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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航他们在柳园停宿一夜，然后搭乘公交车一路烟尘地赶赴敦煌。到达目的地时，一群朝气蓬勃的大学生，变成了能喘气的兵马俑，沙漠风暴不仅卷走了头顶的棉帽，而且吹得李航直打趔趄。在敦煌困了两天，西藏派来接的人才到，年轻人由此兵分几路，李航和另外三十几名分到山南的同学一起又上了路。戈壁大漠，见不到一个生灵。汽车经过青海湖畔的大柴旦，穿过格尔木和纳赤台，驶上了巍峨的昆仑山。
五道梁是昆仑山主峰，海拔5700米。司机王师傅担心孩子们害怕，所以决定开夜车翻山。没想到，汽车的刹车出现了故障，幸好崖边有块巨石拦挡，一车人才侥幸捡了命。汽车好不容易挪到沱沱河兵站，王师傅要留下来等人修车，只得拦了几辆过路的油车，分批将三十三名同学送到那曲。这时，孩子们的高原反应已非常严重，浑身无力，头痛欲裂，饥寒交迫，困倦不堪，跟李航同车的女生痛苦得哭了又哭。李航也想哭，但是作为男人，他必须忍着。
那曲是藏北地区的贫困小镇。油车开进了那曲小站，说是车站，其实只有两间土房和半道残墙。当时天还很黑，还是寒风呼啸、星月高悬的高原凌晨。
落后，蛮荒，是西藏给李航的第一．印象。李航的心凉了！对一个未曾涉世的大学生来说，纵有“献身祖国建设”的时代热情，毕竟没想做拓荒屠龙的救世英雄。
又经过几天长途颠簸，李航又搭了一辆运柏油的卡车经过当雄抵达拉萨。由于一路躺在柏油桶上，李航的棉大衣浸满了乌臭的沥青，头发脸上满是油污。接待他们的人看了直笑，说他们比藏人更像藏人。
70年代末的拉萨，面积只有三平方公里，还不足现在的十分之一，城里除了布达拉宫及周围的雪村，再就是大昭寺周围的八廓街，见不到其他的繁华街道。李航被安排在自治区第一招待所休整，看到街上的人腰挎藏刀，身材剽悍，怕得根本不敢出门。黄昏，李航站在二楼的窗口朝大昭寺方向张望：密密麻麻的人流围着寺院高墙无声地走着，好似一个逆时针卷动的黑色旋涡。
接待大学生的，是一位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时入藏的“老支边”。他告诉孩子们：“你现在看到的西藏，已比我来时好多了！当初我随部队入藏，这里还是农奴制，城里没灯没水，贫困破败。大昭寺西面就是个乞丐村，小昭寺前也是乞丐的聚集地。当时拉萨只有三万多人，乞丐就有三四千。”尽管“老支边”一再强调，西藏的生活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眼前萧条的街景，毕竟跟李航想象里的“太阳城”相去甚远。对刚跨出校门的年轻人来说：历史，毕竟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
初到拉萨，李航看到的只是一幅转经的街景，再去拉萨，则是半年以后的事了。1979年9月，分到山南地委的李航凑了三天假日去拉萨参观，并请一位热心的藏族朋友引导，去了神秘的布达拉宫。藏族小伙一再叮嘱他：进宫后千万不要随便说话。当年的布达拉宫还没有照明，幽暗的大殿里，只有一盏橘黄的酥油灯，只有五世达赖喇嘛的灵堂里，才能见到一小块天光……对李航这样从小接受无神论教育的汉人来说，短暂的一次参观并不能帮助他很快了解西藏文化。
出了布达拉宫大门，李航被带到宫墙脚下的“农奴制旧西藏的阶级教育展览馆”。藏族朋友说：民主改革前，西藏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是农奴。他们世代为奴，没有自由，官家、贵族、寺院三大领主不仅可以将他们随意买卖赠送，而且掌握着他们的生杀大权。他们像牲畜一样为奴隶主劳动，负担几辈子还不完的租税，祖祖辈辈挣扎在死亡线上……这次参观给李航留下的记忆铭心刻骨，“和西藏人民一起建设新西藏”的信念，则成了他自觉献身的内在动力。
从离家到进藏，李航前后走了半个月。一到山南，敦厚文静的李航就被农牧局的郭局长看中，把他留在身边做文秘工作。
“西藏生活确实很苦，但人的适应性很强。等你待一段后，有了感情，恐怕让你走你都不舍得。”郭局长看出了年轻人失落的情绪，十分体贴地安慰他。他向李航介绍：旧西藏经济停滞，社会落后，民生贫困，既没有现代工业和交通，也没有现代科技和教育。直到1959年民主改革，这里耕地还用“二牛抬杠”，这种土法子早在公元一世纪雅龙部落时就有了，木犁耕地，牦牛踩场，粮食亩产平均只有一百多斤。经过了二十年的民主改革和政府援建，虽然西藏经济已经开始与全国接轨，但是当时科技为自治区经济所作出的贡献还远远不够。“所以，你们这些年轻大学生来这里扎根，要比去别的地方工作更能体现出自己的价值。”郭局长乐观地鼓励他。
当时山南还很贫瘠，所谓的“地委大院”，不过是用一圈不挡风寒的低矮土墙围着的几排铁皮房子。十平方米的单身宿舍，除了两张吱呀作响的铁床，就是窗外飞沙的风景。招待他们的饭菜，是不见油水的凉粉和小白菜。
几个月后，李航盼来了第一封家书，未婚妻在信里告诉他：自从他走了以后，养母的话一天比一天少，经常哭得两眼红肿。尽管这样，老人再三叮嘱宝珠，给李航写信只许报平安……捧着信，李航不知哭了多少次。回信中，他也从来不提藏区的辛苦。
到了西藏，李航接到的第一项任务，是参加雅鲁藏布江防风固沙林带的勘察与规划。半年后，他频繁到与印度、不丹和锡金等国接壤的“南疆五县”——朗县、洛扎、加查、错那和隆孜，进行原始林区的储蓄量调查。李航回忆说：“南疆藏区人口稀少，有的乡政府只有三个人。当时的边民贸易十分自由，出国回国像走亲戚，有的边防站简陋得连铁皮房都没有，军人就在山洞里放哨！”
冬季的山南是冷酷的雪野，到了夏季，则是姹紫嫣红的热带花园。蓝天，白云，雪山，草地，阳光，斑斓的植被，珍稀的动物，悠闲的牛羊，盘旋的鹰鹫，奏出一曲和谐的天籁。随着冰雪融化，李航骨子里的浪漫也逐渐复苏。劳动之余，坐在山坡，他写了不少朴素的诗歌：
这里飞不过老雕，因为这里的山高耸云霄。
山顶常年不化的积雪，是藏族人民的淳朴和坦诚。
山间万紫千红的杜鹃，像我们大学生的年轻脸庞。
我从六千米的雪山上走来，
来到喜马拉雅山南坡的门巴小寨……
门巴族是藏南古老的群居部落，使用简陋的生产工具、以极其原始的方式种一点儿产量极低的粗粮，一年中八九个月粮食不够，而要靠采集野菜、野果和树叶以及套猎维持生计。在燠热的夏季，在野兽出没的热带雨林，妇女只用树皮围腰，男人也皮肤赤黑，暴露在阳光里。当时那种刀耕火种、刻木记事的原生风景，让内地来的年轻人眼界洞开。
4
高原生活贫瘠原始，援藏工作充满了艰辛。
1979年夏末，暴雨连天，渠水涨满，一个八九岁的小学生在过木桥时落水，被正好过路的李航救起。渠里流的是雪山融水，冰冷刺骨，李航将孩子托上岸时，身体己冻得失去了知觉。下水救人，救的是别人的险，李航谈到自己的遇险经历，更令人毛悚骨寒。
李航说是留在机关工作，其实大部分时间都在基层。一次下乡途中，李航搭乘的卡车在山坳里与迎面开来的军车狭路相撞，对面军车坠到山下，车身虽被秃树挡住，但是司机飞出了窗外……这种恐怖的车祸场面，李航在西藏遇到了不知多少次。
1980年4月，李航到朗县帮助安装电动带锯，并且组织伐木场南迁。一次在去朗县的路上，李航乘坐的吉普车突遇车祸。那天同行的除了藏族司机曲扎外，还有一位叫李慧莲的女同事。李慧莲四十出头，是陕西老乡，1970年进藏，是技术人员中的老大姐。
当吉普车翻越海拔5300米的加查山时，跟一辆满载方木的货车在陡峭的拐弯处紧急错车。卡车的方木上坐了四位搭车的藏胞，驾驶舱里除了司机，还有一位名叫李秀英的“团结族”姑娘（“团结族”是指藏汉通婚的后代）。活泼漂亮的李秀英只有二十岁，是很讨小伙子喜欢的电影放映员。那天错车时，行驶在外缘的货车突然失重，翻下悬崖，滚到河滩。
三个人战战兢兢地跳下吉普，踩着碎石，爬下两千米深的乱石滩寻找伤员。驾驶员双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