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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歼灭战变成突围战。
新八师进攻失利,蒋师长负了轻伤,退出火车站等待援兵。肖金刚好容易找到一个从罗王寨逃出来的村民,从他口中获得的情报证实,占领火车站和村子的敌人已经增至上千人,还附有若干马匹和大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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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攻失利的消息在大本营引起震动,蒋介石连夜飞往郑州督战。
当怒气冲冲的委员长出现在郑州机场时,程长官和幕僚表情严肃侍立无声,但是这回委员长并没有责备谁,只是告知他们立即召开一个联席作战会议。在地下作战室,出席会议的第一战区将领惊讶地看见,随同委员长一起到来的不仅有何应钦、白崇禧、陈诚、钱大钧、林蔚等一干中央大员,而且还陆续拥进来一大群军服华丽马刺闪亮的黄埔名将如刘峙、薛岳、胡宗南、汤恩伯、俞济时、李汉魂、关麟征、黄杰、桂永清、宋希濂、郑洞国等等。人们立即感到形势的严重性,如果仅只是收复一座小小的火车站,何需召集如此之多的中央军嫡系将领,说明一场战略大决战迫在眉睫。
果然会议一开始,总长何应钦指着地图上代表敌人的蓝色箭头解释说,现已查明,深入我军后方的土肥原师团以豫东考城、东坝头为据点四处出击,已在多处地方与我军发生战斗,其中最远一股敌人竟然偷袭我战略要地开封附近火车站,致使陇海铁路中断,中原形势起了决定性变化。日本人的战略野心就是吃掉我薛岳兵团三十万大军,然后一举攻占中原郑州,进而南下武汉。何总长指出,抗战以来我军战力已有大幅提升,敌军远道而来后方空虚,实际战斗力大大下降,而土肥原师团孤军深入铤而走险恰好为我军集中优势兵力歼敌创造一个最有利的战机。
何总长话音刚落,一位头上缠着白色绷带的小个子将领霍地站起身来,他身姿笔挺表情坚毅,用人们不大习惯的南方话铿锵请战说:卑职未能完成收复罗王寨火车站任务,深感汗颜。恳请再给卑职一个将功折罪的机会,如若不胜,愿受军法处置。
他就是刚刚吃了败仗的新八师师长蒋在珍。
蒋介石已经记不起这个曾经驻守黄河大铁桥的贵州师长,何应钦连忙低声介绍,蒋介石这才点点头,脸上浮起一种满意的笑容来。他对蒋在珍做个手势,示意他坐下,然后开始训话。
委员长声音平静,声调不高,但是在将领听来却如雷贯耳振聋发聩。他先是表扬蒋师长说,如今国家危难之际,各位都要像蒋师长这样身先士卒,大天下而小个人,为国抗战奋勇杀敌在所不辞。先前川军的饶国华、王铭章已经为各战区做出榜样,现在有蒋师长不怕牺牲主动请战,决心收复失地,说明新八师是一支真正的爱国部队,一定能为抗战做出应有贡献。
委员长话锋一转,回到豫东会战的任务上。他指出敌酋土肥原已经犯下三个致命错误:第一,长途奔袭孤军深入,完全脱离后勤补给基地。第二,按照常识,一支军队如果不能及时得到补给的话,其携带的弹药、粮食、汽油最多只够维持一周作战。如果战斗激烈,这些物资还将提前耗尽,这就意味着土肥原师团如果得不到华北派遣军救援,他难以坚持一周以上。第三,远在徐州方向的敌华北派遣军必将遭遇我军坚决阻击。豫东前线我军已经布下三道坚固防线,而且还有陇海、京汉两大铁路干线支撑,源源不断地向前线输送战略预备队和粮食、武器、弹药等等,寺内寿一凭什么那么自信一定能替土肥原解围?难道我团团包围的数十万大军就不能在一周内吃掉这股弹尽粮绝的敌人么?
会场肃静,鸦雀无声。
委员长顿了顿,他目光炯炯地环顾众人,声调陡然高起来。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屡战屡败,国土沦丧,民怨沸腾,非尔不战,乃力所不逮也。现在委员长眼前终于出现一个难得的转机,这是黑色的历史天空现出的一线曙光,他必须牢牢把握机会,决不允许胜利从手中溜走。蒋介石声色俱厉地警告与会将领说:大本营已经下定决心,彻底消灭来犯的土肥原师团!此战关系重大,只许胜,不许败,全体参战部队必须奋勇作战,任何畏缩不前私自后退者丢失阵地者都将就地正法严惩不贷!
最后由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发布作战命令。
大本营决定组建一支强大的豫东兵团,下辖中央军十五个甲种师约十五万大军,其中包括号称中国“两大王牌”的主力,即由南京中央教导总队改编的第二十七军和前身为南京警卫师的第七十一军,正式启动以打通陇海铁路和围歼土肥原师团为目的的豫东战役。任命薛岳为前敌总司令,前敌指挥部设在开封。而第一战区各部队则负责阻击徐州方向的增援敌军,保障豫东兵团的战斗顺利进行。
大本营将该战役命名为“泰山行动”。
第八章诱敌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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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初期,战云笼罩下的武汉三镇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凋敝破败和物资匮乏,相反呈现一种回光反照的畸形繁荣来。当首都南京和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相继沦陷之后,地处长江中游的武汉就成为国人逃避战火的避难所和安全岛。国民政府和外国驻华机构临时迁往武汉,由来自东北、华北、华东各沦陷区的政府机关、党派群团、工厂学校以及数目庞大的战争难民所组成的流亡大军也从四面八方汇集武汉,从而使得这座原本并不十分拥挤的华中大都市呈现一种人满为患的爆炸趋势。携带金银财宝的富人占据了城里的饭店宾馆,许多人还在租界抢购别墅洋房,依然过着一掷千金和仆役成群的奢靡生活。当时日机轰炸尚未给这座城市造成实质性破坏,加上华南沿海尚未陷落,从香港、澳门走私的各种西方商品充斥黑市,所以只要有钱无论什么奢侈品包括英国皇室的专用香水都能买到。汉口“大世界”夜总会依然灯火通明,歌星舞星艳星的马路广告漫天飞舞,所谓“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并非哪朝哪代独有的景象。只有当战事渐渐逼近,荷枪实弹的城防团在武汉街头垒起沙袋修筑工事,这才提醒人们和平日子好景不长,日本侵略者的脚步声已经隐约可闻。
人口膨胀带来的第一个紧迫问题是吃饭。
抗战次年也就是1938年南方大旱,原本称为“米粮仓”的华中各省赤地千里,灾民纷纷离乡背井外出逃荒要饭。如果灾害发生在和平年代,各级政府当可组织民众抗灾自救,或向富裕省份调集粮食号召赈灾,或向国际社会呼吁救援等等。可是值此兵荒马乱之际,万恶的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试图灭亡中国,前方打仗需要粮食,后方救灾也需要粮食,在当时生产力低下,即使丰年粮食也不富裕的中国,哪有多余存粮救济灾民呢?一些省份官商勾结趁机垄断粮食哄抬物价,一面是灾民饿殍遍地惨绝人寰,另一面则是奸商囤积居奇财源滚滚,于是各地相继发生抢粮风潮,军队出动弹压,射杀灾民无数。
我父亲说,汉口出事那天是个阴雨天气,江风在泥泞的地面上打着旋,街头到处都是积水,行人举着油纸伞低头赶路,马路上跑动的多是人力黄包车,偶尔也有一辆小汽车急驶而过,向道路两旁溅起许多肮脏的泥水来。放学时我父亲看见从江汉关方向噼噼啪啪跑过来许多人,有男人,也有女人,还有老人孩子,他们都在激动地大声嚷嚷,弄得人莫名其妙心跳加速。他跟着跑了一阵,才明白他们都是赶去“恒昌米店”买米的。
抗战八年,中国灾荒不断,其中既有天灾也有人祸,被饥饿疾病夺走生命的民众难以统计。有学者估计这个数字接近战争死亡人口,也有人认为高于战争死亡人数。有一组可供参考的研究数字表明:抗战结束中国人口比抗战前的1937年减少约五千万,加上八年期间应当正常增长的人口,两个数目相加当在一亿上下。
这笔天文数字的血债必须记在至今仍不认罪的日本侵略者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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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调集精兵强将,决心不惜代价歼灭送上门来的土肥原师团。他派出两位总参谋长赶赴开封前线,蒋介石对薛岳下达的手令只有短短六个字:不成功,则成仁!
在外人眼里,中央军应该都是蒋介石嫡系队伍,没有远近亲疏和内外差别之分,其实不然。中央军非铁板一块,国民政府派系林立,“党中有党,派中有派”,比如国民党四大家族蒋、宋、孔、陈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