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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出的客人中，便增加了陈诚、朱绍良、卫立煌等数十位国民党方面的达官贵人。因他们的进住，蓝衣社的特务也曾施加压力，要史沫特莱搬出招待所，但被史沫特莱拒绝了。还未等蓝衣社采取下一步行动，张学良、杨虎城便联合“出拳”了。
12月12日的夜晚，史沫特莱在西京招待所经历了兵谏过程。她回忆说，她对那天夜晚爆发的事件毫无准备，开始甚至还以为是蒋介石的蓝衣社特务在西安发动了暴动。“那天夜晚我也未能成眠，穿着整齐地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当我站在窗前，观看最初出现的天边的几束曙光，就听到了连射的机枪和单发的步枪声。”
史沫特莱讲述在房间最初听到的招待所里一阵骚乱的情形：“当我听到从走廊里传来的嘶哑的叫声和激动的呼声时，我的心脏几乎快停止跳动了；我又听到有人把门踢破和玻璃在地板上被砸碎的声响；人们慌乱地走来走去的脚步声、叫骂声……”她听到的声音，显然便是西北军士兵开始的对张群、卫立煌等人的搜捕。
在亲历了骚乱和抢劫之后，史沫特莱很快就抛去不快和恼怒，沉浸在历史大事件带给她的兴奋之中。她毕竟是一位对政治有着浓厚兴趣的、热衷于革命的人，更是一个对历史突发事件有着特殊敏感的记者、作家。她从一位年轻的东北军军官手里接过一份张学良杨虎城等人拟定的致全国的通电声明，通电声明提出了八项主张：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派，共同负责救国。2．停止一切内战。3．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4．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5．开放民众爱国运动。6．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之政治自由。7．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通电声明令史沫特莱为之振奋。她知道，她所经历的这一夜，肯定将改变中国的历史。（以上参见《中国的战歌》）
不过，真正亲自走在西安事变漩涡中心、直接影响着事态发展的外国人是澳大利亚人端纳（William Donald）。
从成为张学良的朋友和顾问，到受到蒋介石宋美龄的信任并担任私人顾问，这位外国人在中国的四十多年经历，堪称叱咤风云，充满传奇色彩。如今，西安事变突发，他先后辅助的两位主人，正好是相对的双方。如果说在二十世纪中国，西安事变可以看作是改变历史的最为关键的事件之一，那么，还有哪一个在中国的外国人，能够超出端纳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分量？有谁能在历史关键时刻，像他这样扮演极为重要的调解角色，从而化解了一次迫在眉睫的国家危机？从这一意义上说，端纳受到了历史的青睐。
如果没有端纳这样一个双方都能接受、都可以信任的人选前来斡旋，僵局会很快被打破吗？依蒋介石的性格，依中国人历来最爱讲面子的习惯，没有端纳这样一个外国人出面，张、蒋双方又该如何相见呢？大的历史背景和政治力量的作用，当然最终决定着事态的发展，但政治家的个人性格往往更能决定国家命运的走向，在关键的历史时刻，当事人瞬间的喜怒哀乐，患得患失，实在举足轻重。
端纳很荣幸，他成了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关键人物之一。他顿时也成为世界媒体聚焦的对象。
1936年12月28日报道西安事变的这期《时代》，选用了端纳的一幅照片。他头戴礼帽，背着手，平静地站在那里，看上去颇为悠闲。经过图片处理，周边镂空，只有他的身影。图片有一简洁的说明：“张的端纳。亚洲和平也许掌握在他的手上。”夸大了的表述多少也反映出当时外界对端纳重要性的看法。
关于端纳，《时代》在报道中用生动有趣的故事，写到他中国的经历，以及他与张、蒋二人的特殊关系：
……当时正值华盛顿会议期间，心怀感激的中国政府决定聘请端纳先生，每月支付一千五百金币请他撰写经济公告，其中大部分相当出色。他拥有可能是北平最豪华的住宅，还有用昔日辉煌的庙宇改成的美轮美奂的避暑别墅。他收藏中国工艺品，包括吸鸦片用的各种古老烟具。法国葡萄酒、苏格兰威士忌、古巴雪茄，他应有尽有，虽然自己从不抽烟喝酒。
一些年后，中国不再向他支付报酬，端纳靠出租他在北平的房子作为收入，其房客是今日张少帅的花花公子式的弟弟。此位年轻人在不同肤色的女人中间猎艳有术，为公众舆论所唾弃，直到张少帅从沈阳来将这个花花公予驱逐出门。端纳先生心疼地看到他的漂亮房子被糟蹋得不像样子，不过，张少帅从他那里找到了友情，并延续下来。如今，他们的关系几乎如同父子——或曰如同儿子和严厉教导的大叔。事实的确如此，在张大帅遇难之后，张少帅在北平仍未根除毒瘾，因为他的妻妾们总是偷偷地往医院里送毒品。于是，严厉的大叔端纳转而求助于为人非常善良的中国人宋子文，端纳带张少帅到上海一位公谊会的传教士医生家中，宋先生派士兵守卫，禁止妻妾入内，强制病人戒毒。后来，少帅为了感谢，向公谊会捐款七十万元。接着，他前往意大利，学习驾驶飞机，并陶醉于崇拜墨索里尼。
……以上事实充分表明了上周端纳在东亚的重要性，这位有名的猎艳高手，现在脾气变得阴郁，坐着少帅的豪华专机往返于南京、西安之间。是否能寻求来一种智慧的、缓和的方式解决危机，决定着中国的全部未来。任何一种意想不到的分裂爆发，都会被日本利用，过去十年间在独裁者领导下实现的中国巨大的进步，也将毁于一旦。端纳大叔一直都采取“守口如瓶”的态度，但他审慎地透露出来的片言只语，暗示出西安扑朔迷离的局势。（《时代》，1936年12月28日）
从后来其他一些关于西安事变的叙述中，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到端纳在解决整个事件中的经历：
12月13日下午，尽管未能收到西安回电，端纳仍决定立即乘飞机前往洛阳，与他同行的是颇受宋美龄器重的黄仁霖上校，他是蒋介石的侍从官，也是特务组织励志社的总干事。当晚，宋美龄收到张学良发来的致端纳的电报，欢迎他前往西安。
转机由此来到。端纳先与张学良见面，再与杨虎城见面。然后，在两人的陪同下来见蒋介石。经历一番惊魂之后，见到端纳，蒋介石落下了眼泪。端纳递上宋美龄的亲笔信——“夫君爱鉴：昨闻西安之变，焦急万分。”也是经端纳等人的劝说，蒋介石才与中共领导人周恩来会见。斯诺这样说：“在此之前，蒋一直拒绝见他。主要是蒋夫人，还有端纳和张学良说服了蒋。”
当晚，宋美龄接到端纳的电报，她在日记中写道：“始发现第一次希望之曙光。”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宋美龄从她个人的角度甚至这样说：“端纳先生奠定了基础，宋子文砌上了墙，而苫上房顶的则是我。”
张学良12月12日的“出拳”石破天惊，同样，他释放蒋介石并执意“负荆请罪”，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又一次让世人感到不可思议。
史沫特莱在西安机场目睹了释放蒋介石的戏剧性场面。这一天是1936年12月25日：
委员长在圣诞节当天被秘密释放，民众对此一无所知，西安的权威当局显然怕让他们知道。前一天，他们故意散布谣言，声称英勇包围绥远的傅作义将军将在圣诞节飞抵西安，参加抗日联盟。在谣言所宣传的时辰，西安飞机场上黑压压一片，挤满了高举着各色旗帜前来欢迎他的人群。只见一辆汽车驶来，门开处，张将军迈步下车，立刻引起了热烈的掌声。接着下车的是蒋委员长及其一行；当时在场的极少数认识他们的人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整个一行人入舱后，飞机就起飞了。傅将军并未来到，不明底细的群众还留在飞机场上乱转。真相透露之后，人们感到惊愕。他们终于明白，把他们引到这里来是为了使委员长觉得，他们是在向他致敬，为他送行的。（《中国的战歌》，第158页）
飞机离开了西安。
史沫特莱回到了住地。得知消息，整个西安都为之震动。反应最为强烈的莫过于张学良的东北军部下。史沫特莱目击了他们的惊诧、愤怒、失望：
大约过了有一个小时，一群满洲军的青年军官在旅馆里各个房间之间走动，到处尖刻而气愤地抱怨那种诡计。他们来找我，对我说：“我们被出卖了！红军劝说少帅放掉了蒋。”一个年轻军官以轻蔑的口气喊道：“少帅依旧是满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