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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账一千一百元。其余二十三元，你说用于教师的夜餐费。但，后来这二十三元，并没有用于教师的夜餐费。
一九六五年八月二十二日，学校卖藕，镇上王副社长买藕十斤半，你让人不要收钱，说这钱由你付。但你并没有付。按当时市价，一斤藕为一角五分，十斤半藕，共—块五角七分。同年八月二十三日，你们家来客，你妻子从学校又称去鲜藕三斤，也—分未交，共四角五分……“
名牌大学出来的汪奇涵，听着这只念过三年私塾的王儒安将那长如历史的清单—一报出，早冷汗如豆，滚滚而下，嘴唇发紫又发颤。
王儒安却神色不变，念那清单，犹如念—道道咒语，直念到天黑也未能念完。
这之后，汪奇涵被隔离审查。他所能做的，就是向工作组—笔一笔地交代账目。
他已不是能不能调动工作的问题了，而是能不能保住公职的问题。
大约过了半个月，汪奇涵不知是得谁的指点，突然强硬起来，对那些无法论证的账目一概不认。这不认的账目占去足有百分之八十。他对工作组说：“他王儒安栽赃陷害！”
工作组把情况告诉王儒安，问他：“没有旁人证明，定不了案怎么办？”
王儒安说：“有人证明。”
当天，白麻子突然出现在油麻地中学的办公室里。他对工作组说：“王校长记的那些账目，都是实的。我当时管后勤，他汪奇涵贪污了多少公款，我是最清楚不过的。”
工作组问白麻子：“你能证明？”
白麻子说：“能。”
白麻子这一声“能”，使汪奇涵从此进了地狱。
大约又过了半个月，白麻子重新回到了油麻地中学，重新做了校工，仍然给我们敲钟、烧饭。那时，施乔纨已从油麻地中学调走快一年了，她的丈夫苏鹏在教育局里也已失势，重新成为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那天，白麻子—边敲钟，一边对我和马水清说：“汪奇涵这东西，苏鹏让他解雇我，他连个屁都没有放！”
第五节
汪奇涵—下子就衰老了。生活的突变，无疑是对寿命的—次骤减。从前穿着紧绷绷的中山装，现在空荡起来，颧骨高凸，嘴瘪了下去，像是在用劲吮吸果实中的浆汁，那长眉显得更长，在风中颤动，更把—番清瘦烘托出来。他差一点被开除公职，幸亏上面还有几个老同学帮他说了几句话。但调走是绝对不可能了。
王儒安说：“走，可以，把我油麻地中学的钱还清了。”
汪奇涵到处对人说：“我没有贪污这么多钱。”可那账却一笔一笔记在那儿。
他像—个花了钱却怎么也凑不起账来又被人逼着结账的人—样，急得满嘴起了泡。
最后，他认了。这样，他虽然保住了公职，但，却不能做教员了。王儒安让—位副校长通知他，他的工作是管理工具、看守厕所，由白麻子直接领导。
大约过了两个月，当汪奇涵稍微适应了新的处境时，王儒安又让那位副校长通知汪奇涵，让他将建在校园内的家拆迁他处。
汪奇涵去找王儒安，当面说了许多拆迁的难处。王儒安说：“老汪呀，你自己想想吧，把一幢私人的房子建在这公家的地上，合适吗？”
王儒安完全是有理由的，而汪奇涵是完全没有理由的。汪奇涵低着头，从王儒安的办公室里走出来，走回家。
晚上，他对妻子说：“得拆房子。”妻子先是愣着，接着转过身去，掩面哭起来。几个孩子并未领会事情有多么严重，只觉得妈妈哭了，那一定是件悲伤的事情，也跟着哭起来。汪奇涵说：“这房子是盖得不对。”妻子说：“拆了，这一家人住哪儿？拆了，就一堆碎砖烂瓦，一钱也不值了。家里的钱，都退赔了，还不够呢，就是搭—个草棚子，也得有笔钱。到哪儿去弄钱呀？”汪奇涵就发呆。
事情拖了个把月，汪奇涵再一次找王儒安说：“能不能这样？这房子就别拆了，作价卖给学校吧，我也好把钱都还上。”
王儒安说：“这恐怕不行吧？校园里盖的都是公房，而你盖的是私房，格局是全不一样的。做教室行吗？不行。做宿舍行吗？不行。做办公室行吗？更不行。学校要下了，也没用处。老汪呀，还望你考虑学校的难处。”
汪奇涵—句话也就说，就走回了家。
拆房那天，汪奇涵也没惊动学校，只是找了他的几个堂兄和妻子的两个弟弟，还有两个泥瓦匠。
那天早上起来，我站在宿舍门口刷牙时，抬头看见校园东南角那幢房子的房顶上爬上了两个人。当时天气晴朗，这两个人坐在屋脊上，形象很鲜明。后来，他们站了起来，像走在山的脊梁上那样走在屋脊上。再后来，他们又蹲下了，显出犹豫不决的样子。这时，我看见汪奇涵站到了屋檐下，朝他们无奈地挥了挥手。因为离得远，我没有听见他朝房顶上的人说了些什么，但我从手势里看出，他似乎在说：“动手吧！动手吧！”那两个人又犹豫了一阵，开始揭瓦了。我用脖子上的毛巾抹去嘴角的牙膏沫，返身回到宿舍，对正照镜子的马水清说：“汪校长家拆房子了。”
他没有抬头，依然照镜子。谢百三听罢，跑到门口往那边望，一大清早的，额上无缘无故地出来了许多汗。
坐在教室里上课时，我就再也看不见拆房子的情景了。但那幢房子离教室并不远，隐隐约约地能听见说话声：“接住。”
“往哪儿摞？”“先摞在地头上吧。”不时地，还听见瓦片掉在地上发出的破碎声。每一阵破碎声之后，总有片刻的沉静。我坐在那儿一动也不动，用耳朵静静地捕捉着那些穿过清澈的空气而传过来的声音。我很想听见汪奇涵的声音，可是他总哑默着。他们家的人也都哑默着，像林子间的一口池塘。
下课后，走廊里站满了人，都朝那边无声地望。那时，已揭去许多瓦块了，房顶成了个丑陋的癞痢头。那房顶原先是很漂亮的，盖的不是那种称作“洋瓦”的方块大瓦，而是半圆形的中国传统小瓦。盖好后，房上一垅—沟，一起—伏，像—湖被风晃动起来的水波。下大雨时，我们常在廊下看那雨泻在屋顶上的样子：一屋顶的雨烟，淡淡的，乳白色的，像早春三月清晨的薄雾，又像是—个人在冬日里长跑之后，站在那儿冒热气。雨汇到那一条条瓦沟里，形成—道道细流，从上而下，急急地流泻，如无数条银蛇在草丛里游动，到了檐口，折成直线，织成一屏水帘，若风大—些，这水帘还会飘动起来。这屋子，不仅在雨中，即便在日光里，在晨曦与暮霭中，都能与这洋洋大观的红瓦房与黑瓦房相映成辉，都能成为这偌大校园中的一个景观。
乔桉在人群里问：“是谁将那母女俩请回来的？”
有很多目光转过来，朝我，朝马水清、谢百三等人看。
上课的钟声敲响之后，大家都回头看了一眼那房子，便陆陆续续地进了教室。
我没有进，马水清靠在廊柱上，也没有进。我走向他，小声说：“别上课了。”他没说话，走在我前面，朝那房子走去。
我们看到了汪奇涵。他正弯腰在地上捡瓦。他的妻子、孩子，都在往远处的地头搬瓦，满手满脸沾满灰尘，最小的—个孩子，像个小鬼。汪奇涵听见了脚步声，站了起来，“林冰，马水清……”我们看到他黑糊糊的脸上，有一道不知被什么东西划下的伤痕。他用手做了一个手势，对我们说：“灰大，别站在这儿！”
我们没有动。
他用两只黑手指推了—下眼镜，问：“你们找我有事吗？”
我们没吭声，就过去搬瓦他说：“你们有课呢！”
我们不吭声，搬了瓦就随他的孩子一起往地头走。
课正上着，谢百三又带了五六个人来。
汪奇涵拍了拍手上的黑灰：“你们都有课呢！”
大家都不吭声。于是，田野的小路上，就有了—个长长的搬瓦队伍。大家间隔着站开，把瓦一片一片传送到地头。我们尽量小心翼翼地。即便是这样，也没能将那些瓦全部无损地保全，它们在各个环节上受损，运到地头的好瓦，也就只有—半的光景。
汪奇涵走到—边去，用几块砖头架起一只铁锅，然后就用屋上拆下来的芦席烧水。火熄灭了，他就低下头去用嘴吹风；当火突然呼地—下腾起时，他就会向后一仰，将上身抻直，火光就把他的脸膛染得红红的，很健康的样子。水烧开了，他在露天的桌子上摆下十几只白碗，往里面倒上开水，然后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