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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没有笑，而是开始轻声数着：“二十四、二十五……要是她在我们数到两百时还不出来，我们就大叫救命！”
他们在数到一百九十二时依然是手牵手地出来了。她左手拿着一块冰，再一次向她的运冰工行了一个屈膝礼，然后便同我们一道走到太阳下面。我们冷得瑟瑟发抖。燕妮用灰白色的舌头舔着冰块，又把冰块递给图拉舔。图拉不肯舔。我舔了，冷得要命的冰就是这种滋味。
亲爱的图拉表妹：
在发生你的欧洲医蛭和燕妮晕倒这件事时，在我们因为这件事，也因为你老缠住我要生一个孩子而发生争吵时，在你很少同我们一道去股票池时，在我们——燕妮和我不想再爬进木材仓库到你那儿去时，在夏天已经过去，学校开学时，燕妮和我不是坐在印第安人村园圃篱笆前的芮萝丛中，就是坐在天鹅之家旁边。我国不转睛地盯着冰库，好帮助燕妮，因为燕妮只能识别没有窗户的黑“色子”。在我眼中，冰库比栗子树后面的股票啤酒厂大楼显得更为清晰。也许是这个建筑群像城堡似的屹立在昏暗的砖墙后面的缘故吧。肯定有一些闪闪发亮的缸砖镶在机器问高高的教堂窗户四周。尽管如此，从四面八方看，敦实的烟囱仍然耸立在朗富尔上空。我可以指天发誓：股票烟囱戴着一顶莫可名状的骑士头盔。它受到风的摆布，冒出黑色的滚滚浓烟，一年必须清扫两次。每当我闭上眼睛时，办公大楼就从栽满碎玻璃的围墙上用浅砖红色的目光看着我。我想，可能是双套胶轮马车在定期离开这个啤酒厂院子。那是一些膘肥体壮的比利时短尾马。啤酒马车夫和他的副手腰系皮围裙，头戴皮帽子，面孔呆滞、紫红。马鞭放在马笼头里。围裙里面是运货单和皮夹，还有半路上用的口嚼烟草。金属纽扣在饮马器具上碰出一些点纹。每当前轮或者后轮绊到啤酒厂大门的铁门槛上时，啤酒箱就会跳起来，发出丁零当啷的响声。大门的门拱上用铸铁字母写着：潮湿的内脏——洗瓶厂。十二点半时，汽笛鸣响。一点钟时，汽笛又响了起来。洗瓶厂的木琴也进入合奏。现在，这部总谱已经丢失，然而气味却留存人间。
当东风使啤酒厂烟囱顶上的头盔改变方向，将滚滚黑烟经过栗子树上空，经过股票池、冰库和印第安人村上空，往飞机场方向扩散时，就会下酸雨。把发酵过度的渣从铜锅里清除掉，那些放得过久、已经变味的东西是：烈性黑啤酒、比尔森啤酒、麦芽、大麦、三月份酿造的啤酒、啤酒原料和普通啤酒。另外还有废水。尽管老听人讲，它们流到别处去，但是，股票啤酒厂的出水口仍然通向股票池，使它变酸、变臭。因此，我们在喝图拉的欧洲医蛭汤时，喝的是一种苦涩的啤酒汤。谁踩死一只痢蛤蟆，谁就同时打开了一瓶烈性黑啤酒。有一个喃喃自语、嘴里含着口嚼烟草的人给我扔过来一条手掌那么长的拟鲤，我在天鹅之家旁掏出这条拟鲤的内脏，有肝脏、牛奶和残渣——熬坏了的麦芽止咳糖块。当我让它在劈啪作响的小火上烤得松软时，它就像酵母一样，对于燕妮来说，它是在发酵，它的表层发酵，味道——我在里面塞了很多鲜莳萝——就像去年的黄瓜臭水。燕妮只吃了一点点鱼。
可是，当风从飞机场那边吹过来，把池子上面的水汽连同啤酒厂烟囱里的浓烟一道吹向小锤公园和朗富尔火车站时，燕妮就会站起身，把目光从塞满冰块的油毛毡色子上收回来，在莳萝丛中显示出屈指可数的几下舞步。她在跳芭蕾舞时身轻如燕，体重减轻了一半。她用几次小步跳跃和优美的鞠躬结束了她的演出。我情不自禁地像在剧院里一样鼓起掌来。有时候我也送给她一束莳萝，我在莳萝茎上套了一个啤酒瓶橡皮垫圈。这些从不枯萎、总是红艳艳的鲜花几百朵几百朵地漂浮在股票池的水面上，形成一些“岛屿”，然后被人搜集起来。我在向波兰进军与占领克里特岛期间①收集了两千多个啤酒瓶橡皮垫圈，在清点数字时感到自己真是发了大财。有一次，我给燕妮做了一串橡皮垫圈做的项链，她把这串项链像真正的首饰一样戴在脖子上。我为这种东西感到害羞：“这些东西你上街别戴，只在池子边或者家里戴。”
①指1939年9月1日到1941年6月。
然而在燕妮眼里，这串项链并不是蹩脚货：“我就是要戴，因为这是你做的。你知道，它使人感到很亲切。”
这串项链并不难看。本来，这是我为图拉做的。但是，图拉很可能会把它扔掉。当燕妮在莳萝丛中翩翩起舞时，项链甚至显得非常漂亮。她跳完舞老是说：“现在我可累了。”随即扫了冰库一眼，“我还得做作业。明天我们要排练，后天也要。”
我凭借身后的股票池试探着：“你后来没有听到过关于柏林来的那个芭蕾舞教练的消息吗？”
燕妮回答道：“哈泽洛夫先生最近从巴黎寄了一张明信片来。他说，我必须锻炼我的脚面。”
我缠住不放：“这个哈泽洛夫先生，他的情况到底怎么样？”
燕妮用略带责备的口气说：“这种事你可是问过我有十次啦。他很瘦很高，衣冠楚楚，老叼着长长的香烟——他从来不笑，要不然，充其量只是用眼睛笑一笑。”
我胸有成竹地重复道：“那么，要是他有朝一日用嘴巴来笑或者说话呢？”
燕妮说：“那就显得可笑，而且还有点叫人害怕，因为他讲话时要露出满口的金牙。”
我说：“是真金的吗？”
燕妮说：“我不知道。”
我说：“问他一下吧。”
燕妮说：“这会使我感到难堪。那些牙齿可能是用假金子做的。”
我说：“你的项链也是用瓶子上的橡皮垫圈做的呀。”
燕妮说：“那好吧，我就给他写信问一问。”
我问：“今天就写吗？”
燕妮说：“我今天太累了。”
我说：“那就明天吧。”
燕妮说：“我究竟该如何打听呢？”
我给她口述这封信的内容：“你干脆这么写：哈泽洛夫先生，我还要问的是您的金牙齿。那些金牙齿是真的吗？您过去是否有别的牙齿？如果您曾经有过别的牙齿，那么，那些牙齿又在哪儿呢？”
燕妮写了这封信，哈泽洛夫先生立即就回信说：金子是真的；过去他曾经有过又小又白的牙齿，有三十二颗；他把那些牙齿扔掉了，扔进了身后的灌木丛中，后来镇了新牙，镶上了金牙齿；这些金牙比三十二双芭蕾舞鞋还要贵。
这时我对燕妮说：“现在你数一数，看看你的项链有多少个橡皮垫圈。”
燕妮数完之后感到困惑不解：“多凑巧啊，也是三十二个，不多不少！”
亲爱的图拉：
你带着你那划破的双腿，又走了过来。这种事是难免的。
九月底，莳萝草正在抽芽，大地一片桔黄，股票池涟漪起伏，把一团肥皂泡沫抛向岸边。九月底，图拉来了。
印第安人村把她和七八个小伙子吐了出来。有一个人抽着烟斗。他站在图拉身后，当一堵挡风的墙，然后给她烟斗。她一声不吭地抽着。他们慢悠悠地故意绕着弯路，逐渐靠近了，然后停下步来，望望天空，望望我们，随后便转过身去，走了，隐没在印第安人村的篱笆和刷得雪白的村舍后面。
有一次，傍晚时分——我们背着光，啤酒厂烟囱的头盔戴在一个鲜血直流的骑士那淌着鲜血的头上——他们出现在冰库旁边，沿着正面的油毛毡墙鱼贯而行，穿过荨麻地。在莳萝丛中，他们走成一排。图拉把烟斗递给左边的人，对着蚊子说：“这些人忘了锁门。燕妮，你不想走进去，看一看里面是怎么回事吗？”
燕妮十分友好，总是很有教养地说：“啊，不！已经很晚了。另外，我也有点累了。你知道，咱们明天有英语课，还有，在训练时我必须精力充沛。”
图拉手中又拿着烟斗说：“那就不去吧。咱们就去看门人那儿吧，好让他锁门。”
可是燕妮已经站起了身，而我也不得不站起身来说：“你一块儿走吧，不成问题。再说，你也累了，你刚才就这样说过。”燕妮再也没有倦意，她只想往里瞧上一眼：“里面确实很有意思，哈里，你瞧！”
我在她旁边走着，进入荨麻地。图拉在前面，其余的人在我们后面。图拉的拇指指着那道油毛毡门。这道门开着一条缝，几乎叫人透不过气来。这时我不得不说：“你千万别一个人进去。”身材苗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