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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一年刚刚到来，一九九四年一月十日，河北省公粮制改革的试点迅速由正定县的三个乡，扩大到全省二十六个县市的一百八十四个乡镇，其中正定、宁普、故城、新乐和沧县都是全县全面推开的。一时间，公粮制改革的滚滚热浪，在黄河北岸这一望无垠的阡陌之间奔突、沸腾；给我国这块重要的粮棉产区带来勃勃生机！
令人遗憾的却是，发端于安徽的这场农村税费改革，这时候在安徽的本地，竟遭遇到了另外一种命运。安徽省省长傅锡寿，突然作出了要求太和县立即停止税费改革试点的决定。这一决定，来得十分突然，以致许多人闹不清究竟是省长的个人意见，还是有中央的什么背景。
何开荫最初听到这个消息时，他甚至不敢相信。因为他一直在与杨文良保持着热线联系，河北省分明正搞得热火朝天，禁止这项试验显然不大像是中央的意思。
但是，省长要求立即停止税制改革试点的决定，无疑又是有根有据的，不用说，还是当年涡阳县人大常委会所以决定终止新兴镇税费改革的那一些理由，即这种改革是非法的，因为现行的农业税制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尽管那个《条例》还是一九五八年颁布的，三十多年来，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这种与今天格格不人的农业税制早已是弊端百出，可是当年的《条例》一天没被废除，它就一天有着法律的效力，这种税制就依然受到法律的保护。
我们在采访中无法得知傅省长突然作出这个决定的真正原因，但这一非常决定，对热心支持太和县改革的所有人，特别是正在改革中的太和人，都是一记当头棒喝！
人们困惑，震惊，焦急，痛惜，却又无奈。
不少人也在背后提出疑问：如果不敢于革故布新，锐意进取，农村还能有发展吗？或是说，中国的农业，和中国的农民，还会有希望吗？
何开荫觉得有必要站出来据理力争。他把河南省委书记、省长，河北省委两任书记、省政府两任省长的有关批示的复印件，分送给了安徽省的党政主要领导。
这时，安徽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昭耀站出来说话了。
王昭耀找到省委书记卢荣景，陈述自己的意见。他说：“省政府批准太和县进行农村税费改革的文件，已签发下去，如果现在再下文否定，这不是打自己嘴巴吗？这样朝令夕改，省政府今后还怎么工作？何况农村税费改革的工作，外省都在干嘛！”
卢荣景当然知道太和的改革是在王昭耀的支持下搞起来的，他的意见不是没有道理，可是，傅锡寿要停下太和的改革，是在维护税法，也是从工作考虑的，不光是有道理，更是有着法律依据的。于是说道：“如果没有文下去，不搞也就不搞了，既然省政府已经下了文了，那就继续搞下去吧，秋后看看效果再说。”
省委书记给省长和主管农业的副省长都留足了面子。话虽说得比较温和，但毕竟一锤定音，因此，太和县的农村税费改革也就得以继续下来。
到了秋后，形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傅锡寿已经丧失了对太和县改革的发言权。他被免去安徽省省长职务，消息来得是很突然的，那天，他刚从欧美出访归来，人还在合肥骆岗机场，就宣布了中央要他提前从省长岗位上退下来的决定。据说，这是因为安徽的干部群众对他主持省政府工作期间的意见太大。这一天，中央将了解中国农民、更熟悉中国农业和农村的回良玉派至安徽，担任代理省长。
了解回良玉经历的人都知道，自打他从农校毕业，被分配到吉林省榆树县农业局，以后整整三十年，就没远离过一个“农”字。从公社书记，农牧厅长，到省委农村政研室主任，直到担任中央政研室副主任，主管农村政策的研究工作，可以说是位够格的农业专家了。
回良玉一到安徽，就对太和县的农村税费改革大为赞赏；次年二月，在正式就任安徽省省长后，他召开的第一个省长办公会，作出的第一项省政府的决定，下达的“一号文件”，就是将太和县改革的经验，在淮河两岸二十多个县市的范围迅速推而广之！
其实，也无须像省委书记卢荣景说的那样，“秋后看看效果再说”，还没有等到秋后呢，那一年的午季就已见分晓。太和县自从搞了农村税费的改革，只用了半年时间，便一举创下这个县建国四十五年以来最大的一个奇迹：全县三十一个乡镇、九千一百六十八个村民小组、三十五万三千四百五十九户农民，午季农业税的全部征收工作只花了短短五天！
望着多年不见的，踊跃交粮的农民在粮站门前排起的长蛇阵，许多乡村干部竟激动得鼻子发酸，眼窝发热，他们说：“过去，向农民要钱的文件多，向农民要钱的部门多，向农民要钱的项目多，向农民要钱的数额多，多得连咱这些当干部的也闹糊涂。现在好了，交多，交少，大家都清楚；从前一年忙到头，催钱，催粮，催命，年三十晚上还上门，今天咱是彻底解脱了，又落个清净；从收粮到结账干部两头不沾钱，更落个清白！ ”
干部清楚了，清净’了，清白了；农民也因为一次征，一税清，一定三年不变，放了心，称了心。
这年的秋季庄稼虽然受了旱灾，但农业税的征收工作前后也只用了十五天！
这一年全县共征粮六千五百二十七万七千公斤，比原先国家下达的定购任务还超出了一千七百七十四万七千公斤！如扣除价格因素，农民的税外负担就较过去减轻了一半还多。尤其是，全县大胆地放开了粮食的市场与价格，农民留足口粮和种子之后，单商品粮这部分就让农民增加收入一亿五千万元，全县人均增收就达到了一百二十元！
改革前一年，太和县因为反映农民负担闹到各级党委政府去的，还多达九十三起，五百多人，可是改革的一九九四年，全县两千九百六十九个自然村，一百三十二万农业人口，再无一人因“农民负担过重”去上访的。
说到上访，阮桥乡马王村马庄的马克中早先是远近闻名的。仅九三年，马克中父子就因负担过重和征缴特产税问题，两次从县告到省，直告到国务院减轻农民负担办公室。实行税费改革后，家家一张《监督卡》，户户一本明白账，马克中领着一家人放心大胆地精耕细作，结果，人勤地不懒，午季，秋季，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好收成。他带头完成上缴任务后，喜笑颜开地说：“农业税费征实，一切放在明处，任何人不敢再乱收乱摊乱掏腰包，干部不贪污，粮站不压价，农民减轻了负担又增加了收入，还上哪门子访呢！”
当然，好事多磨。太和县取得如此喜人的成绩，确实也是来之不易的；就在他们开始税费改革的那一年，正赶上全国推行国税地税分税制的改革。实行了中央财经集权之后，中央政府的好处那是立竿见影的：九三年中央财政收入只是九百五十七亿，九四年当年就猛增到两千九百零六亿，差不多增加了将近两千亿；而九三年地方财政收入已是三千三百九十多亿，改制当年就减少到两千三百十一亿。这只是财政收入方面的情况。改制之后中央和地方财政的支出情况也是恰恰相反的：九四年中央财政只比改制前的九三年多出四百四十二亿，仅为一千七百五十四亿；而地方财政却一下猛增了七百零八亿，高达四千零三十八亿，几乎就是中央财政的两倍多！
在这种税制改革的一加——减中，地方政府预算内的财政就全变成了“吃饭财政”，许多地方连行政事业费、人头费的开支也难以保证。
政府财政的日子不好过，也不能再把这种困难转嫁到农民头上，动摇进行农村税费改革的决心。太和县委、县政府审时度势，及时采取了“消肿减员”的办法，大力压缩办事机构和精简富余人员，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一个税镇当年就辞退聘用镇村干部九十八人，第二年又接着往下减。与此同时，全县还进行了粮食购销办法和乡村财务制度的改革，进行了农业结构调整、村干部劳动保险、科学种田和加强市场建设等等一系列的配套改革，千方百计调动起广大干部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但是，这期间，有许多事情却又是太和县委和县政府自身无法解决的。你一个县搞税改，封死了增加农民额外负担的一切“漏洞”，可是他们改革试点的第二年，国务院却明文规定农民人均增加二十五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