗武多次派人打望消息，均无功而返，无奈之下的他只好打点行李，准备离开香港打道回府。
６
俗话说“纸包不住火”，豫东战败消息很快被披露出来。
连日来，武汉报纸纷纷刊登来自豫东前线的记者报道，有记者称，昨晚最后一列运载伤员的列车通过之后，随着一声巨响，开封铁路桥被炸毁，至此陇海铁路郑州以东运输全线中断。有记者从黄河水利局官员口中得知，因为形势紧张，每年例行堤防加固工程已经奉命停止，民工遣散回家。还有记者采访开封守军某师长，该师长表示已经做好准备与敌决战，誓与开封城共存亡。许多记者亲眼所见，大批从豫东逃出来的难民已经拥入郑州、洛阳，有确切消息称，日本人已经完全占领商丘、民权、兰封等地，正在逼近开封，云云。
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军方发布的战报常常自相矛盾漏洞百出，比如某地激战歼敌多少多少，敌精锐师团如何被击溃，但是不久即传来该地沦陷的消息，弄得人们不得不怀疑所谓大捷是否真有其事。又比如豫东前线果如军方宣称那样打了大胜仗，国军正在乘胜追击，一度被传得沸沸扬扬的兰封会战真的像蒋委员长所说“活捉土肥原”和“消灭第十四师团”，那么陇海铁路何以要自毁桥梁？豫东何以被敌人占领？地处后方的守军何以要发出“与开封城共存亡”的铿锵誓言来？
一再失望的国人终于幻想破灭，感到受了欺骗，于是一些进步人士勇敢地站出来揭穿军方谎言。他们手中握有记者从前线发回来的战地调查和访谈，有豫东会战失败的铁证，还有国军正在溃败，大片国土正在沦陷的事实真相。他们痛心疾首地质问政府，如此屡战屡败之军队，如此兵败如山倒之将领，何以担当卫国御敌之重任？如此只会以谎言蒙蔽大众之政府何以取信于民，何以领导四万万民众奋起抗战收复国土？
失败消息如同一根导火索，将民众心中积蓄太多的失望、愤怒和抗议引爆。社会各界如梦初醒，人们从一场虚幻的胜利中看清事实真相，战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军方越是躲躲闪闪不肯正面回应，政府越是报喜不报忧，前线的失败就越是激怒民众，引发一场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
武汉各界人士纷纷站出来声讨国民政府，要求公布战败真相，检讨战败原因，追究责任，严惩那些临阵脱逃和贪生怕死的将军。还有许多激进党派团体、大学生和民众组织上街游行，他们来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军委会示威，发表言词激烈的演讲，“打到卖国贼！”“抗日无罪！”“还我河山！”的口号声响彻云霄。
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出面接见民众代表，他当场允诺三件事：第一，调查战败真相。第二，严惩战败责任人和将领，无论是谁绝不包庇姑息。第三，改革弊端重重的军方新闻官检查制度，由中宣部领导报纸新闻检查。
全国声讨浪潮令蒋介石焦头烂额处境被动，他不得不作出前所未有的姿态来检讨豫东战役，以平息舆论和渡过这场由战败引发的政治危机。他宣布对战败的各级黄埔将领进行严厉处分；总司令薛岳上将被记大过一次，降薪三级；第二十七军军长桂永清中将、装甲兵指挥官邱清泉少将皆因作战不力被撤职，调往他用；第七十一军军长宋希濂中将被降职使用。号称“天下第一师”的第八十八师师长龙慕韩中将则以“临阵脱逃罪”交由军事法庭审判。
另有多名旅、团长亦被撤职查办。
事实上蒋介石上述严惩只是做个姿态而已，他比任何人都更加清楚打败仗绝非个人原因所致，也不是哪个将军没有尽力，“非不为，乃力所不逮也”。但是身为统帅的他必须要向全国人民有个交代，如果没有人站出来替领袖平息众怒，难道要由他蒋介石来承担战败罪责么？
我们看到，宋希濂在随后进行的武汉会战中英勇作战，阻滞日军进攻，受到通电嘉奖，提升集团军副总司令。薛岳在三次长沙保卫战中大败日军，成就一代抗战名将。邱清泉则率部参加著名的昆仑关大战，此役中国军队出动空军、坦克和步兵相配合大败日军，成为抗战时期中国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