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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结论部分（第355页）再次重申了这个观点：
……然而还存在着第三种可能性。一方面，消极财产（Passiveproperty）的
所有者在把经营权和责任交给积极财产（activeproperty）的同时，也交出了公
司只为他们的利益进行经营的权利—社会已没有义务象严格的产权学说所要求的那样充分地保护所有者的权利。同时，控制集团出于对自己利益的考虑，通过扩大权力范围，冲破了传统的障碍（即公司的经营应该完全符合消极财产的所有者的利益）。但是，消极财产所有者独占利益的消失，也并就意味着公司的经营应该围绕经营者的利益展开。经营者从来没有以行动或言语的方式让人心悦诚服地接受后面这个观点。这与传统也不符。控制集团倒可能是为比所有者和控制者更广泛的社会群体的要求权铺平了道路。他们使公众感到现代公司不应仅仅为股东或经营者谋利，而应为全社会造福。
股东们貌似合理实则有误的假设—头脑敏锐的股东—如
果真的有这样的股东的话—并不会全盘接受梅瑟斯·伯利和米恩斯的结论，即：他们无疑已经“交出了让公司只为他们的利益服务的权利”。毕竟，美国的股东并不是故意放弃权利的，只是出于疏忽。他完全能够重申本来就属于自己的控制权。如果能得到正确的信息和引导，他很可能会这样做。他的温顺和表面上的漠然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某些传统但是是错误的观念造成的。这些观念有：
1。管理者比股东更了解公司，因此他们对所有事务所作出的决定应被采纳。
2。管理者时公司证券的售价毫无兴趣，也无责任。
3。如果一个股东不赞成公司的任何重大决策，他的明智做法是售出其股票。
管理者并非总是明智而高效的—这种说法听起来很有道
理，但实际上只对了一半—这比全盘错误还危险。当然，管理者几乎总是进行最优决策的最佳人选。但这并不是说，他们总是会考虑或采取对股东最有利的方案。由于他们的无能可能产生严重的错误。而所有的股东似乎都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的管理者是有能力的。但是在挑选股票时，人们都很重视该公司是否有高效率的管理。这意味着许多公司的管理很糟糕。这难道不同时意味着，在管理者是否有效率这个问题上，任何一家公司的股东都应该头脑更开放一些？
股东和经营者之间的矛盾之处。—人们不能欣然接受管理者作出的决策的第二个原因在于，在某些方面，经营者和股东利益存在冲突之处。这些方面包括：
1对管理者的补偿—包括工资、奖金、购股权。
2。公司的扩张—包括加薪权以及管理者权力和威望的膨胀。
3股息的支付—利润应该留在管理者控制范围之内，还是应该分发给股东？
4。股东对公司投资的连续性—企业在亏损时应该持续经营，还是将部分资产变现或者全部清算？
5、股东可得的信息—控制者是否应通过拥有未传递给广大股东的信息而得到好处？
所有这些问题上的管理决策都是涉及利害关系的决策，因此更需要股东仔细琢磨。我们并不是说公司的管理者不值得信赖。相反，很多大公司的管理者都是由一群出类拔萃的人组成，他们正直、能干。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应在涉及其自身利益的所有事务上拥有全权。一个私营业主只雇佣那些他信赖的人，但他不会让这些人来决定他们自己的工资或决定他应将多少资本留在企业，多少分发出去。
在这些问题上，董事会不可能毫无利己倾向—在上市企业
里，股东选举产生董事会，由他ill决定具体事务的运作，而管理者应对董事会负责。从理论上讲，当股东的利益与管理者的利益发生矛盾时，董事会应该站在股东这一边。但实际情况却并不是如此。每个董事与首席执行官总是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与其说是董事选举出管理者，还不如说是管理者选出的董事。所以，当股东认定经营者谋取与己不符的利益时，他们有必要在一切事务上行使自己的决断和独立封断能力。换一句话说，从这点上，我们通常假设的管理者掌握了更充分的信息和判断力是不成立的，_股东需
要仔细琢磨一切有确凿来源的意见。
对管理补偿的滥用—不计其数的事例曾揭露，管理者在对自身进行补偿的过程中存在着严重问题。如伯利恒钢铁公司，以现金形式发放的奖金明显超额。在美国烟草公司中，经营者有权以低于市价的价格购买股票，并且购买额很大。这种购买特权当然属于滥用职权的一种。在电气债券和股票公司，管理者对股票的购买价大大低于市价。而当后来市价跌落到比认购价还低时，他们又解除了实际支付的义务，并且得到了原来已经支付过的认购金。在怀特汽车公司情况也是如此，我们将在本章稍后进行详细探讨。
1928一1932年的特殊环境可以解释或部分地认可这些交易。
但除此之外在情理上却说不通。然而，考虑到人性使然，这些事也不足为奇了。事实上，它们并不是公司管理性质的反映，而是股东们不明智地让那些受自身利益驱动的人来做出无法监控的决定的反映。
更多地披露管理补偿是受人欢迎的—如果法律规定公司每
年须定期地披露管理者的工资和其他补偿费，将大有裨益。（根据1933年证券法，在发行新证券时应报告这类资料。）如果定期公布管理者和董事们的持股情况，同样是有用的。现在，这些信息可以通过对股东名单进行考察得到，有时，董事们的持股额也是这么得到的，并且在金融刊物上进行了披露。统计服务部门如果能够尽量获得更多的公司的这类资料，并且把它们其手册中，作为这些公司的详细介绍的一部分，那将是很有益的。
近些年来，管理者超额补偿的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人们正确地看到，在这一点上，管理者的意见并不代表最高智慧。但是我们并没有认识到，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局限性在影响股东资本和盈余的使用的公司事务方面同样存在。我们讨论股息政策时（见第29章）曾含糊地谈到这个问题的某些方面。显而易见，为了扩张而筹集新资本与为了同样的目的而扣留红利一样，都受这个问题的影口向。
应该考虑持续经营的明智性—第三个问题，也就是将股东资本保留在企业中的问题，和前面的分析基本一致。管理者自然不愿将部分本金归还给所有者，即使这部分本金在企业外边用处更大—也就是说有更大的价值。归还一部分资本（比如超额库存现金）意味着削减了企业的资源，还可能在今后造成财务危机，当然在一定程度上也降低了管理者的威望。全部清算本身意味着失业。所以，对于管理者完全站在股东的角度，为股东的最佳利益着想来考虑公司是否持续经营的问题，我们完全不抱希望。我们必须再次强调这样一个事实：董事们常常与管理者（他们本身就是董事会的成员）来往密切，所以不可能指望他们纯粹站在股东的立场来思考这些问题。
由此看来，关于企业是否继续经营的问题，有时需要所有者即股东亲自出马，独立判断。（同时也必须指出，从正式或法律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所有权问题，而不是管理问题。）从逻辑上说，考虑这个问题主要也是因为：股票的售价长期大大低于清算价值。毕竟，这必然意味着，不是市场对该股价值判断失误，就是管理者在经营上犯了错误。不管如何，弄清楚到底是哪方面出了错，对于股东来说都是明智之举。在澄清的过程中，管理者的观点和解释值得仔细推敲；但是如果管理者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本身已被视作定论，那么这种推敲将是徒劳无益的。
令人不快的是，很多情况下，批评者对管理者的攻击是别有用心的。这可能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金融领域很难见到利他行为。对公司管理者发起的挑战将消耗时间、精力和金钱。难以想象人们将仅仅为了让管理者正确行事而付出这么多。所以在这些事上，最有影响、同时也最可信的就是大股东采取的行动，由于他们要保护自己在企业的巨额投资，所以不得不推动企业为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