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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少东家”，是商号自然的所有者，如果再做大掌柜，那所有权和经营者就合二为一了，其
中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
把亲情关系加于商号管理、经营、用人等等诸事都会受“自己人”的掣肘，少爷还会把
老爷的老一套照搬到商号内，导致商号缺乏应有的活力。当然，如果少爷真的才干出众，那
用少爷“自东自掌”的例子在晋商中也有不少，但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的东伙制“组织原则”
始终没有错。如果用少爷“自东自掌”了，身兼二任的他既是当然的东家，享有商号的所有
权，又是掌握经营权的大掌柜，本来是监督和被监督的关系，就变成了自己监督自己了。少
爷手中的权力一旦失去了监督，那渎职和“腐败”就不可避免了。
如果是独资的商号，那少爷最有机会和条件成为商号的“土皇帝”了，谁能奈何之？商号
只能走自生自灭的不归路了；如果商号是合资，那其他持商号银股者，对少爷的行为能有多
大的约束呢？他们除抽股、避免血本少受损失外，恐怕难以再有别的办法了。
相对于“用亲”，“用乡”有很大的好处。“用乡”虽非“自己人”，但也是知根知底的人。
聘用同一个村，或邻近几个村里的人，东家往往是“看着他们长大的”，不仅对其本人的一切
情况了如指掌，而且还对其家庭，乃至祖宗三代都一清二楚，整体素质是用不着“面试”和
“政审”的。只要用他做生意就行了。
“用乡”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保人制度。这也是从根本上保证商号利益的极为
重要的制度。“使用之人，委之于事，向来轻用重托制，乃山西商号之通例，然经理同人，全
须有殷实商保，倘有越轨行为，保证人负完全责任，须先弃抗辨权。将保证人与被保人之关
系，如无特殊牵连，最不易找，倘保证人中途废歇，或撤保，应速另找，否则有停职之虞。
同人感于如此严厉，再受号上道德陶冶，故舞弊情事，百年不遇。”大德恒票号经理这番感慨，
道出了“用乡”、“轻用重托制”的核心内容，把伙计与东家用“连锁关系”连在一起，与“赔
东家不赔伙计”的分红办法，在一起就构成了责、权、利一体化的较为完备的东伙制。
东家始终是商号的所有者，伙计也一直是伙计，下至学徒，上至分号经理乃至总经理都
是伙计，没有担保是不能用的。保人的担保起防范作用，作保人必须与被保人为至亲，或至
友，能对被保人的一切“负完全责任”，这就是所谓的“特殊牵连”。这种牵连，必须是经济
上的和法理上的。被保人“倘有越轨行为”，保人就要“连坐”，欠银子还银子，损物品赔物
品，是没有商量的余地的。
任何企业，只要能任人唯贤，尊重人才，重用人才，不徇情，不嫉贤，不分门户，就能
兴旺发达。反之，以亲疏划线，任用无能亲朋为伍，事业没有不失败的。晋商用地缘乡情把
人的责任感和创造性发挥出来并加以利用，从一方面促进了商业经营的成功和辉煌。
严以考察，敬以为用
晋商把对员工的培养教育看作关系到自身生存发展的大事，对于初选入行的伙计，他们
要派遣资历较深者或设立专门的机构进行系统的培训，训练的科目种类繁多，并制定了严格
的考核办法。
比如蔚丰厚票号驻外庄掌柜李宏龄曾经建议总号设学堂，学业务，学外语，培养人才。
他说：“自五口通商以来，明为中外两益，实则开一商战世界。各国通商，必须语言文字相通，
方能便于办事，国家所以设立学堂，实因外交而起。”因此李宏龄认为票号“亦需培养人才，
择年少才美者数人，或送学堂学习三年，或同人公立学堂延请教习，俾各号各码皆有一二通
习各国语言文字之人，则不但华商可交，即洋商亦可交易。况时局变动不测，万一再有意外
之事，有一二通洋文者，更可保持全号，不较之携账而逃又高一筹乎！”
晋商很重视商业人才的选择和使用，通过考其德行才智、察其断事析理能力，并广泛听
取他人的评判，以决定是否任用。在德行方面要求职员重信义，除虚伪，节情欲，敦品行，
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薄嫉恨，喜辛苦，戒奢华。
在对人才日常行为考核内容上主要是要求员工必须奋发进取，节欲杜弊，如：不准在号
内借款，不准携带家眷，不准相互送礼，不准搬弄是非，不准吸食鸦片，不准闲坐闲聊，不
准向财东和掌柜送礼，不准推诿包庇过失，不准结伙营私，不准不听调动和指挥。违者将受
到惩处或开除。经过测验确实可用后，才分派各分号任事。
蔚丰厚票号驻外庄掌柜李宏龄给总号的信中特别强调了对号伙的考核。他说，“故知人用
人为整顿号事第一要义”，“认真察看则得人，不认真察看则不得人，全在乎日留心体察，临
时方可得人”。并且提出，对人的考核应与对顶身股的“加股减股”结合起来，根据其人的才
具劳绩秉公行之，不能存一毫私意情面。只有这样，真有才干的人才能奋兴，各码头分号事
业才能蒸蒸日上。反之，不考核则不能知人，“不知其人，安能用之得当；用之不得当，则号
安能得手！”所以顶身股的股份制度必须建立在选用贤才的基础上，倘若凭私意任人唯亲，让
庸碌之人进入号内，即使只作一个普通伙友，最终也会导致不良后果的。这一点正是晋商特
别谨慎的独到之处。
经过严以考察，合格的人就会被敬以为用。晋商对经过审查合格进号工作的人称“请进”，
意在人才之请入，前途不可量。山西平遥的西裕成颜料铺财东李箴视以伯乐之姿态寻找千里
马雷履泰，后来二人合力创家日升昌票号的故事，一时成为美谈，为后人津津乐道。
雷履泰是平遥县龙跃村人，少年家境贫寒，在跳槽到西裕成之前，他住在平遥城内北门
头拐角宝房内，是个看宝盆的把式。看宝盆是宝房（赌博场所）的专业术语。当赌徒揭开宝盆（赌
具容器）盖，显露出几颗骰子上的点数，就要计算出赌银输赢的数额。
一日，西裕成老板李箴视心血来潮，到宝房看热闹。当宝盆揭开时，雷履泰脱口而出报
出数额，其反应之快，让李箴视大为惊叹。几年后李箴视又在这个宝房与雷履泰相遇，看到
他洒脱自如，气度不凡，觉得这位“脱口秀”的同乡很有潜力，便上前拱手相邀，把雷履泰
请到了西裕成颜料铺。
果然不出李箴视所料，雷履泰是个人才，他先是在北京、汉口分号担任经理，又回到平
遥总号做总经理，生意越做越红火，这期间，李家的西裕成颜料庄开始发展为全国性的大商
号。后来雷履泰向财主李箴视建议成立专门经营货币资本的金融机构——票号。道光三年
（1823年）正月初一，平遥城大街上挂出了“日升昌”的崭新招牌。李氏和雷履泰等人都没
想到这一举动，竟在中国近代金融界掀起一场“大革命”，晋商沿着“票号”登上了“天下第
一商”的宝座。
重金聘用，礼遇贤才
商号之间的竞争，实质是人才的竞争。因此，晋商除自己培养人才以外，还不惜重金，
从同业及各方面聘用贤才。任用贤者，就要给贤者以应有的物质利益，贤者才乐意为财东服
务。如果只使用而不关心贤者的物质利益，或者论资排辈压制贤者，贤者就可能辞退出号另
谋他事。
山西票号在各号之间相互重金聘用或拉走人才的现象多有所见，而每一个被聘用拉走的
人才都给另一方票号带来了好处。这里所说的重金，主要表现在顶身股的份额上。
宋聚源最初在其昌德票号做事，协同庆票号特许顶身股4厘，把他从其昌德拉走；随之
派往兰州、凉州分号管事，因经营有方，获利丰厚，账期又加顶身股2厘。后来其昌德资本
家又把宋聚源反聘回来，委以总经理，允顶身股1股。
宋聚源弟弟宋聚奎，在蔚泰厚票号做事，位至副总经理，顶身股9厘。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介休洪山乔英甫新开宝丰隆票号，聘宋聚奎为总经理，特允顶身股1股2厘。所以有人说：
今昔票号总经理顶身股皆以1俸为满，唯独宋聚奎破例。
山西票号业兴起时，祁县最有实力的富商乔致庸眼看着财源滚滚流向他人，他却因缺乏
票号经营管理人才，无法开办自己的票号而暗暗着急。乔致庸心里十分清楚虽然票号赢利丰
厚，但是没有精通业务的人才是万万不能的。就在这时，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