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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早已经断气了。
在他的桌上，用整张白纸写了“士可杀不可辱”六个脑袋大的字，这是他的绝
笔。
此外，写给我爸爸、妈妈的遗嘱是：“忍辱负重，度过难关”八个字。写给我
的遗嘱最长，是“认真学习，做一个无愧于自己良心的人”。
我爷爷革命一辈子，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走了。他是上海市第一批自杀的人。幸
亏他有先见之明，走得早，不然，等待着他的酷刑和折磨，还不知道有多少呢！
我爷爷生平最佩服两个人：一个是孙中山，一个是毛泽东。他在上大学的时候，
一本《三民主义》读得滚瓜烂熟。他当北伐军团党代表，靠的就是这一本《三民主
义》。新中国建立以后，他读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著作，又对毛
泽东崇拜得不得了。四卷《毛泽东选集》读了又读，圈圈点点，眉批脚注，书上几
乎没有空白的地方了。这还不算，还写了厚厚的十几本读书笔记，总字数绝对超过
了雷锋的笔记。他按照毛泽东的每一句教导实事求是办事，认真到从粮店买回面来，
都要过秤，多一两要送回去，少一两必须去补，粮店的人都叫他“老认真”。没有
想到的是，最终他还是死在自己最尊敬、最崇拜的人所发动的运动中。
我爸爸、妈妈当然也逃不掉。好在他们都是“名牌货”，并不是“走资本主义
道路的当权派”，运动的矛头，并不针对他们而来，经过象征性的批判、抄家，只
要老实、听话，没发现“现行”，无非接受监督，低头认罪而已。他们先后被轰出
办公室，在单位里扫院子，扫厕所。比起被打倒了的厂长、院长们，日子似乎还好
过一些。
至于我，在那个形而上学猖獗、是非好坏只凭出身就能决定的年代，尽管我是
新中国出生的孩子，但是我有这样的父母、爷爷、外公、外婆、舅舅，我的生死簿
上，早就注定我的终身前途了。我在学校里被同学称为“黑五类子弟”。什么叫
“黑五类”呢，指的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这五类人。凡
是这五类人的子女，只许接受“正面教育”，不许参加当时学生中最叱咤风云、可
以随便鞭打老师、可以随意抄别人家的“红卫兵”组织。这五类人中，我家就占了
三类，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说心里话，我倒真得感谢我的这个出身成分，不然，我
不当红卫兵固然不行，当了红卫兵不去造反更不行。要我违心地去鞭打老师，去抄
无辜者的家，我还真做不到呢！
但是封建帮主们是绝不会放过我和我们一家的。1968年，我16岁，彻底拆散我
们一家的日子终于到了：爸爸、妈妈接到通知，要分别到各自系统的“五·七干校”
去劳动锻炼，改造世界观；我也接到学校的通知：要到西双版纳去插队落户，接受
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一句话，上海把我们扫地出门了。
对你们来说，当然不懂得发生在中国大陆的这些名堂。简单地说，“五·七干
校”就是变相的劳改队，主要是收容被打倒的领导干部和五类分子，当然也有“革
命派”，不过那是起监督作用的；插队落户呢，是因为当时的学校并不上课，学生
一届届招进，毕业了也什么知识、什么本事都没有，什么也不会干，经过“大革命
洗礼”的小将们，人人锻炼成天不怕地不怕的闯王，谁也奈何他们不得，又没地方
可去，总在城市里闹事，连帮主也头疼起来了，只好把这些没有知识的“知识青年”
们统统送到农村去，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和“农村是一个大有作为的广阔天
地，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大有作为”的口号下，把这盆脏水泼到农村这个大院子里
去，以减少城市主要还是帮主们的压力。
我们家既然是这样的组成成分，家破人亡，被赶出上海，当然是必然的命运了。
比较起来，我们家还不算最惨的呢。
我父母只有一个要求：不论是下“五·七干校”还是插队落户，希望一家三口
都在一起。但是这样的要求谁也无法答应。因为父母的单位系统不同，而我又是教
育系统安排的。父母的单位说：“你儿子又不是干部，哪有带着儿子进干校的？”
负责插队的干部则说：“你父母又不是学生，插队嘛，哪有带着爹娘的？就因为你
们这些孩子太骄气，离不开父母，所以才要让你们到农村去锻炼锻炼呢！”
好，帮主的决定，根本就没有商量的余地。我们一家，只好把家具财产送进信
托公司廉价处理了，大家分一点儿，然后三个人抱头痛哭了一场，爸爸以“历史反
革命”的身份去了苏北，妈妈以“摘帽右派”的身份去了江西，我则以“可以教育
好的子女”的身份到了西双版纳。从此一家三口，劳燕分飞，天各一方，相距千山
万水，谁也照顾不了谁了。
我和同学们到了西双版纳。这个地方是傣族聚居区，到处是美丽的竹楼。傣族
实际上就是泰族，从语言、服装到生活习惯，都与泰国的泰族和缅甸的掸族十分接
近。可见努丹说的泰国的泰族和缅甸的掸族是十四世纪从云南迁移过来的，有一定
道理。
当时被送到西双版纳的学生有两种，一种叫做“生产建设兵团”，属于军队系
统，由军队派人管理，人员集中，管理得严些，生活相对地比较好一些；一种是插
队，属于人民公社系统，也就是把学生分配到各乡各村，人员分散，一个“知青点”
最多不过十几个人，少的只有四五个人，管理松散，要自己挣工分儿，自己做饭吃，
生活相当艰苦。
那里是亚热带地区，勉强适合于橡胶树的生长。当时中国的橡胶，主要靠南洋
进口，其次靠在海南岛种植一些，供不应求，大大落后于需要，所以决定把我们这
些“知识青年”送到这里来开垦橡胶园。
种橡胶，需要比较大的场地，需要严格的管理，需要有组织的熟练技术工人，
因此，最好是组织国营农场。但是“文化大革命”把国家仅有的一点儿资金都折腾
光了，国库里没有钱，只好把我们分送到各生产大队去，以大队为单位，营造一些
小面积的“队有橡胶园”。我们在公社技术员的指导下，和傣族社员一起把热带雨
林毁掉，砍树，烧荒，栽种树苗，施肥浇水，中耕除草，费了好几年工夫，什么收
益也没有。生产大队对这种既没有眼前利益又劳民伤财的经济作物没有兴趣，逐渐
放松了管理，橡胶园又变成荒地了。
这期间，我外公还在老家监督劳动。我是他从小抱大的，对我特别宠爱。我到
了西双版纳以后，就数他给我写的信最多。这是因为爸爸、妈妈在“干校”劳改，
监督得严，所有来往信件都要经过检查，所以除了报平安的“例行信”之外，除非
必要，互相之间很少通信。而外公在农村，所谓监督，只要不破坏生产，不散布
“反动言论”，给外孙多写几封信，村干部并不管。因此他每隔一个来月，总要给
我写一封信，讲讲江南农村的新闻。我也每隔一个来月给他写一封信，谈谈西双版
纳的新鲜事儿。
我外公年纪大了，生活又苦，精神非常空虚，就去找书看。那时候，全中国除
了四卷《毛泽东选集》和一本《毛主席语录》之外，只有一部“以阶级斗争为纲”
实际上是以阶级偏见为主导思想写成的小说《金光大道》，宣传的是地主的阶级本
性怎么怎么坏、贫农的阶级本性怎么怎么好。这是一部没有文学价值但却可以当阶
级斗争教材的小说。别的书找不到，只好也拿来看。他看了以后，很不以为然。本
来，像他这样的身份，帮主恩典，没有杀他，让他当一头会说话的牲口活着，就应
该感恩戴德才是，偏偏他脑子还会思考，思想还很活跃，就在他写给我的信中，结
合他读了《金光大道》后的感想，给我说了一个发生在我外公老家的真实的故事。
四十年代，我外公在县城开布店办纺织厂，我外婆在老家管理田产。本来，二
十几亩地，大都是租出去的。可我外婆总说：“儿要亲生，田要亲耕。”上等好田
租给佃农种三年，就会肥力大减，变成三等田。因此，她哪怕自己辛苦些，雇了一
个长工、一个牧童，亲自监督春耕、秋收，种起田来。雇的长工姓杨，因为是个遗
腹子，长辈们给他起了个名字叫“百了”，是“一了百了”的意思。长大了，人家
送他一个外号叫“伯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