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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将这个封闭的空间放大几百倍。电脑也是如此。我找到这个社区的网站。不少住户上网聚会，聊天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批评物业管理的粗疏，甚至号召住户拒交管理费。不知电脑主机背后的那一根导线通向哪里，也不知道那些愤怒的、哀怨的、激情四射的或者粗鄙的言辞是从哪一部电脑上泄漏出来的。电梯里遇到的邻居衣冠楚楚，不苟言笑，没有一个人像是会在网络上大放厥词的模样。
有一段时间，我的电脑上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即使不用点击那个著名的E图标也能进入互联网。技术工人检查之后解释说，可能与另一台电脑无意地在某一个联结点串通了。一台电脑上网，另一台电脑就能秘密地共享一个互联网的入口。这让我想到了一个不太好的词：通奸。我盯住自己的电脑就像拷问一个不贞的荡妇：另一台神秘的电脑情侣藏在哪一个房间里？当然，不可能有任何线索，我只能无奈地在键盘上敲出一句话：我们孤独地生活在导线时代。
当然，社区里还有另一种生活。
电梯行驶在一楼到六楼之间，我明显地感到这一截楼房的温度似乎比其他地方高。当地的拆迁户集中居住在这几层，这是另一个闹哄哄的区域。这些住户都是乡亲、邻居甚至亲戚。他们同宗同姓，一同挑担子卖过菜，也曾经吵嘴骂娘，挥舞长长的勺子互相泼大粪。现在，他们共同搬进封闭式的楼房，安上防盗门将自己反锁在一个个方格子里面。这解气得很。妈的，老子也住起了楼房，也乘得了电梯——他们的确频繁地搭乘电梯，如同孩子迷恋公共汽车。
然而，拼木地板、抽水马桶或者一闪一闪的电视屏幕很快就让他们感到了憋闷。于是，他们重新开始呼朋引类，互相串门，你端过来一盘饺子，我回赠两棵白菜。一户来了客人，整个楼层都热闹起来。有一个下午，五楼的狭窄楼道竟然成了宴会厅。八九张八仙桌挤挤挨挨地摆在一起，煎鱼、炸年糕、炒白棵和烈酒的味道混成一片。东家端出一盘爆鸡丁，西家端出一盘醋熘带鱼，敬酒、划拳和孩子的尖叫一阵阵地拍打在四面墙壁上。桌上的男人吃得满头大汗，女人们一层一层地坐在楼梯上洗菜和刷碗筷。至少这个下午，家家户户的门都无拘无束地敞开了。
我敢肯定，社区里的麻将馆就是在这些住户的怂恿下开张的。一幢高楼的底层腾出一个大房间，二三十张麻将桌顺序排开。麻将馆的天花板特别低，日光灯下烟雾腾腾，哗哗的洗牌声制造出喜庆的意味。社区里许多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可以随时进来摸几圈。外面的精彩世界现在已经由系领带的年轻人打拼了，他们只能懒懒散散地披一件家常的布衫在牌局之中消遣时光。当然也会计较输赢的那一点小钱，但更重要的是有事情占着手，斗斗嘴或者发几句牢骚旁边有人听着。大拇指摩挲“二饼”还是“八万”，窗外到底是落日还是雷雨就不去管他了。
如果社区里也有年轻人痴迷于此道，那更像是一种对于伟大事业全身心的投入。那一天遇到社区的保安握一把手电筒四处巡查，身后跟了一只威风凛凛的大狗。我询问是不是增添了新的装备，保安无奈解释说，四楼的一对夫妇没日没夜地鏖战在牌桌上，他们喂养的这条大狗只好托付给他了。
死亡事件的来临没有任何预兆。那个从十七楼跳下来的女人事先并没有什么异常。这幢楼里的一个住户言之凿凿地说，这个女人上楼之前曾经和她打过一个招呼，笑容开朗明亮。当然，日后也有人回忆说，这个女人已经神情恍惚了一段时间，有时会呆头呆脑地坐在小河边晒太阳，一言不发。不管怎么说，这并不是跳楼的充分理由。女人是从外地嫁过来的。可以肯定的是，家里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纠纷，她丈夫出门打工去了。
没有人说得清她从十七楼跳下来的准确时间。大约是午后那一段昏昏沉沉的午睡时间，没有太多的人追究那一声“砰”的巨响。根据事后的猜测，女人从容地由电梯抵达十七楼，攀上门厅里的一扇小窗户，纵身跳了下去。这扇小窗户下面是一个狭窄的通风井，女人先是砸到十二楼的空调机，改变了下坠的路线之后竟然落在一楼阳台的边缘。我下楼来到现场的时候，尸体已经运走一会儿，警察刚刚撤了隔离的黄带子。一个穿制服的社区保安脸色煞白，一大堆打听消息的人群七嘴八舌地将他围在核心。
我始终没有听到这个事件的正式解释。十二楼那一台空调机歪斜了很长的时间，一楼的阳台上挂上了红布条驱除晦气。如果一个人面带笑容地从十七楼跳下去，她一定听到了某种神秘的召唤。众多的交头接耳和窃窃私语之间，一个秘密的结论风一样地拂过：这个女人鬼魂附体了。她婆婆前来收尸时不断地干号：“作孽呀，怎么盖这么高的楼，作孽呀……”估计她的意思是，因为有了这么高的楼，她的媳妇才从上面跳下来。
听说，声音发出之后并不是坠落在地面，被松软的泥土所吸收；相反，声音如同断线的风筝向上扬起，渐渐消失在稀薄的空气中。各种形状不一的声音常常掠过十楼的窗口，疾速飞翔而去。譬如，马路上遥遥传来的出租车喇叭声边缘清晰，如同鹅卵石一样坚硬；而救火车的警笛弧线优美，波涛汹涌。
这个城市里有一些骑自行车招揽生意的人。他们在自行车龙头上安装了一个半导体小喇叭，喇叭里不间断地播放拉长声的录音：“修理高压锅、煤气灶、热水器，清洗抽油烟机——”；或者“蟑螂药、老鼠药、蚂蚁药——”这些声音扁平干燥，如同一根鞭子不屈不挠地抽打在十楼窗户的玻璃上。有时，这些喇叭里播放的录音是“馒头，馒头，山东馒头”，声音胆怯短促。如同惊慌的逃犯。附近一户人家死了老人。出殡之前，这一户人家请了一个民间乐队整整演奏了一个上午，乐曲丰富生动。哀乐仅仅是一个插曲，《春天的故事》、《世上只有妈妈好》、“朋友啊朋友，你可曾想起了我”、“结识新朋友，不忘老朋友”这些歌曲才是主调。一串串高亢的旋律争先恐后地从瓦缝里钻出来，闪闪发光地盘旋在如洗的蓝天。
相反，这幢楼里的声音往往模糊，暧昧，黏黏糊糊，若有若无，让人摸不清声源。一阵风呼地刮过，什么地方有几声钝重的关门声。我总是弄不明白这些声音来自楼上还是楼下，东面还是西面。一段时间，竟然都可以听到一个老头的呻吟，忽高忽低，时而振振有词，时而唉声叹气。我断定这个老头就在阳台下的某个地方。可是，一层一层地找下来，声音竟然渐渐远去，消失得无影无踪。
更深人静。但是，另一些声音开始放肆地从地底下爬出来，如同月光下横行在沙滩上的螃蟹。虫鸣蚊吟，鼾声梦呓，挂在外墙壁上的几百台空调机一起发出雄壮的低吼，哪一个地方一部轿车发动之后轻盈地滑走，一只狗呜咽似的吠了几声，一个老头几声饱经沧桑的咳嗽，如此等等。午夜时分，我多次被一些喧闹吵醒。仿佛有一些人刚刚从娱乐场所散出来，意犹未尽地坐在小河边说笑，声音清亮生脆。奇怪的是，附近并没有这种场所。有一个半夜我忍不住扒开卧室的窗帘向外张望，河边空无一人。
另一个下半夜，我突然听到厕所的墙壁后面传来哗哗的流水声。我相信那墙壁后面可能埋藏了一条下水管道，但水声之大如同流过一条河。我惊慌地盯住那一面墙，一会儿担心澎湃的洪流破壁而出，一会儿又在想，是不是某些幽灵被砌在墙壁里——现在正是它们集体沐浴的时刻？
入住没有多久，我就注意到这个女人。三十多岁的模样，头发染成暗红色，走起路来肥胖的屁股一扭一扭；因为腋下的肉太多，短短的胳膊如同两截硬邦邦的木棒晃动在身躯的两旁。她几乎任何时候都活动在社区的庭院，什么热闹都要凑上去插一嘴，像是跟谁都认识。实在没有什么事情，她就会提一个篮子坐在庭院的石凳上择菜。我在心里暗暗地将她称为“社区西施”。“社区西施”的家景不错。丈夫是跑长途汽车的司机，同时还有几套房子出租，她当然可以心安理得地赋闲在家。“社区西施”常常扯着自己的衣襟和别人探讨
衣服的价格。因为不出门，社区的庭院成了她显摆新装的主要场所。她的声音出奇的大，炫耀之中仿佛要把谁比下去似的。
打情骂俏是“社区西施”的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