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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开荫经过几天痛苦的思考，一鼓作气，拿出了一篇《彻底解决粮食购销体制问题，必须进行农、财、粮、价、税、费联动的综合配套改革》的沉甸甸的文章，决定再次进谏中央。
直言无忌，自是坦荡的君子所为！
通过这几年税费改革的风风雨雨，何开荫确实领悟透了毛泽东说过的那句至理名言：“中国的事情别着急，慢慢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没谁不知道它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我们确实也不应该忘记，正是在那样一次伟大的会议上，“原则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还曾明确规定“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而后来中国农村的伟大变革却正是以“包产到户”、“分田单干”为实质的“大包干”取得重大突破的，所以，当那次会议的精神一传达，凤阳县小岗村的农民伤心地说：“早也盼，晚也盼，盼来了两个‘不许干’！”
三中全会是“不许”，四中全会就改成了“不要”。“不要”无疑比“不许”宽容了许多，严禁变为劝告，变成“对已经搞包产到户的不批评、不斗争、不强制纠正”。再后来，中央三十一号文件，对“不要”也有了松动：“深山区孤门独户可以搞”，网开一面了；到了中央七十五号文件，其范围就被进一步扩大，又成了“三靠地区可以搞”。
终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三年之后，经过许多次反复，几十遍修改，作为集体智慧结晶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被送到了中央最高决策层；先是中央书记处讨论，继而由中央政治局研究，最后政治局常委通过，于一九八二年一月一日，将此《纪要》作为该年度的一号文件，印发全党——明确提出：包括包产到户在内的“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而且，不论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变动。”
这就是中国的特色！
何开荫后来在给杨文良的一封复信中，不仅回顾了中国农村改革走过的那段曲折的历程，还试着步杨文良诗作的原韵，和诗一首，以此明志。
他很喜欢杨文良诗中透出的万丈豪情，特别是“成败得失靠实践，利弊是非问群众”两句，他觉得是可以称之为神来之笔的。
是啊，人民群众喜欢不喜欢，赞成不赞成，满意不满意，这永远应该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最后的归宿！
在农业和农村的问题上，农民拥护，政策就对头；农民反对，政策便出了毛病。世界上的事情什么叫好？绝大多数的老百姓欢迎的，就叫好；否则，就不能叫好。
他告诉杨文良，他的最近一篇分析粮食购销体制、希望综合改革的文章，经新华社以最高内参形式，已经发给了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领导同志。
何开荫对“大包干”历史的回顾，以及捎来的安徽继续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消息，都成了深陷苦闷中的杨文良的兴奋剂。
一九九八年七月八日，杨文良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直接向党中央、国务院写出要求继续进行农村税费改革的报告。
8 中国农民的福音
事情到了这一年的九月便有了转机。
一九九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在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周年的日子里，江泽民总书记在安徽省城合肥，就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的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
江泽民指出：尊重实践，尊重群众，这是过去二十年来我们在领导农村改革的立足点，获得的根本经验，也是我们今后推进农村改革，做好农村工作必须遵循的原则。要正确对待农村中出现的新事物，尊重农民的创造和选择。
对于农村改革，他强调坚持两条：第一，鼓励试，不争论；第二，坚持“三个有利”的判断标准。在改革的实践中，要不断帮助群众总结提高，加以引导，对的就坚持，不对的改正就是了。
江泽民还就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着重抓好的工作，提出了六大课题。其中特别指出：“改革和规范农村税费制度，探索减轻农民负担的治本之策。”
这是党的总书记第一次坚定而明确地倡导和鼓励农村税费制度的改革，要求大家“探索减轻农民负担的治本之策”。
他在讲话中最后强调：“深化农村改革是一篇大文章，我这里只是点一点题。希望各地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从当地实际出发，继续大胆探索和实践。”
总书记的讲话像一股强劲的春风，从八皖大地迅速吹向了全国各地，驱散了笼罩在人们心头的疑团与迷雾。
于是，看似停滞已呈胶着状态的农村税费改革，顷刻间，获得了巨大的动力，步伐骤然加，陕了。
一个月后的十月二十七日，财政部部长项怀诚、农业部部长陈耀邦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段应碧，三人就农村税费改革问题专题致信朱镕基总理。他们提出，中国的农村税费改革大致可分“方案起草”、“论证修改”及“试点实践”三个阶段，并把每个阶段的大体设想也作了汇报，还把实施的时间也作了确定。
既然江泽民总书记已经十分明确地把农村税费改革作为“着重抓好”的工作提了出来，许多地方过去又早已进行过这方面的试点’，并取得许多宝贵一定的经验，所以，朱镕基对项怀诚、陈耀邦和段应碧提出的这种按部就班的做法，就感到了不满意。他在他们的材料上作了明确的批示：
“三个阶段可交叉进行，实行时间不必拖到二OOO年。先出个文件，各省市可根据具体情况自定改革时间，争取有几个省明年出台。”
那段时间，朱镕基南下考察，考察期间仍念念不忘税费改革的事。据《广西日报》十月三十日报导，朱镕基在北海和南宁的谈话中就指出：“农村中的提留、统筹等费用是目前腐败的原因之一；有些地方以这些‘三提五统’费用为借口，加收各种名目繁多的费。政府年年喊钱不够用，农民天天怨负担重。这个事不能拖了，你们要多做调查研究，及时解决。”
他还说，“几年前我就已经有了个好的想法，思考了许多年，我的想法就是把所有合理的收费纳入农业税的范畴，让村干部吃‘皇粮’，稍微提高一些税就可以了，农民也负担得起，除了农业税，其他收费都属于非法的；除了税务部门外，其他任何单位、个人都不能向农民收费，谁收谁违法。这样乱收费的人就找不到借口了，农民拒绝乱收费也就更加理直气壮了。在这个问题上，只要中央和地方统一思想，统一认识，是完全可以做好的。这对农民有好处，对国家有好处，对有效制止乱收费、搞好干群关系、杜绝腐败都大有好处的。河北省搞了几年试点，实践证明是不错的。”
没过多久，朱镕基再次给项怀诚、陈耀邦和段应碧作出批示：
“根据我同许多省市领导交谈，此项改革业已成熟，不必拖那么长时间。当然工作要做细，也不必由中央规定一切细节，划一实施时间。实际上一些省已在一些地区实行。领导小组和办公室越多越办不了事，需要哪个部门办事和商量，国务院已授权你们可以召集。”
这一年十二月四日，新华社信息中心编印的《决策参考》第四十七期《权威论坛》，朱镕基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又一次说到了税费改革，他说：“河北省一个地方已经推行了好几年了，采取公粮制，一律桥归桥，路归路，不向农民收乡统筹、村提留，都在农业税里面收，非常有成效。”这年年底，在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上，朱镕基再次谈到“乡村费改税”时，又十分明确地说道：“乡村费改税九九年要开始搞，安徽、河北的这项改革搞得还是好的，要继续搞。”
一九九九年三月五日，全国人大九届二次会议在京召开，朱镕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庄严承诺：“抓紧制定农村费改税方案，并付诸实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
会后，国务院办公厅本年度第六号《参阅文件》，就刊出了项怀诚、陈耀邦、段应碧三人合写的《关于农村税费改革有关重大政策问题的调研报告》。
到了这时候，河北省因《粮食收购条例》的颁布被推迟了九个多月的“公粮制改革方案研讨会”，终于在石家庄隆重召开了。会上，省委副书记赵金铎，对这么多年锲而不舍地从事公粮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