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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一个可怜巴巴的小孩踩着冰茬站那儿，穿得单薄，脚上是塑料凉鞋；小女孩见到汪玉芝，委屈得都快哭了，“妈妈，妈妈，我害怕。”我，顾不得安慰这母女俩，赶紧回去。往常这时候孩子们该睡了，这天他们和邻居的小男孩儿在暖融融的屋里玩得正高兴。闹闹毕竟大些，有条有理地告诉我，朝南的大房间有块玻璃碎了，已经用硬板纸挡上，咱家朝北的屋玻璃好好的。下冰雹的时候，高姥姥担心我和妹妹害怕，让我们到大屋呆着。孩子们说：人多不害怕。一场冰雹，我的一儿一女安然度过，而汪玉芝的女儿从此落下了关节炎。
不记得在这之前还是之后，部门安排人参加“拉练”。当时工宣队已经撤了，仍然是那位支部书记说了算。不明白为什么，先后派两人去，偏偏是汪与我。如果说我因出言不慎应该付出些代价，汪可是无辜的。她的困难比我更多，我毕竟有高姥姥可依靠。我知道姥姥挺辛苦，除了淘气的外孙，又添了个小外孙女，我把食堂饭票、零用钱都交给闹闹，让他带着妹妹到食堂吃饭，按时睡觉，尽可能自力更生。“拉练”回广播局那一天我疲惫不堪，想不到还没进机关大门，远远就看见高姥姥领着兄妹俩笑盈盈在路口等我。“怎么知道我今天准回来？”孩子们回答：姥姥打听来的。一泓暖情，不，是亲情，涌上我的心头。
著名的单弦演员马增蕙也是我的患难之交。“文革”时他们两夫妇受到不小冲击，政治处境比我好不到哪里去，甚至更差，但是风暴稍一平静，他们没少帮我。他们也是两个孩子，大女儿谢艺是五十年代生的，比我儿女都大，儿子谢东年岁跟甜甜差不多。闹闹上学后，甜甜还在广播局幼儿园，班车一到，我经常不能准时去，马增蕙骑车，前边一个后边一个，把我女儿一起接到他们家，谢艺先陪着玩。多少年了，孩子们还记得马增蕙阿姨，谢凌霄伯伯，还有谢艺姐姐。当年的小顽皮谢东，从小就是一副好嗓子，他成为歌星也是意料中的。
数不清多少好人关心过我们。广播局共事多年的朋友大都不认为燕祥会是什么敌人，由于种种可以理解的原因，干部不好公然表示同情，而工人倒可以毫不含糊表明自己的态度。
那几年，他不少日子被隔离或挨批斗，但是锅炉房的工人、清洁工、司机经常转告他我和孩子的情况。女儿猩红热后疖子长到耳朵眼儿里他知道，儿子上学功课不错他也知道。我的一动一静无不在这些好心人的洞察之中。直到现在偶尔在机关见面，他们还惦着他：有的叫他诗人，有的管他叫“干部”，有的仍然称他小邵。
大约是他在干校的时候，我在电台收到多年没联系的老同学来信，是位女同学，但笔迹刚劲，全然不像出自女子之手。我很奇怪，这封信被拆过。广播局收发室的同志我大都熟悉，他们从不干这类事，偶尔信件错转到听众来信组被拆，退回时必注明。想来想去可能是有人出于对他的关怀，惟恐我有“外心”。时过境迁之后，提起这事，他也这么看，开玩笑说：“他们替我监视你哪！”
孩 子
朋友都知道，我从来不是爱读诗的人。1987年，复旦新闻系比我低一年的女同学孙惠群到我家来，提起1953年欢送我们毕业时，她朗诵的正是邵的诗《到远方去》，而我，真的，好像没一点印象。
我很少为好诗所感动，大概缺少这方面的艺术细胞。但是，有，一次，我却为他的一首不算出色的诗《童年》而动情。
原谅我占一些篇幅，稍稍引用这首诗：
太阳藏在大楼背后，
妈妈还没回来，
冷风刮得小树摇晃，
妈妈还没回来。
妈妈怎么还没回来？
电线杆上路灯都亮了。
妈妈怎么还没回来？
地上的树叶都哗啦啦跑光了。
妈妈，你快回来吧，
妹妹的鼻子在玻璃窗上贴扁了。
妈妈，你快回来吧，
妹妹的肚子早就咕噜咕噜响了。
……
妈妈，自从爸爸不再回家，
我和妹妹多听你的话；
妈妈，你可别也不回家，
那让我跟妹妹怎么办哪！
妈妈，回家来吧，
我的肚子也饿得慌啦。
妈妈，回家来吧，
我把棉衣给妹妹披上啦。
……
妈妈，妈妈，妹妹老是哭，
不是妹妹不听话；
妈妈，不怪妹妹，不怪她，
我也是又饿又害怕。
其实，我从未告诉他我一个人带领两个孩子时的处境。他大约也是凭想象，猜测哥哥和妹妹盼望妈妈回家的心情。
读着读着，眼泪扑簌簌流了下来。
想起那些日子，孩子上小学以后，每次回到我那间小屋，孩子们都亲热地围着我说这说那。而我，有时心情不好，加上工作太忙，只是像机器人一样忙不迭地催他们快吃饭，快洗脸，快做功课。只有快，才能让我按时到班上开会或学习；只有快，才能让军宣队或支部书记找不出岔子（当然，即使你开会再准时，工作再努力，也挡不住他们在别的地方挑你的错）。等我晚上回到宿舍，他们都已经安睡，第二天一早，还是一个劲催，快，快，快。
有一天晚上，开完会就听说要下达最新指示。那正是战备的年代，邻居奉命疏散回江苏，单元里没人，我急忙回家照看一下。回到宿舍，轻轻叫醒儿子，告诉说我得半夜才能回家，这一折腾，女儿醒了，问我上哪儿，我说去游行。
“那么晚了，妈妈别走，我害怕！”女儿不让我去。一个单元里，只剩他们兄妹俩。
儿子毕竟大两岁，没吭声。
“不怕，妈妈不一会儿就回来。”
我明白自己是说谎，谁知道什么时候能回？
我匆匆走出宿舍。
游行结束，已经是下半夜。我轻轻推开房门，兄妹俩睡着了。妹妹紧紧拉着哥哥的手。
第二天一早，闹闹像小大人一样告诉我，妈妈，你走了后妹妹老说，害怕，害怕，我就让她拉着我的手，她就不闹了。
当时我的心即使不是铁石心肠，也已经磨砺得粗糙而麻木了。我只是淡淡地表扬了一下闹闹，又忙着张罗他们加快动作，赶紧上学。
相依为命的日子是悠长而平凡的，一日三餐，上班下班，开会学习。
最让我揪心的是孩子有病。一个星期一的早晨，甜甜直喊难受，试试体温，有点发烧，我把闹闹送到候班车的地点后急忙带甜甜去儿童医院。经验丰富的大夫很快诊断出是猩红热，还指给我看她身上的小红点点，嘱咐要隔离，要多吃水果。怎么办？只能送甜甜上幼儿园，是的，这是唯一的选择，那时的气氛怎么可能请一个星期事假在家看孩子呢！到幼儿园，我倾诉了自己的困难，请求老师们帮助，他们一口承担了看护孩子的责任，极为负责地把闹闹也从班里叫出来，因为他跟甜甜接触多，怕已受感染。我给老安的爱人也就是幼儿园的会计留下点钱，请她为孩子买点水果和营养品又匆匆上班去了。
第二天，我抽中午时间去了幼儿园，兄妹俩住着两间紧挨的平房，里边住着妹妹，外边住着哥哥。两个孩子跟小朋友完全隔离，相互之间也不直接接触，但是两人可以说说话，倒也不很寂寞。我真是感谢石碑幼儿园的老安和众多的老师想得这么周到，安排得这么好。我也感谢两个孩子懂事、听话，直到甜甜的猩红热好利索了才回家。
“文革”初期的狂风暴雨过去了。他已经上了“五七干校”，机关里漫长的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整党、“一打三反”，还有战备等等对我来说都算不了什么风浪，我日复一日地等着，等着，等着孩子长大，等着他回来，等着自己一天一天憔悴、衰老。
有一阵，邻居家的姥爷来了，小小的单元里住着老少九口，连过道里也老有人。
一个冬日，我白天参加体力劳动，出了一身汗，晚上回到宿舍，草草吃完饭就把走廊里做饭的小炉子搬到浴室洗澡。那会儿，宿舍的暖气不热，我们两家洗澡都把烧旺了的炉子搬进去，微微打开浴室的门。大家都很默契，谁也不在过道走动。可刚到北京探亲的姥爷不知晓这些，我也就紧紧关上浴室的门。洗到一半，觉得胸闷、呼吸急促，我知道让煤气熏了，想出去，可是听到老人仍在过道，只好挣扎着穿衣服，勉强穿上我就冲出浴室往屋里跑，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