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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一巫拧！ �
我所从事的最傻的工作之一是写市场报告。萨缪尔·纽伯格是股票交易所的场内经纪人，在闭市后他必须将当天的股市情况记录下来。这些记录要送到公司的发源地费城，以便使当地的客户相信公司在纽约的布罗德街和华尔街上表现很好。萨缪尔·纽伯格很不喜欢干这种琐事，于是他便把这一任务转交给我。他建议我看看以前的报告，并依此方法接着写下去。过了几天后，费城的那些老客户天天都要聆听新专家对股市的见解，而这名新专家接触金融领域的时间充其量也只有6个星期。
我永远忘不了在战火中毁灭前夕维多利亚世界的那段平静时光，那也是19世纪真正意义上的终点——19世纪的真正起点是在1815年。当时澳大利亚网球队正与美国网球队争夺戴维斯杯。纽伯格合伙人中的一位正好有第三天比赛的两张门票，但他有事不能去，便很慷慨地将票送给了我。我邀请了向来迷恋网球的弗赖德·格林曼，我们一起来到了那星期刚刚落成启用的森林山体育馆。第一天的两盘单打比赛双方平分秋色，第二天的双打比赛澳大利亚取胜，因此澳大利亚暂时领先。现在澳大利亚的老将诺曼·布鲁克斯将与刚刚从哈佛毕业的新秀诺里斯·威廉姆斯相遇。威廉姆斯是格林曼在哈佛时的同班同学。就是这次比赛的戏剧性场面，使网球这一温文尔雅的休闲运动从此变成激动人心的精彩比赛。威廉姆斯回球出界后输掉了前两局，看来我们已全无获胜的希望了。然而他却马上恢复状态，精彩的表演使他一举获得第三局和第四局的胜利。观众失去了平日的矜持；每当这位瘦长的美国小伙子获得一个分点时，他们都报以雷鸣般的掌声。当威廉姆斯经过艰苦的拉锯战获得一个分点时，欢呼声响彻整个体育场，以至于比赛场上的布鲁克斯不得不扔掉球拍，用双手紧紧捂住耳朵——这一情景至今还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官员们恳请观众平静下来，但没有起任何作用。然而，凭借着他那必胜的信念、冷静的头脑和老练的技术，澳大利亚人最终获得了第五局的胜利。观众长吁短叹，十分绝望。当布鲁克斯戴着那顶奇怪的航海帽退出场地时，他经过置放闪闪发亮的戴维斯杯的桌子旁边，以胜利者的姿态举起银杯向观众示意。这时体育精神又回来了，观众对他这一举动报以热烈的掌声。
接着，由长着一头红发的美国运动员穆里·麦克劳林与深得人心的安东尼·沃尔亭对垒。麦克劳林很漂亮地取得了5局比赛的胜利，但这已经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了。不久后，麦克劳林在法国战场上丧了命。
1914年8月初，熊熊战火开始燃烧。西方文明将从此毁于一旦吗？这是由于欧洲各国的首脑人物缺乏领导才能和外交技巧吗？或者这仅仅是国与国之间一系列战事之一？——这些战争最终并没有带来太深刻的历史伤痕，只有对那些为之战斗或在战火中死里逃生的人而言才是场灾难，令他们难以忘却。我自己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实在不值得一提；其他人的思考更深入、更合理。因此，在这里我仅向大家描述作为一名纽约青年，对此事的一些粗浅看法。在一战的早期，同邻居们一样，我也经历了同样的困惑和兴奋。
8月3日之前的几天里，股票市场出现了相当程度的紧张状态，但还没有到达恐慌的地步。战争的真正爆发使美国和欧洲的金融界都深感意外。我们的股市发生了恐慌性抛售，政府随即决定关闭纽约证券交易所。其他交易所也立即随之关闭。现在的人只熟悉随后的战争热潮，因此他们觉得这次抛售浪潮不合逻辑、难以理解。然而，引发这次抛售浪潮的只是一个简单的技术性原因。当时的欧洲投资者手头拥有大量的美国证券。战争爆发后，他们本能地感到：在战争期间身边的资金要比远在他乡异国的资产安全得多——事实证明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于是，这些国外的证券持有人突然大规模地抛售证券，这给美国当地的证券市场——当时，它们唯伦敦交易所（London Exchange）马首是瞻——带来了不可忍受的紧张局面，股票经纪人也乱成一团。或许，将当时的股市表现与25年后二战爆发时作番比较是很有意思的。二战的爆发自然而然地再次引发恐慌性抛售。但几天后，美国公众就开始预见到战争订单将滚滚而来，于是就在1939年的同一个9月份里，股票市场又得到了显著回升。但对公众而言，这又是个骗局，1940年的法国沦陷打击了公众的投资热情，股市遭到了重挫。
现在我眼前还经常浮现出那些触目心惊的标题：奥地利对塞尔维亚宣战；俄国对奥地利宣战；德国对俄国宣战；法国对德国宣战；英国对德国宣战。这些事情令人难以置信，但却是千真万确的。然而，我们很快就对这场世界灾难熟视无睹了，我们将主要注意力转移到它对我们自身的影响上来。交易所关闭以后，我陷入沉思之中：我们的事业，还有我的工作，以后会怎样呢？整个华尔街几乎都无所事事，但是大多数公司并没有裁减雇员，只是将他们的工资降低了。我很庆幸自己没有丢掉饭碗，只是工资减少到了每星期10美元。
几个月后，有限的交易重新开始：交易价格不允许低于市场关闭前的价格。不久后，来自法国和英国的战争订单开始不断涌入，经济马上由低迷转向繁荣。股票的交易限制取消了，战时的股市繁荣开始了。这一突然转变陡然使我们人手紧缺，因为许多雇员都已辞职不干了。于是我也到各个部门去帮忙。在某些繁忙的日子里，我会帮助报价室的职员张贴股票报价单。在做这项工作时，我得系上一条很重的皮带；皮带上有七个袋子，每个袋子里依次分别装着1／8到7／8这些分数。在其他时候，我还要做电话接线员，或是帮助后面办公室里的职员干各种各样的活，甚至还要经常跑出去完成重要的证券交割任务。我的工资又升回到每周12美元。
一段时间后，我又回到债券部工作。不久，我便出去上门推销债券。这比推销照相优惠券或在衬衫前后挂着木板做广告可要舒服多了。债券推销商的上门服务似乎能使一般商人的虚荣心得到大大满足，因此尽管他们不买，他们也总是很有礼貌地对待我。
在某次上门推销中——这次推销与其他推销一样，没有任何成果——我的客户的客户进来打断了我的访问。我的客户指着我郑重其事地说：“请稍等片刻，齐尔契先生，我正与银行家谈话呢。”银行家！然而，事实上当时华尔街上的所有公司都自称为“银行家和经纪人公司”。我们的信头和支票上也都印着这些字样。我很喜欢这样一个故事：有位股票债券从业人员请油漆匠在他门上漆上“约翰·史密斯，经纪人”这几个字。他问油漆匠这需要花多少钱。油漆匠的回答是5美元，并说道如果愿意支付7美元的话，他可以漆成“约翰·史密斯，银行家兼经纪人”。史密斯立即回答道：“好的。谁不愿意花2美元就做个银行家？”（几年后，州法律再也不允许我们在办公用品上印“银行家”这几个字了。）
在开始的那几个月中，我同理查德·威尔斯塔特先生成了熟人。理查德是纽约股票交易所的场内经纪人，他在我们债券部租了一张办公桌。每天下午，当交易所休市后，他会回来在办公桌旁待上一段时间。很快，他就对我发生了兴趣。他是个坚定的独身主义者，有点近视，留着范·戴克式的大胡子，说话时有浓重的德国口音。事实上，他的兄弟是德国著名的化学家，获得过诺贝尔奖。不用说，在情感上他是坚定的同盟国支持者。有几次他带我到名流如织的“共和党人俱乐部”一起吃饭。有一次，冯·伯恩斯托夫大使试图就德国问题陈述己见，却没有获得太大的成功；另一次，日本大使向我们解释了日本为什么站在协约国一边参战的原因。而让我发生浓厚兴趣的是当时的纽约州州长，年轻瘦长的约翰·珀劳伊·米歇尔讲述了他如何击败塔马尼·霍尔的经历。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三年后我却成为他葬礼仪式上的一名仪仗队成员！
由于从事债券工作的缘故，我开始详细研究铁路公司的财务报告。同时我还刻苦研读这一方面的标准性教科书，劳伦斯·张伯伦的《债券投资原理》。这是本行文严肃的大部头著作。（我哪里想到将来有这么一天，我的教科书会在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