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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可望军败如山崩，拨马返身狂逃。
见战场胜负已决，李定国要刘文秀与白文选等人继续追击孙可望，他本人率兵疾驰，回救昆明。
孙可望手下将张胜地走小路，五天内即赶至昆明城下，准备攻城。城中王尚礼披挂骑马，正欲接应，却被沐天波骗入朝中，软禁起来。
张胜等了半日，不见城内有人接应，只得硬着头皮下令攻城。欲挥令旗时，他忽然看见城内碧鸡坊的门楼上高悬“飞报大捷旗”，非常纳闷，就问城外居民那大旗是什么意思。
居民讲：“李晋王在交水杀败秦王，昨夜差人报捷，故而竖旗。”
马宝趁机说：“我们大营兵败，李定国必派兵截我们后路，现在只能撤退为上！”
于是，张胜、马宝等人再不敢攻城，纵兵城外大掠一番，趁乱逃走。
城中被软禁的王尚礼听说张胜撤走，知道事情败露，惊慌中以腰带上吊自杀。
张胜回撤途中，在浑水塘正遇李定国，双方列阵死战。由于只有这一条退路，张胜挥兵拼死杀前，一时间杀得李定国军几乎不稳阵脚。
刚经交水大战，未及修整，又连夜赶路，李定国军战斗力消耗极大，打了近一个时辰，疲态顿现，李定国属下士兵扛不住，呈现全线溃败之势。
列于张胜阵后的马宝发现情况不妙，马上向张胜兵阵连发大炮，呐喊杀来。
张胜虽是勇将，见此也不得不惊，大叫：“马宝也反了！”拍马就逃。
跑了一宿，张胜半路见自己部将李承爵来迎，心中大喜，庆幸自己终于逃得一命。
二人正寒喧间，忽然冲出数名兵士，把张胜击于马下，五花大绑。
张胜大骂：“汝为部将，何敢叛我？”
张承爵回道：“汝敢叛天子，又安能责我！”
张胜哑口无言。他被押送昆明后，永历帝下令送入闹市斩首。
十月一日，孙可望逃至贵州境内，忙令留守大将冯双礼把守威清等地要路，相约说：“如果刘文秀追兵至，可速放三炮通知我。”
冯双礼早得到李定国让孙可望疾逃的指令，没过多久就点放三炮，吓得孙可望连水也没有喝一口，携妻儿亲信以及大批金银辎重逃出贵阳城。其实，当时刘文秀大军离城尚远，刚到普安。
众叛亲离之际，孙可望这个“国主”狼狈至极，行至新添，他的妻妾、辎重，尽为冯双礼手下所劫掠。
到达偏桥时，孙可望随从只剩二十个人。路过镇远、平溪、沅州等地，南明守将以及他昔日手下将皆闭门不纳。
到了靖州，他才得喘一口气。
穷愁之下，孙可望有如下几种选择：
第一，隐退山林，与李定国讲和。毕竟二人从前一个锅里吃饭，他政治上已经失势，李定国饶他一命应该不难。
第二，招收旧部残兵，伺机反扑。看上去虽然很难，随时间的推移，仍旧存有可能性。
第三，最下的一招，就是向清军投降。
孙可望选择了最下的一招，恨恨表示：“孤不惜此数茎头毛（指剃发），当投清营借兵，以报与李定国之不世之仇！”
孙可望最后确实狼狈，明兵追杀之下，仅与十余人投往武冈清营，身几不免。
不久，李定国与马宝进兵永昌，擒杀王自奇，其余孙可望兵将，皆束手归诚。至此，云南、贵州大定。
论功行赏，永历帝下诏，封白文选为巩昌王，众将赏爵有差，皆获厚封。
至于那位永历帝先前赐金簪让他与孙可望请和的张虎，情急之下率残兵投奔老同事刘文秀。
刘文秀立马派人把他捆绑，痛斥说：“天子派你去讲和，你却挑拨说是让你用金簪行刺，真是小人！”立刻把他押至昆明。到后，遭凌迟处死。
那位一直窜掇孙可望称帝的方于宣，本来正在靖州一带主持考试，所出题目有“拟秦王出师讨逆大捷”等。得知孙可望败走消息，他马上派人送信给贵阳原被孙可望软禁的巡按钱邦芑，表示说他本人要“纠集义旅，生擒孙可望以献功朝廷。”不久，昆明有人来把他抓住，宰相未当成，就地被人宰掉。
永历朝廷活〃曹操”（9）
黔滇大定之下，永历朝廷并无振作之相。
马吉翔与李定国手下亲信金维新等人打得火热，逐渐地，李定国本人日益受其蛊惑，疏远正人，信任宵小，致使奸党布列朝廷。
见此情形，有识者皆知南明国事渐紊，大不可为。
到死难洗一生羞——丧家狗孙可望的下场
孙可望降清，是南明史上一件大事。他投降之后，虽未亲自为清朝军队作向导，但把西南三省虚实尽告洪承畴，致使清朝及时调整方略，直捣虚处，南明彻底丧掉喘息的机会。
交水之战爆发，清廷得到这个消息很晚。大战发生的一个多月后，即顺治十四年（1657年）十月二十七日，湖南永顺地方军才接到土司送来的情报，得知南明内讧的消息。
十一月一日，孙可望手下将领赵世朝先到清营，报称孙可望要降清。清军总兵李茹春急忙调兵前去接应，在杨田桥，巧遇被自己人追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孙可望。重兵相迎，派人把他护送到宝庆府。
对此，洪承畴极其重视，本来他要去宝庆亲迎孙可望，又怕南明军发动忽然攻击产生危险，就派人接孙可望至长沙。很快，他本人也到湘乡翘首而待。十二月初三，两个人携手来至长沙。
安置过后，孙可望一行人正式剃发降清。
北京的顺治帝也特别重视孙可望的到来，以极快速度破格封他为“义王”。对此，孙可望感激涕零。回想自己坐拥滇、黔时，南明朝廷为一个王爵迟迟不予的前境，清朝主子二话不说就赏王衔，不得不让他感慨万千。
研究南明史，乍看洪承畴给北京清廷的奏表，给人这样一种感觉，即孙可望早已与洪承畴联络，他一直准备降清。而且孙可望降清的原因，似乎是洪承畴此前做了许多工作，循序渐进，终于发生成效。
实则不然。
洪承畴任五省经略后，清军在湖广、两广、四川等地举步维艰，进守无兵，驻守无粮，进退维谷，基本上与南明处于艰苦的战略相持时期。
清军不仅士气低落，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招降招抚的招术也很难管用。
从孙可望方面讲，他从贵州逃出的路上准备投降清朝时，就已经向洪承畴发信。他当时的要求，是“借兵复仇”，收复云南，其本意还想事成后做一面之王，条件是向清廷接年交贡纳赋。如果他手里有兵，自然可以以这样的语气来与清政府讨价还价。
孙可望败得太快，跑到湖南时，基本成为光杆司令。于是，他只能改变口气，表示说只要向大清借兵“以雪深仇”，并希望自己能成为清王朝属下的太平百姓，再不敢提及自己要回据滇黔之事。
洪承畴为清朝主子鞠躬尽瘁，毕竟精力体力有限。作为五省经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他一直误判形势，对李定国、孙可望、郑成功等人的关系搞不太清楚。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能和清军的尴尬局面，他总是上疏渲染李定国、孙可望、郑成功等人的互相“联合”，对南明各系中的矛盾没有本质的认识。
由于当时洪承畴的误判，北京顺治朝廷非常动摇，费粮耗饷下，北京清廷不想再拖耗下去，甚至准备放弃湘、粤、桂、川、赣、滇、黔七省，与南明永历政权同为“南北朝”。
清廷内部产生这样的想法，与其当时的满洲高层贵族状况有莫大关联。顺治六年，豫王多铎病死。转年，摄政王多尔衮病死。而后清廷内部政治斗争，豪格、阿济格两个王爷均被赐死。再后，郡王罗洛辉、阿巴泰、博洛等人相继病死。顺治九年，敬谨亲王尼堪又为李定国所杀。所以，除郑亲王济尔哈朗以外，名王宿将，凋零殆尽。清朝富有实战经验的军事领导层，基本报销掉，八旗兵力迅速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清廷才不得不信用汉人“三王”以及洪承畴等前明降臣，并以绿营汉兵为战斗主力军。
由于征兵转饷，致使数省骚动，又无任何大的进展，洪承畴到任后，不断受到在京大臣弹劾。作为官场老油条，洪承畴以退为进，在顺治十三年，他已经上疏求退，要求回京休养。
顺治帝失望之余，也下诏同意他的请求。洪承畴很能装，他在揭帖里把自己的病情写得活灵活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