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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作家们互相支持是当时很普遍的风气。残雪的第一个短篇小说，也是我推荐到长沙一家杂志上去的，我的一位大学同学在那里当主编。我的写作也得到其他很多作家的支持与帮助。那时没有什么门户之见。门户之见是事后一些批评家和记者想象出来的。
王尧：所以你批评有些批评家喜欢在文学上编排团体对抗赛，把“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看成保守和进步的“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
韩少功：很多外国的汉学家也跟着这么说，有一本汉学家的书，煞有介事地编出什么从“杭州会议”到“香港会议”的故事。其实都夸大了。现实生活不是电视连续剧，不可能那么情节分明地起承转合。
王尧：先锋文学探索是在中国语境里产生的，是中国现实生活所孕育的，从更深的层面说，它与西方的先锋文学不完全是一回事。尤其到了９０年代，这种区别越来越明显。
韩少功：西方先锋文学所针对的，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一个资产阶级体制化的社会。所以很多西方先锋作家带有左翼色彩，是支持共产党或者社会党的。现代主义在美国发展到嬉皮士运动时，其主要诉求是要民权，要自由，反对教育的商品化，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拒绝接受资产阶级政治、法律、伦理的体制规范，思想基点上可能是非常个人主义的，但同样有很强烈的左翼色彩，马克思、毛泽东以及法兰克福学派是他们经常运用的思想武器。但是在中国，先锋文学的针对物是“文革”，是社会主义过程中造成的灾难，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传统小农／官僚社会里政治、法律、伦理的体制规范。更重要的是，在这一个反叛的过程中，很多先锋对资产阶级倒是充满了向往，所以与萨特、加缪、布莱希特这一类共产党员有很大的区别。我在法国参观过勃勒东的故居，那太豪华了，又是城堡又是别墅，一个人孤独地住在那里，不神经兮兮的也不可能。而我们的先锋作家们，当时可能还窝在一个小胡同里，像样的房子也没有，想找个情人也可能挨整。他们与西方同道会有同样的痛苦吗？会有同样的想象和向往吗？到了９０年代，“全民皆商”的时候，很多先锋当资本家去了，就是自然的结果。很多没有“下海”的先锋作家，也热烈拥抱商品化、市场化、资本化这个时代潮流，什么现代主义，什么后现代主义，各种文本里都隐藏着对金钱的渴望和崇拜。
王尧：到８０年代后期，世俗化成了先锋文学的重要标志。
韩少功：非先锋文学也世俗化了。有一位才华横溢的现实主义中年作家，号召大家像当年参加土改、合作化一样去当老板，说“下海”就是新时期的革命，就是作家深入生活的最前线。有一本美国的书说，前苏联的私有化是斯大林主义式的，说得有点道理。中国过去是全民炼钢，全民打麻雀，全民造反有理，现在是全民皆商，连法院、军队、政府也办公司，谁都不敢落在时代的后面。是不是有点“文革”的风格？是不是有点“全国山河一片商”的风格？这在短时期内可能使经济运转加速，但也伏下了危机。柏拉图说：优质的社会一定是人们各司其职和各精其业的社会，工人不安心于工，农民不安心于农，学者不安心于学，政治家不安心于政，这样的社会一定腐败和危险。但我们在８０年代都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也到海南去了一下浑水。不光是作家，官员、教授、医生、和尚、气功师、科学家也一样“心不在焉”，条条大路通世俗，条条大路通享乐。
王尧：这个观感差不多也成为你和同人后来创办《天涯》的方针：既要与消费文化划清界限，拒绝那些拜金的、势利的、跟风的庸俗的文字，又要与所谓经院文化但实质上内容空洞、心智贫乏的文字拉开距离。
韩少功：我曾经轻率地相信，消费主义是消解极权专制的有效力量。但陈思和在一篇文章里提到，有的青年公开表示：现在如果“四人帮”在台上，老子肯定要投靠上去！这真是８０年代留下来的一个莫大讽刺。如果说经过８０年代一个民主自由空气浓厚的时期，到了９０年代，官僚极权在很多地方反而得到强化，官僚腐败在很多地方反而更加严重，那么消费主义刚好提供了基础和环境。消费主义毒化民心，涣散民气，使民众成为一盘散沙，追求正义的任何群体行为都不可能。这是极权者和腐败者最为安全和放心的局面。有一个房地产老板对我说过：现在爱党和反党都不严肃了，没意思了。因为有些人跑到他的公司里，说我是“六四事件”中受迫害的，你得同情我，你得出钱。另一些人也跑到他的公司里，说我们是来推销“四个坚持”教学录像带的，你得支持我，你得出钱。看来政治也商业化了。这种风气是８０年代留给９０年代的一笔沉重的遗产。在一个社会道德机体正在逐步溃烂的时候，姓“社”姓“资”一类理论上的争论，其实已经不那么重要。土壤已经毒化，你种什么苗可能都不灵。
王尧：这也是９０年代人文精神讨论的一个背景。在８０年代与９０年代的差异中，我们重新回到８０年代的文化语境中，对８０年代的文学或许会有新的认识。因为有了８０年代文学，２０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下半部才显得厚重，８０年代的文学也改变了后来中国思想文化界的格局。现在对８０年代的启蒙话语有各种各样的争议，不知道你对这一问题如何看。
韩少功：从我个人的经历和教训来说，８０年代的启蒙取得了成果，但也有缺陷，在敢于正视西方资本主义灿烂成果的情况下，一些焦虑和急躁情绪在所难免，“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也需要一个过程。知识界主流用金钱的乌托邦反对革命的乌托邦，用右的教条主义反对左的教条主义，思想认识走了弯路，但所针对的问题却不能说不存在。出发点是对的，落脚点可能不对。生活是最好的教科书。到了９０年代以后，很多中国人才会从生活经验中产生新的问题意识，一次再启蒙运动在知识界悄悄蓄积着能量。
王尧：新的社会深层矛盾不断撞击知识界那个想象的共同体，一些在８０年代形成的共识后来出现缝隙，许多问题的讨论没有呼应和交集，这也反衬了８０年代知识分子处理现实问题和思想文化问题的简单化倾向。作为８０年代的目击者，我在回望８０年代时也心潮澎湃。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想到我们会如何对待作为精神遗产的８０年代。其实，９０年代中期的那场人文精神的讨论，在深层上是对８０年代思想路向的一次检讨。知识分子不能不对自己充当什么角色作出新的选择，包括对思想资源和知识资源的选择。
韩少功：那是后来的事情了。８０年代是一个天真的早晨，９０年代才是一个成熟的正午。
（本文收入《韩少功、王尧对话录》一书，将由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丢 失
冯电雨
腾龙文学社
１９９４年成立的腾龙文学社，已发展成为拥有总社和高中、初中、小学三个分社的文学社集团，社员达４００多人。学校建设了文学社网页，开展各项活动，系列讲座、社际联谊等等。先后有６５０多篇作品在全国８０多种书籍报刊发表。《中学生阅读》等多家报刊都先后开辟了腾龙专栏。在“圣陶杯”等各类作文竞赛中，共获奖项６００余次。腾龙文学社先后被评为“全国优秀中学生文学社”百家之一，全国中学生社团活动课题研究实验基地，广东省首届中学生文学社“十佳”。
第一次到外地读书。第一次独立生活。
他双手紧攥着那只小提包，拘谨地坐在自己的床上，对面，一个瘦小的小个子同学有滋有味地吃晚饭。
“刚到？”小个子抬起头，微笑着眨眨眼。
“嗯。”他欠起身，一丝暖意从心头隐隐掠过。
“怎么，没领饭票？”小个子利索地放下搪瓷碗，伸手往兜里掏。
“不，不，谢谢，我有！”他一急，把提包往床上一掼，取出碗筷转身就走。
一出寝室他就后悔了：“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妈妈的叮嘱像电影的话外音，在耳畔回响。越想越不放心，疯了似的往回奔去。门“砰”的一声撞开了。小个子不在，去哪里啦？他心里一惊，一头向自己床上扑去，老半天才把提包的拉链拉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