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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也巧。一九八八年十月，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民日报社等几个部门，发起了一次“中国农村十年改革理论研讨会”。这时，王郁昭已出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中心副主任，由他所在部门牵头搞起的这样一次理论研讨会，自然忘不了他十分欣赏的老部下何开荫。王郁昭让他的秘书崔传义专门把论文征集函，直接给何开荫寄了过去。
何开荫收到征稿函，感到十分兴奋。于是他紧张地行动起来。他找到省社科院农村经济研究室的金进和朱文根，还有在农科院作物研究所工作的妻子顾咸信，四个人一道，进行了一番深人的调查研究。
也就是从那一年的春天开始，中国出现了汹涌澎湃的“民工潮”。“民工潮”的出现，使何开荫敏感地意识到，种田已经人不敷出，农民的收入增加趋缓，出现了负增长，而农民的负担却与日俱增，新的矛盾不断产生，又缺少必要的改革措施，各种各样的矛盾越积越多，已经严重地阻碍着中国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还因为大包干十年到期了，农民担心耕地不再是自己的，那种世世代代生死相依的土地情结没有了，纷纷涌向城市去寻找新的生活出路；且不说出现了土地的大面积抛荒，留在农村中的，因为多是老人、妇女和小孩，造成粮食的大减产，农村工作更是徘徊不前。
何开荫想，要找准中国农村第二步改革的突破口，首先就必须闹清出现的这些新的矛盾。
到底有哪些新矛盾呢？综合四人调查研究的结果，何开荫认为大致可以归纳为：
一、承包耕地所有权、使用权与产权的矛盾；
二、农产品价格与价值相背离的矛盾；
三、城乡二元结构与经济一体化的矛盾；
四、小生产与大市场，粮食的买难与卖难交替循环的矛盾；
五、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与负担不断加重的六、封闭的社区结构与大开放大流通的矛
七、农村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矛盾；
八、相对贫穷与共同富裕的矛盾；
九、生产力水平低下与科学技术水平不相适应的矛盾；
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不同步的矛盾。
当然，还可以梳理出一些别的矛盾并列举出它们的具体内容。不过他认为，归根到底，还是计划经济旧体制向市场经济新体制转轨时期难以避免的磨擦与碰撞所引发出的必然现象。
要解决以上矛盾，就必须拿出各项相应的改革措施。
当时，由于小岗村大包干精神的影响，安徽省学术界的思想还是相当活跃的。何开荫在下面调研时发现，各级党委政府中都出现了一批想干事、能干事又敢干事的领导干部，他们已经针对农村中出现的各种新矛盾，分别进行了不同内容的改革尝试。
那段时间，何开荫变得异常地亢奋。在认真分析了其他几位同志下去调查研究的情况以后，何开荫觉得，当前最需要解决的问题，首先就是土地的永久承包，给农民一个长期的使用权；其次就是必须改革农业税费制度，从根本上减轻农民的负担。
当他把自己深思熟虑的这一切变成文字之后，一篇很有见地的论文便已经完成。他把它定名为：《农村第二步改革的出路何在？），然后寄往北京。
因为这篇文章，何开荫开始踏上了农村第二次改革的研究之路，尽管这条路上布满了荆棘和泥泞，但他却一直没有回头。
何开荫撰写的这篇论文引起了中央政研工作高层官员的重视，还在那次征稿活动中被评为优秀论文。但是，他没有想到，不久，一些极“左”思想的再度抬头，有一股否定农业大包干的思潮正在各地涌动，发现这一点，他感到吃惊不小。他正费尽心机地研究农村的第二步改革呢，有人竟连第一次改革的成果也要一笔抹煞！
何开荫心重如铅。他想，我国是个农业大国，十亿人口，就有八亿农民，农业的状况如何，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历来事关重大，团结和依靠广大农民应当是我们党的政策的出发点，但长期以来，我们已经欠农民太多；尽管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的问题涉及到中国深层的政治经济体制问题，是个系统工程，不可能指望毕其功于一役，可是，重新审视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已经到了迫在眉睫刻不容缓的地步！
一种报效祖国献身农业的欲望使得他热血奔涌。
于是他坐了下来，旗帜鲜明地写了篇针对否定“大包干”思潮的文章：《建议实行耕地永久承包，给农民长期使用权》。
他建议：“我们宜及时采取一个大的动作，这就是对耕地的所有制进行一次改革，将土地一律收归国家所有。国土国有，理所应当。同时把耕地的所有权（田底权）与使用权（田面权）彻底分离，实行永久承包制，即在现有承包地的基础上签订契约，长期承包给农民耕种，并对零散土地进行适当的串换调整，使每户的承包地集中连片。而且，使用权可以继承，也允许转让，但转让决不是出卖，只是在土地管理部门鉴证下收回该地块的农田基建投资和相应的承包权益。如果耕地依然归集体所有，让农民上缴各种农业税，就有违法理；由于耕地是国家的，农民向国家承包耕地，那么，农民向国家纳粮就是天经地义的事。”
他认为农业税征实的具体办法应该是：“以近三年到五年的年均耕地亩产计征，收百分之十的公粮直到本世纪末不变，增产也不增税，以刺激农民增产的积极性，以后每十年签订一次契约合同。考虑到农村干部的补贴工资和各项提留极不规范，农民普遍反感，叫喊负担过重，我们不妨把农村各项提留负担与公粮合并在一起征收，加征百分之五，也就是征收耕地亩产的百分之十五，一并作为公粮和提留，原有的农业税金和各项提留负担就都没有了，乡村干部补贴工资和各项提留，由公粮的三分之一按定购价款返还乡财政统一使用。从此以后，任何人无权再向农民摊派或征收一分钱，这样，农民的权益就有了法律保障，获得了相当于法人的地位。”
他认为，走好这两步棋，全盘即活。这样做，非但激活了农村经济，农民不堪重负的局面也将得到根本遏制。
他提出“农业税征实”的税费改革方案，是作了大量调查研究的。他甚至花了大量时间，认真研究了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三次税费改革。
唐代推行的“两税法”可以说是首开中国费 改税的先河。“两税法”把混乱繁杂的税种归并为户税和地税两种。收费全部改为正税，一同并入两税之中。集中了征收时间，一年分夏、秋两次，这样就改变了“科敛之名凡数百”以及老百姓“旬输月送无休息”的状况，中央统一控制了税费征收大权，又明文规定官吏不得在“两税外加敛一钱”，否则，同样要以贪赃枉法论罪。
明代的“一条鞭法”是继唐代“两税法”后又一次较大的税费改革。它是把徭役、田赋和各 种杂费并为田赋一种，以田亩为对象，一次征收，征课的田赋一律折合成银两交纳，而且，不再由地方的“里长”、“粮长”办理征收管理，改由地方官吏直接征收后解缴国库；并同时下令不得再征他费，允许农民照章纳税并拒纳所列税目以外的杂派。这种“一条鞭法”化繁为简，税费合一，有效地限制了地方政府越权收费和地方官吏巧取豪夺的腐败行为，稳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增加了中央财政的收入。
清初雍正皇帝采纳了“火耗归公”的税费改革，将暗取改为明收，各省统一了税率和征收数额，由省统一征取，州、县代收，提解布政司库，地方官僚不得另外私派；原来由地方坐收坐支的火耗银，改为统一上缴国库，然后再由中央F拨一部分银两作为地方官吏的养廉银和地方行政开支的“补助”，同时实行查核和督察，严厉肃贪，打击地方官吏任意摊派的行为。“火耗归公”的改革取得明显成效，非但使一向归地方支配的耗羡收入也牢牢控制在中央财政手中，整饬了吏治，减轻了老百姓负担，而且使得国家库存银由康熙末年的八百万两增加到六千多万两。
纵观中国几千年历史，农民种地交皇粮都是天经地义的事。解放后，中国农村实行了土地改革，耕地无偿地分给农民耕种，但“皇粮”也还是要缴的。建国之后相当长的时间，国家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