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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过头去看明末清初的这一场民族危机，衣冠所系的江南士子，坚决反抗者有之，勉强合作者也有之，既不反抗也不合作的逃避者则更有之，大体上表现得都很出色。或遁入深山，埋首经史，或闭门索居，潜心学问，或跌宕江湖，放浪形骸；即使忍辱负重，虚与委蛇者，其终极目标，也还是回归故里，追求文学。正是这种专心致志，别无旁骛的努力，才有钟灵毓秀的文化江南，才有与陈子龙、夏完淳相先后的一大批出类拔萃的文人涌现。
诸如常熟的钱谦益（１５８０ —１６６４）、吴县的李玉（１５９１—１６７１）、海宁的谈迁（１５９３—１６５６）、绍兴的张岱（１５９７—？）、诸暨的陈洪绶（１５９８—１６５２）、海宁的查继佐（１６０１—１６７６）、宜兴的陈贞慧（１６０４—１６５６）、苏州的金圣叹（１６０８—１６６１）、太仓的吴伟业（１６０９—１６７１）、余姚的黄宗羲（１６１０—１６９５）、如皋的李渔（１６１１—１６７９）和冒襄（１６１１—１６９３）、昆山的归庄（１６１３—１６７３）和顾炎武（１６１３—１６８２）……在这动荡不安的年代，在这长江三角洲一带，纷纷展现出非凡才华，这绝非上帝的慷慨，而是时代的赐予。
看起来，大时代出大作家，平庸的时代出平庸的作家，战斗的年代出战斗的作家，那么，堕落的时代，自然也就只能出堕落的作家。也许文学这东西，生于忧患，死于逸乐？太快乐，活得太自在，一天到晚，忙于数钞票，搂美人，一年到头，忙于抖乌纱，乘骏马，即使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大师，屁股粘不住座椅，大概也就写不出什么精彩的。
所以，历史上那些承平日久，享乐成风，人心浮靡，竞逐奢华的朝代，几乎不出文学大师。惟一的例外，明代嘉靖、万历年间，蹦出一部《金瓶梅》来，似是偶然，某种程度上也是必然，因为在中国文学史上，谁也比不上明代中叶以后的文人所拥有的挟妓放荡，青楼纵淫，金莲伴酒，缠绵性病的风流了。
性文学从来就是性放纵的副产品。
你能指望吃花酒，打茶围，热衷寻花问柳，精通房中之术的文人学士，写出多么有分量的作品么？同样，你能要求看毛片，点小姐，耽溺裤裆文学，言必脐下三寸的当代才子，写出具有忧患意识的不朽篇章么？由于太快活而带来的文学衰势，也真是令人无可奈何。
因此，谈到中国文学的发展，某个时期，物欲的腐蚀，对于文人创作的扼杀作用，远胜于政治上的高压统治。后者如梳，再严密的意识形态控制，也会有缝隙；前者如篦，无孔不入，无懈可击，无处可躲，无计可施，只好对赵公元帅俯首听命。所以，文网密织，动辄获咎的康雍乾三朝，仍有一部《红楼梦》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白色恐怖，仍有一位鲁迅先生在；在故国黍离，社稷崩摧的明末清初，江南一带仍有群星璀璨的文学局面在，就是这个道理了。“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毛泽东的这句名言，是说物质贫乏的时候，需要精神，其实，物质富裕，同样也需要精神。
正是因为这种精神，被清人沈德潜、周准褒誉为“十五从军，十七授命，生为才人，死为鬼雄，诗格亦高古无匹”的夏完淳，在塘河一处河汊的芦苇荡里，凝视黑暗的远方，努力谛听着桨声橹音，摩拳擦掌，准备营救他的恩师。
稍后，这个年轻人，也被清廷逮捕押往南京。处死之前，他在狱中与其岳父的一席谈话惊天动地：“当日者，公与督师陈公子龙及完淳三人，同时歃血，上启国主，为江南举义之倡，江南人莫不踊跃。今与公慷慨同死，以见陈公于地下，岂不亦奇伟大丈夫乎哉！”从这篇绝命辞中，可见他对于陈子龙的忠忱，他如果不率部埋伏，伺机劫船，倒是不可思议了。因为，无论陈，还是夏，他们都是不易降服，不肯认输的硬骨头，绝不能以我们常见的那些鼻涕虫来衡量的。
通常情况下，就多数文人而言，在板子还未挥舞之前，骨头就先酥软得像大麻花。“文革”期间，对知识分子常用“打倒”的说法，其实没有一个是被人打倒的，都是不打自倒，还未动手，早吓出尿来，湿裤子一大摊了。
不过，也有个别的，不听邪的，软硬不吃的，死活不买账的，顶让打倒者头疼的硬骨头。在古人中，或许比例还要高一点。因此，如陈子龙这样的勇敢者，很难想象如《明史》所写的那样轻松，一个要犯会由他从容“乘间投水死”，那自然是屁话了。
应该是一场绝望的夜战，一场劫法场的混战，一场明显是寡不敌众的殊死战，一场以为打他个措手不及，谁知早有防备的交手战。手起刀落，血肉横飞，船头船尾，厮杀不已。从船舱里纵身而出的陈子龙，手铐脚镣，在舱板上走不脱，逃不掉，只好以头颅和身体参与战斗。在血光刀影中，那两个戈什哈，终于明白自己的使命，为了刚坐稳的大清王朝，宁可与虎同死，也不能放虎归山。于是，奔上去，扭抱住这个硕伟的，壮实的，咆哮着的，威武无比的陈子龙，跳进塘河。
我想陈子龙在落水之前，会对夏完淳大叫一声“撤”的，然而，扑通一声，这位晚明诗坛的终结者，也不知他的弟子会不会听到，一边挣扎着，一边沉没着，手脚被捆住的他，最终，饮恨而亡。
从此，这一河碧水，便与这位文人殉国者的英名同在。
我想，陈子龙，这位如同出匣并刀，锋芒锐利，永不卷刃，无畏无惧，擎天托地的文人，对于需要一点精神的中国文坛而言，这个名字，是应该牢牢记住的。
八十年代：个人的解放与茫然
韩少功 王 尧
韩少功：男，湖南长沙人，现为海南省文联主席。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西望茅草地》、《归去来》，中篇小说《爸爸爸》、《女女女》，长篇小说《马桥词典》、《暗示》等，作品集有《韩少功文库》。首倡“寻根文学”，每一部重要作品在新时期文学中都有开创意认和独特价值，至今仍受到文坛和读者广泛关注。
王尧：现为苏州大学教授，著有《迟到的批判》等理论专著。
新时期不是简单地复活“五四”
王尧：在检讨了“文革”之后，我们就不难理解“文革”为什么会成为新时期特别是８０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界的“潜文本”。当我们接下来反思８０年代时，又会发现８０年代对“文革”的反思其实是不彻底的。现在反思８０年代也成为知识界的一门功课。在９０年代初期大多数知识分子大概都开始回望８０年代，尽管视角并不一样。我印象中，你对８０年代的反思是比较早的，我读到你跟别人的一个对话，题目就是《反思８０年代》，其实此前你的好多文章中已经有了这样的思想。无疑，８０年代是中国二十世纪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代，一个很了不起的年代。８０年代直接面对的遗产是“文革”，９０年代面对的直接遗产是８０年代，９０年代在延续，又在变化。重回８０年代，是对９０年代的另一种勘探。８０年代初期知识分子在思想解放运动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知识分子思想模式的转换却有个过程。尽管我们期待“文革”历史早些结束，但对新时期的到来并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和理论准备，８０年代是匆忙的，许多问题被忽略。实现现代化，是一个共同的想象。在这个想象中，我们当时对西方不是非常清楚，对中国问题也是模糊的。因此运用西方话语也成为“现代化”的内容，模仿西方曾经是一批知识分子的思想动力。当时在西方的现代性刺激生长出的文化现象，成为８０年代重要的景观。所以我觉得对当时的许多问题有必要重新看。作家也好，思想家也好，当他自己能够重新来认识这样一段历史，重新来感受自己曾经有过的这样一种经验，他就不可能不回到中国的历史，回到自身经验来考虑这样一些问题。
韩少功：中国知识界在８０年代初产生了关于现代化的想象。民主、科学、市场经济、人道主义等构成了这个想象的要点，来自西方世界的小说、电影、音乐、绘画、日用商品等，构成了这个想象的感性依托。当时中国人还数着布票和粮票，处在处处冒烟的计划经济当中，思想罪的危险和恐惧也仍在人们头上高悬。但从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