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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剿灭吾必奎，沐天波一方面命令明朝的云南金沧道副使杨畏知率军攻楚雄，一面檄调宁州土司禄永命和王弄山土司沙定洲率各自属下兵卒协助进剿。
吾必奎起事仓猝，不自量力，很快就被击死，乱平。
沐天波刚平一波，才得喘息，实不知祸在心腹。被调至昆明的沙定洲，歹意突起。
沙定洲之父沙源，在万历末年为明朝拼死守边，数败交趾兵，在云南声名卓著，其手下号称“沙兵”。沙源死后，长子沙定源继承土司官位，次子沙定洲其实没有实在的爵位。而且，自从老土司沙源死后，沙氏势力一直处于萎缩状态。
次子沙定洲不能袭爵，非常郁闷。小伙子长相英俊，黝黑修长，细腰梁，厚背膀，是当地鼎鼎有名的美男子。
其时，阿迷土司普名声恰好病死，其妻万氏继任统治其部。虎狼之年的万氏对沙定洲一见倾心，没对上几句歌，就拉着沙定洲上了竹床。云雨过后，小伙子刚刚手拿万大娘送来的金银眉开眼笑，万氏已经入宅把沙定洲结发妻子的脑袋砍了下来。手心是肉，手背不是肉，望着万氏狰狞的夜叉面孔，想想她的千万贯家财和手中的军队，沙定洲大叫一声：杀得好！
对于沙定洲来讲，万氏的肉体没有任何吸引力，他看中的是万氏手下阿迷州的几十万武装势力。万氏在除掉小伙子原配后，她立刻对外宣布招沙定洲为婿。
万氏、沙定洲皆大欢喜。但万氏的儿子普服远在大惭的同时大怒，因为，他的这个新爸爸，竟然和自己年岁一样大，不得不让他倍感惭恨。在喝亲妈喜酒的当夜，普服远借酒劲大嚎：“我必杀沙定洲！”
沙定洲是行动派，闻信不含糊，没几天就派人袭杀了与自己同岁的“儿子”，并尽据其地。
同为“身上肉”，万氏哀嚎数声滴下几滴泪，转身扑入沙小伙怀中，化悲痛为欲望，死心蹋地给沙定洲当压寨夫人。
由此，阿迷州的土地、兵马、钱粮，一下子顿为沙定洲所有。短短时间内，沙定洲东兼西并，占地数千里，精兵二十余万，顿成云南最大的一股地方势力。
由于沙氏家族自沙源时起，尽忠明朝，沐天波非常看重沙定洲，多次邀他入府中宴饮。
在黔国公府中，沙定洲这个土财主大开眼界，才知道了什么叫金山银海，什么叫富贵荣华。心动之余，又有数位汉族士人（最主要的是万氏妹夫汤嘉宾和欠沐天波私款的生员饶希之、余锡朋）不断撺掇，劝沙定洲兴兵占据昆明，真正当个“云南王”。
两个太阳照南明（12）
眼见明亡世乱，自己兵势雄盛，于是沙定洲以辞见为名，忽然起事。
1645年12月10日，沙定洲夫妇到了黔国公府邸，三拜未毕，即从靴子中取出明晃晃的匕首，各抡双刀飞舞，格杀沐天波的衙役和仆人数人。同时，他埋伏在城内外的士兵同时向黔国公府杀来，整个昆明城迅速被乱兵占领。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沐天波根本没有任何心理准备。情急之下，几个贴身卫士拼死保他从院墙一个秘道逃出，当时他身无别物，只有黔国公的官印和世爵铁券。
幸亏禄永命、龙在田等土司忠心耿耿，沐天波得命逃往楚雄。但是，其母其妻，皆未能逃出，惊惶之余，两个妇人怕受辱，在尼庵自焚而死。沐氏家族，一时间惨遭荼毒。
进据沐天波府第后，沙定洲喜出望外，府中所藏之富，超出想象。不仅佛顶石、丹砂、琥珀等珍宝充楹，白银和赤金大锭皆论筐装，每筐百斤，“藏以高板”，一板有五十筐，共有二百多库，其他珍奇异宝不计其数。
世守云南二百多年，沐氏家族富可敌国。
沙定洲、万氏夫妇乐得合不拢嘴，出于土财主心理，他立刻命人不停搬运，全部装载送回自己老窝。干完这些，他才想如何做他的“云南王”。
沙定洲占领昆明，明朝的云南巡抚吴兆元等三司官员皆被劫持。为了证明自己的正当性，沙定洲又拘禁了在昆明的在籍东阁大学士（隆武朝任命）王锡衮，并以吴兆元、王锡衮的名义给当时的南明隆武政权上疏，奏称沐天波造反，而沙定洲是率兵“平叛”。
路途迢迢，隆武朝君臣根本不知就里，马上下旨要沙定洲一定擒杀“叛贼”。后来，得知沙定洲造反的事实，隆武朝廷不敢深究，只下旨让沐天波等人上书汇报情况，并没有发出讨伐沙定洲的诏旨。这样一来，就变相承认了沙定洲在云南的统治权。
大学士王锡衮被软禁在昆明贡院，沙定洲派人向他出示以他名义对隆武帝的疏奏。王先生大恨，矢口痛骂沙定洲为“叛贼”，提笔写下《风节亭恭纪》等文，揭发沙定洲谋反实情。《明史》上讲王锡衮“居数日，竟卒”，看上去好像是病死，其实是被沙定洲派人杀死。这位王大学士是云南禄丰人，天启年间进士，崇祯朝当过礼部左侍郎，多次进献忠言，后任吏部尚书，任皇帝的讲筵官。崇祯十六年，王大学士因母亲病死，回乡丁忧。不料想，他离京不久，崇祯帝自缢。情急之下，他到昆明想提兵入闽去赞拥隆武帝，偏遇沙定洲谋反，壮志未酬，惨遭杀害。
云南全境，如今基本处于沙定洲掌握之下。他依循从前沐天波的口吻，自称“总府”，俨以云南王自居。当下之急，沙定洲就是要消灭沐天波本人以及在楚雄的明官杨畏知和少数支持沐氏家族的土司力量。
螳螂捕蝉，岂知黄雀在后！沙定洲的“云南王”美梦，忽然间被窜至的大西军余部粉碎。
张献忠死后，大西军余部群龙无首，既畏清军，又不能再窜回长江流域与南明军队交手，思来想去，困兽犹斗的心志，只能迫使这支“流贼”军队往重庆方向突围。
南明的曾英所统明军打不过这支“大西”残军，连连败退。在孙可望指挥下，大西军顺利入黔，占领贵州，获得了难得的喘息。正是在休整期间，孙可望、李定国、艾能奇、刘文秀等人仔细“反思”，达成共识，认为他们再也不能像张大王在世时那样杀人抢劫，合击后，他们杀掉仍旧坚守张献忠“凡是不顺我者杀，凡是顺我者亦杀”政策的“宰相”汪兆龄和张献忠伪皇后，采取四将军“共和制”，希望另起炉灶，打出一片新天地。
大西“宰相”汪兆龄确实该杀。张献忠离蜀前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归根结底，他是幕后总策划。他劝张献忠：“皇上您汗马血战，终得蜀地。但蜀人不怀德，不畏威，屡抚屡叛，是蜀人负皇上，非皇上负蜀人。如今弃蜀奔秦（陕西），说不定会有人趁机据蜀为王……不如将成都人尽数杀尽，四道州县之人，另行分剿屠灭，而宫殿房屋，可效仿楚人一炬（项羽烧阿房宫），使千里蜀地成为废墟。万井无烟，空地难留，可使后来据蜀地者，有土无人，势难久留。皇上您收复中原后，先在长安正位，然后再驱他省人民入蜀，以实户口，如此，不劳而获，大功易收。”
一席话，当时说得张献忠哈哈大笑：“人命在我，我命在天。四方有路，在劫难逃！杀！杀！杀！”由此，才引致了大西军后期在蜀地尽歼蜀民的行动。所以，汪兆龄之恶，甚于张献忠。
贵州民贫地瘠，长驻不是耐久之事。众将正痛苦思虑间，天下摔下大馅饼——云南沙定洲“谋反”。来通风报信的不是别人，正是云南石屏土司龙在田。
读者可能奇怪，龙在田是忠于明朝的云南土司，大西军是明朝最凶恶的敌人之一，他们之间怎么有可能产生联系呢？
原来，中原农民军蜂起时，龙在田曾经被明廷调往内地，在湖广、河南四处参战，屡败“流贼”，多立战功，并得升为副总兵。大草包熊文灿任“总理”时，龙在田正在他手下，驻兵谷城，曾与假装投降的张献忠部往来密切。为了从明军处骗取好马，张献忠当时还曾拜龙在田为义父，双方多次饮宴，畅谈乡土风貌，所以，大西军高级将领，与龙在田私人关系很熟，对云南也不陌生。后来，张献忠复叛，熊文灿被明朝逮问，龙在田因预事有责也被罢斥回云南。沙定洲作乱，由于龙在田忠于明朝，便兴兵加击。不料，老龙兵败，跑往大理躲避。听说大西军余部占有贵州，他马上派人携密信通知，引导大西军入滇。
两个太阳照南明（13）
再说沐天波。他逃往楚雄后，明朝守将杨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