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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英语教师的好职位。当时天津租界生活表面平静如常，我反正已在1937年在天津中西女中毕业，无法上大学，就在家乱看书，又学画，还和两位同学异想天开地去一个白俄舞蹈学校学了一阵踢踏舞。此外无非是看电影、遛弯，互相串门，大家心里都明白这种安逸的生活长不了，日本鬼子早晚进租界，我们总是要走的。但在这个初夏或是暮春天气的1938年，我的确度过了一生中最难忘的几个月！有一天，大光明电影院日场电影放映时，天色尚早，我和同学们远远在开场前就看见李先生一人悠闲地远坐在左边后排座位，目不斜视。那时电影院是不对号入座的，人们随便挑个合适自己的位子坐下。这场电影是美国好莱坞歌舞片，平时我们都不大看的，是不是我在信中告诉了李先生：同学约我一起去看这场AliceFaye的电影，我不记得了，只记得散场后，我很自然地走向他站起来的地方。
李先生默默地随着散场后涌出的人群走出，漠无表情走在我前面。他没有喊叫我的名字，我也不敢叫他，但从电影院出来，他站在大台阶下面望着我，我也很自然地走近。我回头对同学们说：“你们先走吧！”她们嘻笑着走开了，李先生等我走近时咕噜一句：“看来歌舞片也可以偶尔看看的。”他笑起来，然后对我说：“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他带我走到一个我没去过的地方——海河边，就是海河码头附近的岸上。平时我真的不可能走到那一带地方的。我看见远处有一艘白色的大轮船缓缓驶去，一点点变小直至消失在我的视线中，我在这里不必用我拙笨的笔来形容我当时的新鲜感受，只永远记得李先生轻轻地在我身边说：“你看，你就会坐这样的轮船离开你的家乡的！”我傻乎乎地问：“李先生，那你呢？”他叹了一口气，笑笑说：“我迟早也要走开的。”
这是唯一的一次我们站在海河边。不，后来还有两次、三次、四次……都不是发生在这个世界，只是在我的梦里不断萦绕，而且不断丰富。我一次次跟着李先生走到海河码头，那只大轮船不断鸣着汽笛催促着人们上船准备开走，李先生牵着我的手敏捷地跳上甲板，我大笑着领着他跑进我所居住的特等舱那个富丽堂皇的“大菜间”（餐厅，晚上是舞厅），然后到高层甲板上去看落日，耳边还响着我们熟悉的音乐……然后梦醒了，并没有李先生，这是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梦！我记起在我离开天津后不久，他的确买了和我乘坐的同一艘轮船的票，也许是想体验一下在我的信上所述说的情景吧，好像是有意买了这一班船。但快到开船日期他又把船票退了，他写信告诉了我，但没说任何理由。我觉得我的幻想在戏弄着我，而我却执拗地维持这个幻想，引它人梦，直到1945年。而且在这之前还写过好几首关于海河的诗赠他，却永远不曾寄出，正如我这一生也从来没有第二次乘轮船驶出天津大沽口！
离开天津之前，李先生在我那本珍贵的纪念册上写了这样几句话：
“虽然离别就在眼前，但是相信不久我们就会见面的，希望我们见面时都比现在健壮。”这本纪念册早在1970年便化为灰烬。然而这几句话却深深地刻在我心上，等我到了中年，我才意识到我从来没关心过他的健康，虽然我不许他吸烟，他也因我而戒了。我更没想过他的成都老家的经济负担有多重，我走后，他的节衣缩食又碰上天津的水灾后受寒，赴上海一路受惊吓，到上海后不久，同住朋友被日本人抓去不知下落……过了好多年我才想到他迟早必会被这一切压垮，而我只能愧疚，痛心的自责了半个世纪！
在昆明住下还不到两个月，西南联大原有的临时大学师生才从长沙迁来不久，新生也陆续到校，而我仍然还住在青云街临街的门楼下面的小屋，到了9月28日，昆明市遭受了第一次的日寇野蛮轰炸！不过是三架轰炸机，但我们的高射炮不够多，而那几架驱逐机也还没来得及飞上去迎空拦截，这样就只能眼看着三架鬼子的轰炸机在大西门翠湖附近乱投炸弹。那剧烈的轰炸声伴随着炸弹落下时那刺耳的哨声吓坏了过惯了和平日子的当地百姓，而我们这些平津流亡学生却还处在不懂事、不懂恐惧的年龄，我们只会愤慨得大骂，叫喊着：“高射炮，驱逐机，快！快！快！”后来有一天真是亲眼看见一架鬼子机被我们的高射炮射中了。看到敌机尾巴冒烟，像一道黑箭似的向下坠落，我们就使劲欢呼，过几天还特别到展览敌机残骸的地点——一座庙宇的大殿，去参观个够，回来便写了一首很幼稚的诗，发表出去，摇身一变，成了一个会写抗战诗的少女诗人。
我仍然每天写信，向李先生描述我们如何每天出城跑警报，甚至幻想他也能加入我们这些少男少女，一起诅咒那万恶的日本强盗！终于有一天我收到一封在第一次轰炸后第一次的远方来信，信上开头几句话使我一辈子也能牢记。他写道：
“这封信可把我等够了，现在知道你平安，我这才放心。我只希望有一天我们又能安安静静在一起听我们共同喜爱的唱片，我这一生也就心满意足了……”
这似乎不仅仅是一个老朋友对他的小友亲切的关怀，也不完全是一位老师对他的学生的安全表示担忧，却更像是一位大哥对远方小妹的惦念，我当时真是想大哭一场。我想起李先生曾给我看过他的四弟（我只通过信却没见过的“先生”）给他的信里两句话，他说：“不知静如去看你没有？我们在外面没有妹妹，我想我们不妨把她当作我们的一个小妹妹看待。”李先生给我看信时，还笑起来，他说：“四弟还以为你很小哩！”那时我自己的哥哥远隔重洋，在英国牛津攻读。自从1934年他中学毕业离开天津去“留洋”之后，我失去了从小对我偏爱、呵护着我的最亲爱的哥哥。那几年我总是时时感到说不出的孤独。在遇见李先生之后这才又开心起来。然而还不到两年，我的幼稚无知却使我用自己莽撞的手不经意地掸掉了那样珍贵的情谊！
漫长的等待在一封封长信中消磨殆尽。然后一连串的由于传言而造成的误解，加上我这个被娇惯坏了的小妹妹的胡思乱想，特别是由于时局的突变，通信越来越迟缓，多少想说的话最后也只能吞咽下去，结成了一连串的遗憾的苦果，这一切都不是如今生活在和平年代的年轻人所能体会的……
在一次猛烈的轰炸后，我忽然觉得我迟早要被炸死的，我正在准备担当我第一次做可怜的小母亲的角色，那时我才算是二十一岁，也许我会在痛苦的分娩中死去呢？也许明天就会有一颗炸弹落在我头上！似乎死神就在我身边，等待着到那天将我的生命夺去。于是我给李先生写了很长很长的信，吐尽了我心中所有的委屈、抑郁，和恐惧。仿佛一个临终前的虔诚信徒对他的神父的忏悔。从此杳无音信，甚至连一张敷衍的贺年片也没寄过，而他情愿滞留在上海，再不提到内地的事了。我想我是惹怒了他，使他对我感到失望，感到头痛。过了两年我又开始写长信继续等待，但即使是他的四弟也没办法说服他的冷漠，后来没法向上海沦陷区转信了，怕给他带去麻烦，只有在给我的信中不断为他的哥哥做各种解释，有一次甚至说他有点像《父与子》里面的帕威尔。
我在重庆住了五年，养育了第一个孩子，三年后又生了第二个，我还要读书，以求得一个大学毕业文凭，好找工作。百忙之中却始终没有丢掉写诗和写长信的习惯。在读书时常坐在重庆中渡口茶馆里写诗写信，当我独自一人靠在茶馆的竹躺椅上做白日梦时，我会幻想李先生突然微笑着一步跨进茶馆的门坎，温和地说：“我来了！你在写什么？”在重庆沙坪坝读书时我也常去音乐会，当我听得如痴如醉时，我会觉得李先生沉默地坐在我身旁。他是懂礼貌的人，台上演奏时绝不吭声，然而散场后，我惊奇地发现他已走了。而我还没来得及和他讨论刚才那个男高音唱得像他喜欢的Clgli，还是我喜欢的Camso。
漫长的等待糅杂着数不清的幻想，然后有一天，是1945年小寒过后，那时李先生的四弟已经飞往上海快一个月了，我在重庆柏溪中大分校的教师宿舍里正抱着我的小婴儿，突然收到了萧珊从重庆城里寄来的信，她说：“李先生已于11月22日离开了我们。我很难过，希望你别！”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遭到命运对我心灵的猛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