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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立场上，而且想通过性——时代的新科学，揭示新的面目。”
“我不那么想。我比你更科学。我以为阳具与睾丸之间的距离长短，决定各人的性欲质量，总之，我想千方百计换个说法。短距离者，他的精子——性欲的根源——向阳具直行；而长距离者，精子盘曲徐行才能到达阳具。尽管阳具与睾丸间的距离，长不到哪儿，也短不到哪儿去；而且谁直行谁徐进，还受到个人和社会因素的影响，但性欲的强弱确实与两者的差异有关。一句话，围绕性欲呀、性感呀谈是非曲直，是毫无意义的。人们的精神的、物质的一切东西都彻底潜入性之中。可见，即便在生理上，归根结蒂是人的大脑支配着性欲的增减。这一事实非常意味深长。我们由于睾丸的生理作用可以感受到性欲，但大脑则对这种生理作用却有相当的影响力。对女人也一样，尽管我用的是睾丸一词。女人自然没有睾丸，但该有相应的东西。好了，现在已经很清楚，关于我的性欲强弱问题之所以找不到答案，是因为阳具与睾丸之间存在矛盾。也就是说，睾丸是我们的精神，阳具是我们的肉体。”
现在，我让他们的对话到此结束。我所以斗胆做了这番烦人的长篇大论，是为了揭开迄今为止男人对性的基本的认识形态。我虽不敢说它具有普遍性，但我对性的态度是一种性观念，而性观念对男女关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可如何具体影响，我没法说，也没那个能力。
无庸置疑，所谓爱情如同蜻蜓、苍蝇的复眼，只有无数个单眼合起来才能形成一个映象。那我如何以苍蝇的眼睛去看另一只苍蝇的眼睛呢？即使可以看到又如何形成一个映象呢？
然而，如同我刚才提到的，我们的性观念为何经常以至习惯故事化呢？我们经常渴望把自身的情况和立场故事化，而后加以透视。其结果是，我们决定和规范我们无法决定和规范的事情。这使故事的属性无法自由。所以，尽管现在我想尽力避开某种规范的调门，但仍自相矛盾，以自己有限的视角去造就一个凋零的意识形态。可是，能不管的且随它去吧，继续讲下去也未尝不可嘛。
其实，要说所谓讲故事的错，也并易事。不仅是专业小说家，包括爱讲故事的普通人在内，要想品评他们的功夫，可大致照如下尺度：差的叙述者讲性故事，姑息故事脱离自身的现实。换言之，他们会脱离生活现实，投入到自己制造的故事流中，而后安排一个像样的头尾。他们经常在叙事中遇到自己也无奈的瞬间，便作番偶然的夸饰和有意的歪曲，不知不觉出卖了自己，事后他对自己的行为感到自责，但没过多久又故态复萌，最后成了习惯。
相比之下，好的叙事者在讲性时，不仅限于向对方传达什么，诱发其兴趣或自我满足，且把讲故事本身也视作一种性，以至实践存在主义的生活，简言之，实践自己的生活。
但我重复一遍，即便如此，事情也并非简单易决。
他在上班途中，在地铁里，再次看到了她的容貌。他拨开人群好不容易走到了她身边。和往常一样，她没化妆，戴副黑边眼镜，正埋头看报纸。他费力地挤到她旁边坐下，伸长脖子想看她关注的新闻是什么。
她瞟了他一眼。突然撕下半张报纸，头都不抬递到他面前。他猝不及防，接过报纸，愣愣地瞅着她的侧脸。但她仍无表情地埋头看报。他悄悄收起嘴边的笑意，也开始念起报来。尽管她的举动出乎意外，却也合乎她的性格，他心不在焉地看着小体字，心里认真思忖起来：现在该是他采取合乎他性格的举动的时候了。
以上，便是小说的一个部分。小说家为了描写一年青女子的唐突性格，安排了这样一个纯突发事件。这段文字自然受到许多嫌疑和批评。它多少虚构了一个跨越因袭的女人的故事，隐藏着作者个人对女性的表面理解。这种旨在让读者期待一个似乎有趣故事的露骨企图，乃是他跟商业主义共谋以至勾结的结果。
然而，我对自己说的话是否正确，也有一点怀疑。如果那小说家写的，只是一种故事空间所容许的自娱又如何呢？非得站在泥泞地上才算真正的生活吗？游戏，说它游离于生活，倒不如说它在跟生活维持平衡的同时，赋予我们对现实的重心。一句话，我在此再次目睹了爱情这一复杂的多面体。
当然，讲故事者犯错误，确实存在。既然说到小说家，那就让一个具体的小说家登场吧。一天，一个年青作家开始写一部揭示其复杂的内心世界的长篇小说。为了尽可能剖析自己的一切，便取名曰《裸身与肉声》。在写作过程中，他心想既然要暴露自己，那么用自己的裸体照作封底也不赖，这样可以保持形式与内容的一致。等到他的长篇小说大功告成，他决定付诸行动。经与出版社商议，选定了照相师，在一个春雨潇潇的日子，他拍了张裸照。
后来，由于多种原因，他还没得及看照片，就匆匆出国了。他在国外呆到第三个月，国内来信说，他的照片无端刊登在一家体育报上。但来信过简，无法知道详情。他感到莫名的不安和烦闷。几天后，他的亲友来信说：大有看头，燕雀岂知鸿鹄之志，不知何时出书云云。值此，他才知道事情有些不妙，开始担忧起来。绝望之余事事不上手，便连喝了几天酒。这时，他接到了报载的文章和照片。第二天早上，他妻子告诉他，她已经写信给亲友做了解释。等到他念完报纸，他再次受到不出所料的冲击。而得知妻子写了解释信，他就如塑料发
泡，或者手榴弹在手中爆炸一样，一下子散架了。现在，面对一件并非他惹的事儿，他干吗要解释、要收拾残局呢？过了几天，他好容易打起精神，往给他寄报纸、照片的同行写了一封信：朴兄的来信，其重要性远出乎我的意料。直截了当地说，我决心拍照的动机是，因为我作为小说家，理解世界的方式未免太执着于自己的视角，所以想把写小说的行为扩展到现实之中。故借此机会，把写作行为扩展到书上，并思考进一步开拓的可能性。所以，作为一种开拓方式，我把自己的裸照放在了封底上；也就是说，这是我为了摒弃一切小说家的虚伪意识而自行设计的苦肉计。说到底，也是对我写小说时常产生虚伪意识的一种警戒。尤其是此间，我跟致力于冲击我国社会保守规范的人们有了密切来往，常常看到周围人怀疑和忧虑的目光。每当此时，我便指出这种疑虑没有根据。但是，我始终觉得这种辩护远远不够，于是就下了这种决心。
然而，如今回想起来，我却不能不痛感到自己的过失：我的企图又是一种自我封闭，即我容忍并低估了拍裸照的轰动效应。由此看来，毫无疑问，我依然禁锢在自我理论中动弹不得。
我原想竭力做得慎重些。出国前只是拍了照，至于照片放不放封面，若放又如何解读等微妙问题姑且保留，而且把我的意思对摄影师和出版社做了充分说明。然而，不顾我们谨小慎微，诡谲的大众媒体乘虚而入，给我们招来了难以想象的啼笑皆非的倒霉事儿。
可是，在发火之前，我想具体回顾一下我犯的错误范围。要不是朴兄，我差点坠入五里雾中，白白遭受别人怪异的目光。当然，大部分人表示理解我并非出自本意的窘境，但我也收到一些人的信，他们认定刊登照片确系我的本意。覆水难收。总之，我完全放弃了刊登照片的打算。这样看来，我是屈服了。可是，我究竟向谁屈服却不可能有明确的答复。我感到羞愧难当；而且，这种羞愧把我完全打倒了。
可怜巴巴的信，就写到这儿。下面就报纸上的照片和报道，做番凌乱的说明：在一张黑白小照片中，有架打字机和一个坐在书桌前的男子。他除了那块遮羞布实在不能丢弃外，他全身赤条条的。这位小心翼翼的小说家表情正经，坐姿有些犹疑不定。
1990年4月15日。展示我的裸体：作家崔某新作《裸身与肉声》封面引起书迷关注。——青年作家崔某准备把自己的裸体作为今年出版新作《裸身与肉声》的封面。对此人们说，他是想以正面照向世界公开自己确系男性，还是想显示肉体美以自误——看情况还能引起色情的问题——作家未必如此低劣、不文明，但小说家公开自身裸体，确是史无前例，格外引人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