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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看啊。我心里这气啊，索性脱了衣服，打开电视，哪里也不去了。你姑夫却还不肯罢休，指了电视里的一个吸毒者说，看看看看，过去哪有这样的，别说吸毒，就连小偷也没有呢，夜里睡觉门都不用插。
姑姑说，以往你姑夫说这话，我就打断他说点别的，这一回搅得我街都上不成了，我就要跟他较较真了。我问他，你口口声声说过去好，过去是吃得好还是穿得好，还是住得好呢？他说，吃得不好穿得不好住得不好，可是心情好，人这辈子还不就图个心情好么。我说那时候你在部队，学毛著积极分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员，敢情你心情好，可你了解老百姓的心情吗？他说，老百姓的心情要是不好，夜里睡觉就不会不插门了。我说，不插门你以为是心情好啊，是因为穷，穷得穿自个儿织的粗布，吃黑炭一样难看的红薯面窝头，你知道不知道？他说，你的意思，是现在比过去好了？我说当然。他说，那我就不明白了，过去毛泽东年代的时候你说好，你积极，现在你还说好，还积极，你倒是站在哪一头呢？我说，过去我说好我积极，是因为还没有今天的改革。他说，这就是你我的区别，我绝不会像你一样来了新的就扔掉旧的。我说，你那是顽固不化。他说，你那是浅薄、势利。我说，看看你身上穿的，看看这屋里摆的，你还要说今天不好，心亏不心亏啊。他说，我亏什么，比起那些贪污盗窃犯，我不过是个贫雇农，心亏的应该是他们。我们就这样吵来吵去的，谁也说服不了谁，后来就各自关在屋里，谁也不理谁了。
姑姑说着说着眼泪又下来了，张板儿一边劝着姑姑，一边就要去厨房给姑姑做饭。姑姑说，不用做了，两顿的饭在冰箱里还没动呢。张板儿问是谁做的，姑姑说，反正不是我做的。张板儿看看那间紧闭的房门，说，我姑夫给你做了一辈子的饭，人家想说几句，还能不让人家说么。姑姑不服地说，李林也给你做饭，他要是尽说不对路的话，你试试。张板儿看看李林，李林也正朝了她看，她说，看什么，你想说不对路的话还说不出来呢。李林说，所以我才只说对路的话，不说不对路的话。张板儿不依不饶地说，对路的话你又说过几句，姑夫好歹还有个看法，你有过什么看法？李林说，那是你没给我说看法的机会。张板儿说，那你现在就说说，过去好还是现在好？李林说，你这不是为难我吗，我又没见过过去什么样。张板儿说，一个天生没看法的人，就是生在旧社会也是白搭。姑姑皱了眉头说，行了行了，你姑着急上火的，你俩倒有心闲磕牙，说吧，晚饭吃了没有？两人听了心里一喜，急忙抢着开冰箱去了。
饭菜端上桌子，姑姑仍是说吃不下，张板儿喊姑夫来吃，姑夫也不见回应。张板儿打开姑夫的房门，就见姑夫穿了一套压得尽是褶子的绿军装，头上戴了一顶深蓝色的工人帽，背对了门坐在桌前，一动不动。桌上方的墙壁上挂满了五颜六色的奖状。姑夫的这打扮张板儿没见过，奖状她是见过的，无非是五好战士、劳动模范、学毛著积极分子之类，有部队发的，也有工厂发的，反正是集中了姑夫一生的荣誉。据说姑姑就是因为这些奖状才爱上姑夫的，两人志同道合，干起工作来都有足够的牺牲精神，他们甚至连孩子都牺牲掉了，姑姑提出不要孩子时，姑夫是全力应合，为此市报还为他们写了大块文章，号召全市人民学习他们的事迹。姑姑长时间地为这文章激动着，她在一所中学教语文，她得的奖状比姑夫一点不少，她曾连续十年被评为市级优秀教师。但姑姑的奖状张板儿从没见过，在姑姑现在的房间里，墙上挂的全是大大小小的照片，从１岁到６０岁，就像是她个人的照片展。只正中的一张是她和姑夫的结婚照，服装是时尚的，脸却是背时的，虽都正值青春年少，那个时代特有的单纯、呆板仍是一目了然，时尚的婚纱、西服穿在身上，倒像是对旧时表情的一种欺凌似的。姑姑却不觉得，是她把旧照片送到电脑制作那里，执意让一对穿黑粗布对襟袄的年轻人换上了婚纱、西服。那里的人当时还煽情地说，电脑能让您的一切美梦成真。回到家里，姑姑对姑夫把美梦成真的话又说了一遍，姑夫看着照片却说，我可没做过这种张冠李戴的美梦。姑夫把那张旧照片镶进镜框，挂在了他的奖状们的正中，要和姑姑对着干似的。用姑姑的话说，派性严重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他们都团结得一个人一样，现在改革开放了，没了派性了，他们自个儿倒闹起派性来了。
姑夫的打扮还是让张板儿感到了吃惊，她走到姑夫跟前，试探地摇了摇他的肩膀，仿佛他是个假人似的。姑夫看也没看她，目光凝聚在一张奖状上，神情严肃而虔诚。张板儿叫了声姑夫，说，吃点饭去吧。姑夫仍没理她。张板儿便把劝姑姑的话又说了一遍，无非是这样的意思：为自个儿的事也罢了，为国家的事闹成这样，国家还不知道，不是白闹了么。姑夫仍是一言不发，直到张板儿无奈地向外走时，他才忽然开口说了声，把门关好。姑夫的声音将张板儿吓了一跳，那是一个嘶哑、痛苦、陌生的声音，她几乎都想回过身去向姑夫表示同情了。但饥饿感还是将她拉到了屋外，她想，何必呢，他何必要寻这样的烦恼呢？她很快就和李林在饭桌上狼吞虎咽起来了，姑姑和姑夫两顿的饭菜，没一会儿便被他们打发得干干净净。
张板儿的家
这是一栋挨了马路的宿舍楼，向后依次排下去，同样的楼还有十几栋。这些楼一色的红砖、木窗，窗上的红漆已经剥落，玻璃也已变得模糊不清；墙砖早不是原来的红色，阳光照上去，就仿佛脱了衣服的老人，到处可见岁月的斑点。阳台呢，大多没封，阳台上堆放的陈年杂物，从马路上看可以一目了然。姑姑家的陈年杂物原本是墙上的一挂蒜辫和一个东倒西歪的书橱，张板儿住进去的第一天就把它们清理出去了，现在只有一根吊起的竹竿，竹竿上搭了几件张板儿和李林的衣服，花花绿绿的，仿佛一种旗帜，标志着这房子里另一种生活的开始。
这是姑夫从部队转业到棉纺厂后分的房子，他本可以分到二楼、三楼的，但多年先人后己的习惯使他主动选择了顶层。这顶层还是西楼头，夏天热冬天冷，精明的人是绝不肯要的，姑夫和姑姑在生活上从没精明过，他们还知足地想，有房子住就不错了，西楼头东楼头的有什么要紧。但真住进去，他们才体味到了西楼头之苦，夏天要起一身的痱子，冬天阴面的房间会结出冰来。好在姑姑对生活的要求不高，只要不做家务、吃现成饭就行，姑夫便赎罪似的担当起了全部家务。直到姑姑的学校后来也分了房子，西楼头的生活才告结束。姑姑分房子时改革开放已经开始了，改革开放给人们带来的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为个人的事情说话不再脸红。姑姑是那种永远拥抱时代的人物，她把多年积攒的奖状压在箱底，第一次理直气壮地为自己争到了一套好楼层的房子，四楼，三室两厅，还哪边的楼头都不占。好房子住上了，姑姑和姑夫的分歧却也开始了，姑夫总在问姑姑，你怎么说变就变了呢？姑姑说，你什么意思，是不是还想让我分一套西楼头？姑夫说，不是房子的事。姑姑说，我知道，你不就是想说我是墙头上的草么，我看随风倒也没什么不好，一根草又不是一棵树，满世界的风刮来你挡得住么？再说这风又不是黑旋风，又不是西伯利亚的寒风，我看它倒是一股春风呢。姑姑离开学校的最后两年，一改过去争强好胜的作风，不再拼命工作，而是跟体育老师学打拳，跟音乐老师学跳舞，跟年轻的老师学化妆、打扮，度过了她一生中最轻松的两年。但退了休她才明白，过好自个儿的日子不是靠打打拳跳跳舞就能解决的，４０多年热热闹闹的学校生活转眼间只剩了两个人，她感到了一种难以排解的慌怕。就如同一条路走得好好的忽然消失了一样，她都来不及搞清消失的原因。张板儿正是这时候被姑姑唤到城里来的，过去她从没在意过张板儿，不仅张板儿，张板儿的奶奶也就是她的母亲她都看望得不多，正是回家看望母亲时她才注意到，张板儿已由过去的黄毛丫头长成懂事的大姑娘了。她原想带母亲和张板儿一起到城里，母亲却死活不肯，母亲不客气地说，板儿跟她姑夫侍候你就行了，我老了，侍候不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