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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子，长辈们给他起了个名字叫“百了”，是“一了百了”的意思。长大了，人家
送他一个外号叫“伯劳”──伯劳是江南的一种常见鸟；当地方言，伯劳也是乖巧、
能干的意思。
这个伯劳果然乖巧能干。二十亩稻田，年年种得籽粒饱满，比租给佃农种产量
要高得多。由于多施绿肥和圈肥，土地的肥力不但没减低，反而一年比一年好了。
我外婆对他很满意，常给他几件旧衣裳，农活儿累的时候，总要炖肉煮鸡蛋，给他
做点儿好吃的，还给他酒喝。他对我外婆也很满意，常对别人说：这样好的东家，
打着灯笼也没地方找去，只要我外婆不嫌弃他，他哪儿也不去了。
新中国建立，江南土改，他作为雇农，被工作队吸收为积极分子，通过学习，
回村来开展工作。这时候，他还对我外公、外婆很好，悄悄儿地告诉我外公：共产
党对富农采取的是孤立政策，对地主采取的是打击政策，但如果主动把土地全部交
出，就可以评一个“开明地主”，至少可以不挨斗。他劝我外公看开一些，免得皮
肉受苦。我外公本来就不把这点儿土地看在眼里，于是就接受了他的忠告，把土地、
房屋连同家具、农具全部交了出去。当然，有许多东西，就悄悄儿地让他拿走了。
后来分房屋、分田地，他分到的，全是外公的好地，外公的那座瓦房，也归了他。
我外公在土改中没吃到苦头，他在土改中立了功，入了党，当起村干部来了。
打土改以后，他又得了一个新的外号，叫“杨白劳”──这是歌剧《白毛女》
中一个女儿被地主霸占的老佃农的名字。
十几年过去，等到我外公、外婆被遣送回籍监督生产的时候，他已经当了大队
长兼支部书记，在村子里是最高领导，什么事情都是他说了算了。
房子呢，土改时候分给他的原来外公的房子，已经作价让给生产大队做了大队
部，他在大队部的前面新盖了一座三层楼。后门正好对着大队部，进出非常方便。
他对我外公、外婆倒还“不忘旧情”，特地把我外婆当年盖给长工、牧童住的
三间小房子“还给”他们住下。他的这一举措，当然含有“如今天翻地覆，当年你
住的大房子，归我住了；当年我住的小房子，现在得让你们住了”的意思。他让我
外公到积肥组参加劳动，好歹给几个工分儿，好让他到秋收的时候能分到两个人的
口粮。还特地对我外公说：国家的形势在那里摆着，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
既然彼此是敌对的两个阶级，他也不可能照顾得更好了，以免上级批评。只要我外
公不生是非，不多口多舌，在他的治下，可保证老两口儿平安无事，算是他对我外
婆当年对他好的报答。
但是不久以后，我外公就发现这个大队长兼支部书记有问题，而且问题还不小。
杨支书本来不识字，后来上了扫盲班，不但摘了文盲帽子，也摘了“光棍儿”
帽子：他把扫盲班的女老师给娶过来了。
杨百了当上了大队支书，他老婆也当上了设在乡里的中心小学校长，住在学校
里的时候多。他床上一有了空缺，就总有人来填补。而且不是一个两个，往往是这
个走了那个来，走马灯似的团团转，又安排得非常周到，从来没有撞车的时候。这
些女人，有些是本村的大姑娘小媳妇儿，有些是外村来的。不过也有非常明确的分
别：凡是本村的女人，对他家的房间家具布局十分了解的，一律在夜里从他的后门
进出；而外村来的女人，对他家的情况不太了解的，他大都先安排在大队部的客房
里住下，然后他自己半夜里从后门溜进大队部。因为尽管他老婆经常不在家，可他
家里还有老母、幼子，万一撞上了，不麻烦至少也不好看。
不仅如此，大队里收获的农作物，特别是产量少的品种，如芝麻、向日葵之类，
往往以“不太干燥”为理由，先不进大队仓库，而是先送到大队部“晾”起来。大
队部的大门钥匙只有他和大队会计两个人有，于是送进大队部，也就等于送进他家
一样了。
为什么这些事儿我外公会知道呢？前面说过，杨百了安排给我外公、外婆住的
房子，就是当年我外婆盖给他住的“长工屋”，就在当年我外婆的住房、后来分给
杨百了、如今变成大队部的那座房子旁边，只要从后窗户看出去，他家的动静一目
了然，清清楚楚。
怪不得我外公刚到的时候，他要说“只要你不生是非，不多口多舌，保证你平
安无事”的话了。
我外公自己是那样的身份，支书又这样交待过，他当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
去多管这些“闲事”。何况那年月农村里什么文化娱乐活动都没有，只剩下“色食，
性也”，男女们从本能上找点儿乐趣，也是很普通的事情。
再过一段时间，尽管我外公不主动找别人说这些事儿，别人主动跟我外公说起
这些事儿的场合也不是没有。通过三个五个人无意中的叙述和透露，我外公才渐渐
明白过来：杨支书有这么多“相好的女人”，对他来说，固然是出于“性的本能”，
多多益善，而对于那些女人来说，却大都是不得已而为之，是另有所图的。因为如
果从“性的需要”出发，杨支书已经年近五十，脸蛋儿是黑的，皮肤是粗的，年纪
太大，文化太低，说话缺乏风趣，家里还有老婆孩子，绝不是大姑娘小媳妇儿为解
决“性的苦闷”所可选择的“最佳对象”。她们真要打点儿“野食”吃，村里年轻
漂亮的小伙子有的是，特别是那些“知识青年”，正处于“性饥饿”阶段，招之即
来，何至于去找他？
关键的一个字，是他手中有权。
权这个东西，在民主国家中，是属于人民的。人民选举自己的公仆来执掌“权
柄”，掌得不好，立即罢免，简单得很，也明确得很。没有至少很少有人敢用权来
给自己换取点儿什么。
只有黑社会的帮主们，才拥有无限大的权力，而且可以通过权力来取得他所不
应该取得的一切。
据了解内情的人透露：杨支书玩儿女人，其对象和档次，是分期分批逐步提高
的。
第一批，是土改之后不久。那时候地主受到管制，富农受到孤立。作为村支书
的杨百了，经常要登门“训话”，进行教育。看见哪家地主、富农的女儿、媳妇长
得有几分姿色，就吩咐她们于某夜到村公所谈话。谈话当然是个别进行的，所以谈
话的内容是什么，谁也不知道。人们只发现：凡是有女儿、媳妇到他那里经过他
“教育”的，那家地主或富农就得到了“宽恕”甚至“优待”。慢慢儿的，全村所
有的地主、富农的女儿或媳妇都接受了他的“教育”，他们全家人这才得到真正的
解放，走路也不用低着头了，干活儿也不比别人多、比别人累了。
他的这个秘密也曾经被本村或外村的干部们所得知，也曾经半开玩笑地提醒他
“要站稳阶级立场”。他却振振有词地答复：“我怎么没站稳阶级立场？我执行的
是‘阶级报复政策’：当年地主奸污了杨白劳的女儿，如今变了天，杨白劳翻身当
了主人，玩玩儿他们的姑娘、媳妇儿，还不是应该的吗？即便不合法，至少是合理
的嘛！”
干部们哈哈一乐，大家心照不宣。
第二批，是五八年公社化以后，他当上了大队长兼支书，凡是社员要外出做泥
瓦木匠的，打小工的，都要大队开证明，不然不但寸步难行，队里还不给分口粮。
这张证明，当然要他开，要他盖公章。可是要拿到这张纸，却不是那么容易的。到
大队部找他，他总说忙。找了三次，如果还猜不透他的腹内文章，他会暗示你一句：
“我白天没空办这些事儿，晚上再说吧。”不懂得暗示的人，如果自己夜里去，他
照样有许多理由可以推三阻四，让你把腿跑细了，也拿不到他这张纸；如果心有灵
犀一点通，懂得“夜里”两个字的“内涵”，打发女儿、媳妇或自己的老婆去，这
证明当夜就能拿回来，最晚不会超过第二天。
第三批，是农村里人口恶性膨胀以后，住房紧张起来了。家家都想盖新房。可
是土地收归国有了，要从“国家”的手里也就是他杨支书的手里“批”一块土地出
来，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你捧着几条烟、提着几瓶酒登门请求，不铁面
无私地把你送的东西扔出来，那才叫怪事儿！
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