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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尊严等方式，虐待和扼杀他人。在传统社会里，也许可以通过神来解决类似的问题。那时人们还保留着最起码的信仰和道德标准；虽然神不会出现在眼前，但人们能依靠神的价值观。然而在现代社会中，神在庞大的人类文明面前也举起了双手；而人们明知自己会下地狱，还是不能放弃对无穷欲望的追逐。主人公为一头猪感到惊愕，仔细一看，一直在胡闹的那些人原来都是猪，一群寡廉鲜耻、只会说妄语的猪，它们在小店里一边吞吃豆腐，一边冷却心里的热气。
现代人虽然已经与神的价值观离得很远，却一直在寻找神的存在；不幸的是，人类并非只靠神的价值观而活着，同时也在不断追求着动物性的存在。罕有一心追求精神世界的人，是这个现代社会的自画像，也表明现代人或多或少都具有猪的属性，包括那些传播宗教的人士在内。发现这一问题的主人公一边吃豆腐，一边问自己应该怎么活下去？生活在现代社会，比什么都痛苦的就是，被速度的战争所折磨；换句话说，如果人能像人那样，安详地坐着想问题，这个世界将大为改观。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在你还不知所措的时候，所谓信息的浪潮已将你裹胁而去。在人类所创造的科学反过来支配着人类的现在，差不多所有的“我”都只能依靠传媒存在，报纸、广播、电视、网站……，到处都充斥着垃圾一样的资讯新闻。然而，明明知道它们是垃圾却还要接受，因为只有这样才不会受到周围人的指责，才能活得像一个现代人。特别是在像韩国这样缺乏多样性的社会里，如果大家都像猪的话，你就不妨像猪一样活着，没有必要太在意人类的本来形象。但是这部作品里的猪根本进不了全体的猪圈子里，因为它们有太多的想法。
19世纪以前占主导地位的一种观点认为，人类是一种有思想的动物。但是时至今日我们不禁要问：如果说人类是有思想的存在，那么通过其思想所展开的现代图像又是什么？是比以前更激烈的竞争和战争！这么说，人类不是认真思想的动物，也没有必要去认真思想，只需按照猪的属性生活。然而作者还是不断地思考并紧紧把握着诸如主体、人类、人类文明等问题。人类的想法就像玻璃一样，在被扔掉之前，还算是一件不错的生活用具；但是一旦被丢扔出去，就会变成一堆谁都不理、毫无再利使用价值的碎片。人在变成玻璃碎片之前，可
以像宝石一样在家里生活，根本不去想极端的问题。有权力的人想不到周围的事物都消失以后，自己会变成什么模样；没有权力的人为了寻找权力干脆什么都不去想。活着意味着直到死到临头还在折磨自己且虐待他人。人类已经到了没有必要再想什么问题的程度。但是如果人类不思想，那就连变成猪的机会都没有。这就是人类的极限、人类的苦恼和人类的命运。
现代人不得不像手榴弹一样活着，就是说，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爆炸，全靠耐心的安全阀保护；一旦爆炸，就不是一个人，而是周围的所有人都会受到伤害。人类把这种东西抱在怀里，所以这个地球村就是一个武器库。朴性稿与张号角，包括作者的最大苦恼就是，由于知道不能爆炸，所以连一瞬间的自由也没有，事实上人类也从来没有过真正的自由。谁宣告自己自由了，谁就会受到疯子的待遇或变成玻璃碎片，这是一种宿命。人类因为是直立动物，所以能看到天空，但又因为没有翅膀，所以终究飞不出猪圈。“我”或者“你”总是在追求永恒和自由，所以脑子会变成玻璃碎片，会被拔掉手榴弹安全阀的欲望折磨。但是，关于自由和永恒的追求，并非始于现代人；对人类来说，永远得不到的东西或许就是自由和永恒。但是作者偏偏想得到这个，所以主人公的头被炸开。
若参考戈德曼的观点读这部小说，就会看到一幅轮廓分明的画。本卷主人公之一张号角认为，人类是经常被什么东西统治的存在——过去是宗教和习俗，现在则是自身的无意识。不仅张号角，朴性稿、甘泰圭也都持有相似的见解。这些人物所象征的，当然是生活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大众。事实上，今天连看不见的潜意识都被一种更大的力量锁住了，那就是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更多样化的大众媒体，它们对现代人具有比过去的宗教和习惯观念更强大和更具破坏性的支配力。
戈德曼早就看到了这一点，并进而认为，人力和财富应该得到均衡，生产应该以消费者的需要为尺度，只有这样的社会，才是理想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人类自身的价值受到肯定，同时也实现了其使用价值。但是生活在高度发达的机械文明时代的现代人，仅仅是使用价值的人格化存在，他的人间价值仅仅体现在赚了多少具有“交换价值”的货币上。在面包厂工作的人和在服装厂里工作的人，关心的不是自己的产品，而是通过自己的劳动能获得多少报酬，用那些报酬能购买多少物品。戈德曼认为，现代经济生活不仅是一种物质上的堕落，而且正在消灭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关系；人与人之间除了能生产多少有效的物质外，再没有其他关系，所以这种关系也是堕落的。因为文学是受社会影响而生产的社会现象之一，所以不仅是张号角，而且朴性稿、甘泰圭和姜圭真也都存在着巨大的心理纠葛，从而预示了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所有现代人的苦闷。这部作品锐利地挖掘了文学和社会制度的关系、文学和物质文明之间的力学关系，真称得上是一部力作。
第四卷 赤身与肉声
无可置疑我是一名小说家。这不是说我这人天生是个小说家，而是说此时此刻我是。此时此刻我正式认定这些文字出自一位小说家之手，有了这一认定才有这些文字。这些文字可能与固有的小说有许多不同，但不管怎样，它的的确确是小说。首先因为写这篇小说的我是一名小说家，而且我坚信作为小说家的我正在写小说。
事实上，把写小说的行为本身作为对象的小说在我们周边已经屡见不鲜了。因此这样的
写作形式在某些方面可能会有老调重弹的感觉；但是我甘愿冒着这样的风险，在反省的边缘再一次选择了这种形式。其理由可以有很多，但全都无足轻重。天气渐渐热起来，我就借此机会阐述其中之一吧。无可否认，写小说时的这种意识或自我意识一直伴随着我写小说的历程，寸步不离。每当我陷入自己编织的象模象样的故事中而忘了自己在写小说时，就会感到内心深处的虚伪意识在不由自主地萌动，因此我不能忍受不把这样的自我意识在小说里以某种形式表现出来。但这次，我想在此基础上往前跨一步，结果就写成了这种模样的小说。
说到此，最起码有一个事实是很明确的，那就是——我不是把小说家写小说的行为本身作为小说对象，只是要去掉一些被认为是理所当然或不言自明的固有的小说式的装置，换句话说，就是先肯定了我是在写小说这一点之后才开始写这部小说。即便如此，我也不想否认写作过程中在我的脑海、眼睛和手尖上时时袭来的怀疑与恐惧。近来，在接近事物本质的名义下，被推翻的行为不能带来任何实际性的利益，而沉溺于推翻本身无关紧要的快感里的情景不胜枚举。问题是，处在这样的境遇中，我的写作是不是也只停留在这种水平上？对此我实在是无法下定论。每当思及这个问题时我就会感到一种冲动：从打字机里把抽掉纸，或是切断电动打字机的电源。但即便如此，我还是继续写作。
有一点需要说明：我是用电动打字机写这篇东西的。我的打字机上的问号键有点毛病，这常让我不顺眼，以至成了我的一块心病。涉及到打字机的文字恐怕在下文里随处可见。比如说，此时我正坐在书桌前的椅子上敲打着键盘，每当文字印在纸上时，打字机的震动就使整个书桌也发出轻微的响声（我能感到这种响声）。通过这种响声，我能感觉到打字机所拥用的某种生命力。之前为了抽烟而放到打字机旁的烟灰缸，也因打字机的震动而发出“咯咯哒哒”的响声。刚开始这种声音在我听起来是如此悦耳，因为它让我有把打字机的生命力扩散到烟灰缸的感觉；但是没能坚持多久，我就把烟灰缸放到旁边的词典上了。概而言之，是因为这种响声听起来像噪音，让我心烦意乱。但与其说是如此，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