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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先生是可敬的，可爱的。他的言行，足以证实他自己说的“自幼便对于是非很认真”，他确实做到“努力树立一种‘无私’的态度”，“对于作品的评价，对于事理之是非”，“完全撇开个人感情上的爱恶，而当作一种客观的事实或现象看待”。梁先生渊博的学识固然值得敬佩，严肃的治学态度，固然值得我们学习，梁先生高尚的品格，更是我们的模楷，可敬，可爱。但我想，他是不喜欢别人说他可敬的，这里我只想说他可爱。转型期的今天，“眼的人才思国士”，我们期望出现更多梁宗岱先生这样的国士。
诗人梁宗岱的“诗心”
陈太胜
一、诗心
正如梁宗岱自己说的：“对于生活我只有一个理想：修持一个真诚高贵的人格。”①梁宗岱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这养成了他特立独行的人格秉性。
梁宗岱的一生确乎是富有某种传奇色彩的，这也不仅仅是他人生历程的简单印象，同时还是他人格的一种外在反映。在他的人格秉性中，既富有诗心又具有侠义心肠。就像他在法国期间那拜伦式的“坏脾气”里，其实蕴含的是他的侠义心肠。而其另一面则又是诗意盎然的存在方式。
梁宗岱少时习武，体格健壮，从在培正中学读书开始坚持冷水浴几十年，直到逝世前两年卧床不起时为止。在1962年10月24日为《羊城晚报》写的《我和体育锻炼》一文中说他自己受了辛亥革命后民族意识高涨的影响，注重体格锻炼，于是“帽子、棉袄、雨伞都成了我的死敌”②。中山大学的老教授戴镏龄回忆说：“三十年代北大温源宁教授在一篇描写的英文小品里，说他行路像汽车一般飞驰。初到重庆复旦大学时，他应邀参加重要校务会议，却于会议前临时到几十里外的村子去了，大家以为他无论如何赶不上开会了。结果他不但在会前按时赶到，还背回一头奶羊，是村上农民卖给他的。他的迅速和膂力立刻成了奇谈，而他却认为这太寻常了，算不了什么。”③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梁宗岱、沉樱夫妇曾经与女作家赵清阁比邻而居，有一次赵清阁受到有青帮背景的四川挑夫敲竹杠，梁宗岱愤而抱打不平，甚至在青帮百余人云集楼下时也面无惧色。赵清阁事隔半个多世纪还回忆起这事，说梁宗岱“人很魁梧，有北方人的直爽豪迈，富正义感④。”
而且，梁宗岱在人们的印象中总是生气勃勃，充满激情的。温源宁教授在三十年代写的书中是这样来描述梁宗岱的：“万一有人长期埋头于硬性的研究科目之中，忘了活着是什么滋味，他应该看看宗岱，便可有所领会。万一有人因为某种原因灰心失望，他应该看看宗岱那双眼中的火焰和宗岱那湿润的双唇的热情颤动，来唤醒他对‘五感’世界应有的兴趣；因为我整个一辈子也没见过宗岱那样的人，那么朝气蓬蓬，生气勃勃，对这个色、声、香、味、触的荣华世界那么充满了激情。”⑤
根据戴镏龄的回忆，梁宗岱的胆大是极为有名的，“文革”初期，在强迫劳动的工地上，他当众说：“江青不是好人，昨夜听到香港广播，我相信内容有事实根据，不冤枉她。”1968年他被迫游街示众，农民在一旁喊口号：“打倒刘少奇！打倒牛鬼蛇神！”事后梁宗岱对戴镏龄说：“叫农民骂刘少奇，没良心，经济困难时期，是刘少奇提出三自一包，救活农民的呀！”⑥
梁宗岱的好争论也是有名的。用他在岭南大学的同学余世鹏的回忆说：“为人血气刚强，性烈如火，好胜好斗，且好找麻烦。”⑦据他自己的回忆，1929年他在巴黎卢森堡公园旁边与徐志摩见面时，两人就讨论新诗的问题，居然谈了三天三夜，最后连徐志摩游览的时间都没有了。⑧另外，朱光潜、罗念生等都是梁宗岱讨论问题的对象。梁宗岱的好多文章都是源于与朱光潜的观点的争论。当然，这种急论是纯粹的学术争鸣，没有任何的个人意气。1983年，梁宗岱逝世以后，朱光潜在卧病中特作挽联一副：“毕生至亲，既丧逝者行自念；好诗良药，长留德泽在人间。”前辈学者的这种宽容大度、不因人废学的态度，确实令人感佩。
二、“诗心”的表征之一：诗歌创作
梁宗岱的“诗心”极为典型地表征在他的诗歌创作中。理解他本人的诗歌创作实践，对我们理解和阐释他的诗学也是极有帮助的。在梁宗岱本人的意识里，写诗与他的诗歌研究是占着同等地位并相辅相成的。他是由对诗歌的创作、体验入手来研究诗歌的。
梁宗岱的诗歌创作与他的人生历程相对应也可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包括从1919至1924年赴欧洲前在广州读书时写的诗，最后以《晚祷》结集出版；第二个时期包括梁宗岱1924至1930年在欧洲留学期间用法文写的诗；第三个时期包括1931年留学回国直至1944年回百色前写的诗，有散见于报纸杂志的诗和四十年代在重庆编成的词集《芦笛风》（附十四行诗六首）；第四个时期包括他1944年回百色后至1983年逝世期间写的诗，留下来的数量不多，主要是一些写景、怀古、劳动的旧体诗，有自编的油印诗集《梁宗岱诗选》。⑨
收在诗集《晚祷》中的诗是梁宗岱青少年的诗作，大部分是爱情诗。梁宗岱自己曾经回忆说：“那是二十余年前，当每个人都多少是诗人，每个人都多少感到写诗的冲动的年龄，在十五至二十岁之间。我那时在广州东山一间北瞰白云山南带珠江的教会学校读书。就是在那触目尽是花叶交荫，红楼掩映的南国首都的郊外，我初次邂逅我年轻时的大幸福，同时——这是自然底恶意和诡伎——也是我底大悲哀。也就在那时底前后，我第一次和诗接触。我和诗接触得那么晚（我十五岁以前的读物全限于小说和散文），一接触便给它那么不由分说地抓住（因为那么投合我底心境），以致我不论古今中外新旧的诗都兼收并蓄。于是，踯躅在无端的哀乐之间，浸淫浮忱于诗和爱里，我不独认识情调上每一个音阶，并且骤然似乎发见眼前每一件物底神秘。我幼稚的心紧张到像一根风中的丝弦，即最轻微的震荡也足以使它铿然成音。”他把这段时期形容为是“我底诗的生活最热烈的时期”，说“一切诗的意象都那么容易，那么随时随地形成……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心到手到，直觉和表现是同一刻的现实”。⑩
正是在这诗心勃发、诗情激荡的时期里，梁宗岱用他热烈诚挚的心歌咏着爱情。在《途遇》（1922）一诗中他这样写道：
我不能忘记那一天
夕阳在山，轻风微漾，
幽竹在暮霭里掩映着。
黄蝉花的香气在梦境般的
黄昏的沉默里浸着。
独自徜徉在夹道上。
伊姗姗的走过来。
竹影萧疏中，
我们互相认识了，
伊低头赧然微笑地走过；
我也低头赧然微笑地走过。
一再回顾地——去了。
在那刹那里——
直到如今犹觉着——
心弦感着了如梦的
沉默，羞怯，与微笑的颤动。
这是一首抛弃了格律但又有着内在节奏的自由诗，充分显示出了诗人对诗歌语言的敏锐感觉和不凡使用。诗的第二节一二两句写“途遇”的美景，并用“微漾”来形容“轻风”，暗含以“水”喻“风”的隐喻，紧接着的第三四句形容奇特，把“沉默”暗喻为水，并说黄蝉花的香气在“梦境般的／黄昏的沉默里浸着”，形容着一个修饰着另一个，形成了繁复丰富的语言修辞效果。诗的第三节通过对“低头赧然微笑”的反复强调，写出了初恋的人的甜蜜、温柔与羞怯。诗的最后一节写到“心弦感着了如梦的/沉默，羞怯，与微笑的颤动”，这里由于诗句的跨行甚至产生了某种歧义的诗歌语言效果，“如梦的”可以看成是“沉默，羞怯，与微笑的颤动”这整句诗的修饰语，也可看成是和“微笑的”相并列的修饰语，只修饰“沉默，羞怯”，体现出了诗人驾驭语言的高超技巧，使诗意显得丰富朦胧。
《散后》（1922）是梁宗岱写的一系列短诗，可能是受当时小诗热的影响创作的，内容以爱情和哲理思考为主。其中第三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