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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代他办这件事情。
当时大陆的政治空气，凡是有海外关系的人，是要受到严密注意的。好像凡是
海外有亲友的，就都可能与美蒋特务机关有勾结。因此发往海外的信件，据说都要
经过检查。因此，那么多年来，我从没有给舅舅写过信。如今外公病危，我又没有
钱，有什么办法呢，只好冒险一试了。
我当然很聪明地在信里写了许多祖国形势大好之类的空话，然后很婉转地说外
公年纪大了，近来身体不大好，希望舅舅能够给外公寄点儿钱。
这封信倒是顺利地到了九龙。后来有人告诉我，凡是写到国外要钱的信，海关
一般是不会扣留的。可惜的是，等到舅舅的钱汇到，我外公已经等不及了。舅舅写
信给我，问起我插队的生活情况，还寄给我一张玉龙饭店的业务卡，卡上印着好几
个业务联营的饭店，曼谷、新加坡等地方都有。
胡指导员抓不住我的什么把柄，也无可奈何。不过从此以后，他肯定跟我记上
了仇了。因为不久以后，我又挨了他一顿斗，而且斗得狠极了。
说起来，事情是我自己惹的，是我没事儿找事儿。
1970年，我已经十八岁。知青点的知青们天天在一起劳动、学习，生活空虚无
聊，政策又严格规定不许与当地傣族姑娘谈恋爱，于是男女知青之间有过得着、说
得来的，逐渐进入了谈情说爱的阶段。我是个生理正常的男子，也不能例外。当然，
同是知青，由于出身不同，在知青内部还有相当明确的界线。像我这样出身不好的
人，想谈恋爱，也只能找“门当户对”的女知青。恰好我们知青点里有一个叫小菁
的姑娘，比我小一岁，父亲是被揪出来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时通称
“黑帮”，按“地富反坏右黑资”的次序排列，算是第六类。像她这样的身份，革
命造反派子女的知青们是不会理睬她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结果，迫使她
只能和我这个反革命右派的儿子接近，相濡以沫，互相得到一些安慰。
来往的时间一长，我们俩人从互相产生好感，渐渐地发展到有了感情。
西双版纳，风光如画，是一个天然的大公园，比任何一个人工的公园都美。这
里的小山坡、矮树丛，是知青们谈情说爱的好地方。每逢星期假日，花前月下，有
情人大都在这个大公园中拣一个没人的角落，互相搂抱着倾吐心曲，在远离亲人的
穷乡僻壤中求得一丝慰籍。
我和她的交往，是从她送给我一个精美的毛主席像章开始的。那年月，人人都
要佩戴毛主席像章，因此各种各样的像章百花齐放，有以大取胜的，有以精取胜的。
她送给我的像章很别致，通体金光闪闪，从不同的角度看，有不同的光泽和色彩。
于是我也经常在星期天晚上约她出去散步，从闲话各自的家庭情况开始，然后逐渐
进入爱情的主题，最后到达无话不谈的程度。如果我只对她说些“我爱你，我不能
没有你”之类的绵绵情话，也不会出什么问题，偏偏我的头脑里想的问题很多，对
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许多与众不同的看法。我跟她说过：“文化大革
命”是党内派系之间的斗争，波及到党外人士受池鱼之灾。我给她说过：在党章里
规定林彪做毛泽东的接班人，简直是天大的笑话。《共产党宣言》中明确写着领袖
来自群众，党的领袖应该由党的代表大会产生，怎么可以用党章的形式规定以后由
谁来当主席呢？古今中外，只有黑社会的帮派，才有由帮主指定谁继承衣钵的做法。
就凭这一条，可见中国共产党已经堕落到了封建帮派的地步了。我还给她说过：中
国的各级政府干部，一律由党委派，所谓的人民代表大会，不过是一台举手的机器，
所谓人民代表，是摆设，是花瓶，是没嘴的葫芦；各级政府干部，最好是选民直接
选乡长，从乡长中选区长，从区长中选县长，从县长中选地区专员，从地区专员中
选省长，从省长中选总理，这样层层选举，形成一座小宝塔，干部不论大小一律来
自基层，比由党委派好，等等。
当时我们俩两相愉悦，在花前月下，在恩恩爱爱的气氛中，心里有什么就说什
么，并不顾虑她会去检举我。当时说完了这些话，也曾经再三关照她：“这可是你
我之间的绝密谈话，千万不能跟别人说，不然，我可就要人头下地了。”她还白了
我一眼说：“你把我当作三岁小孩儿呀？经过这么多年的锻炼，死活我会不知道？”
但是不久之后她父亲得到了“解放”，重新“结合”进领导班子，她又由“黑”
变“红”了。胡指导员找她谈话，要她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勇敢地站出来与一切资
产阶级思想作斗争。他知道她前一阶段跟我很好，就再三动员她、启发她，要她检
举揭发我的反动言行。这个不是“三岁小孩儿”，知道“什么是死活”的姑娘，在
胡指导员的启发教育之下，终于激发了她的“无产阶级思想感情”，于是痛哭流涕
地坦白了我与她说过的一切，表示要与我划清政治界线，要向我作无情的、不可调
和的斗争了。
后来有人说：就在那一天，胡指导员为了坚定她的无产阶级立场，加强她阶级
斗争的决心，乘虚而入，占有了她。
下面的戏，可就热闹了。
胡指导员发现了阶级斗争新动向，而且矛头是直指党中央、毛主席和林副统帅
的，问题的严重性，非比一般。于是他把附近几个知青点的知青们召集在一起，开
了个大会，集中火力，点名批判我。
这一回的批判，可就不是“江南农村大队支书奸污妇女”这样简单的问题了。
为了“防止反动言论扩散”，会上只宣布我曾经跟小菁说过十分恶毒的攻击共产党、
毛主席、江青和林副统帅的言论，既不许揭发者重提这些话，也不许我坦白我的原
话是怎么说的，只许知青们就这个问题进行批判，只许我认罪，检查自己为什么对
毛主席不忠，对林副统帅不忠。
那年月，凡是“恶毒攻击”的言论，都属于现行反革命性质，基本上一律判死
刑，很少例外。因为如果不判死刑，审判员即便不是与罪犯同流合污，至少也是同
情罪犯，思想右倾。因此审判员只要接到这样的案子，审讯属实，就只能重判而不
敢轻判。什么叫“恶毒攻击”呢？这是那时候司法界新发明出来的一种“罪行”，
说明白点儿，就是谈论党中央、毛主席及江青、林彪等人的私生活问题。例如：有
个老头儿看电影院门口画的广告宣传画上的林彪像，说了一句“这个人倒挂眉毛三
角眼，一副奸诈之相，可是要谋朝篡位的呀”，好，“恶毒攻击林副统帅”，罪在
不赦，枪毙！又有人说：“江青出身妓院，三十年代在上海跟人家同居过，她到了
延安先勾搭康生，后勾搭毛主席。”好，“恶毒攻击伟大旗手，”判处死刑！再例
如有人说：“毛泽东娶江青，已经是第四个老婆了，当时第三个老婆贺子珍还没离
婚；而他娶贺子珍的时候，第二个老婆杨开慧还关在长沙监狱里。”好哇，“恶毒
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那年月，为了一两句“闲话”而丢
了小命儿的，有多少人哪！
我知道，我说的话，份量比以上这些人说的话更重。只要我一承认，这样的
“恶毒攻击”大案，送到哪儿我也是必死无疑。我想起“两人观井，死无对证”和
“没有口供，难以定罪”这两句古话来。因此我咬定了牙根，就说我从来没说过对
党对毛主席不忠的话，所有这一切，都是小菁无中生有，瞎栽给我的。我又当场发
动对小菁的攻心战：“小菁啊，我与你无冤无仇，以前跟你好，也没有强迫你，如
今你成了革命干部子女，不想和我交朋友了，也没有必要这样陷害我，非置我于死
地不可呀！你说我有十分恶毒的言论，我究竟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又是怎么跟
你说的，你不妨当众说出来，让大家评一评嘛！”
小菁被我问得张口结舌，既不能解释，又不许复述，急得在会上哇哇地大哭起
来。
胡指导员制止了我的发言，要大家先帮我分析阶级根源。于是一批理论家们振
振有词地指出我出生在地主资产阶级加反革命右派的反动家庭中，对共产党一向不
满，对毛主席一贯不忠，这是阶级本性，不是以我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等等。
他们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