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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一点我不放心你：你那种痴情，你那种主观的不顾一切的莽撞劲头，我很不放心。革命是长期的、艰苦曲折的。老老实实地投到群众当中去吧！老老实实地埋头苦干吧！千万不要因为我的牺牲而冲动乱来呀！
如果孩子累赘，你可把他送给别人。千万不要因为他影响你的前途。不过为了纪念，我请求你把我们唯一的孩子叫做念林。
我最后的一句话是：你要奋斗到底！你要锻炼自己成为更加坚强的布尔塞维克战士！你要勇敢地把我未完成的一份工作担当起来！
文林一九二八，三，二十七
两个运命相同的女人，在寂寞的深夜里，悄悄互相谈着她们的衷曲。大姐擦着不知不觉流下来的泪珠说：“文林的遗嘱鼓舞着我，从他牺牲，从看见了他这封信以后，秀兰，我的变化是很大的。过去，我虽是女工出身，但却有许多不踏实、粗鲁、逞英雄、为个人得失闹情绪的毛病，可是从这以后，我一步步地变得沉稳踏实了，工作也比较深入了。在极危险的斗争中我保存了他这封信。因为我要把它当成我们进军的号角，当成我的座右铭。”大姐站起身关了电灯。在窗隙透进的晶莹的月光下，她拉着道静的手，眼睛忽然射出异样的光彩，好像要燃烧似的。可是声音却很低、很慢。“秀兰，我经受过很多很多的痛苦——真是很难很难忍受的……文林牺牲了；许多亲爱的同志，几天之前还在一起开会、谈话，几天不见却听说已经叫刽子手杀死了；我的孩子——文林要叫他念林的那唯一的儿子，生下后把他寄养在上海一个工人同志的家里，后来组织突然遭到了破坏，工人同志搬了家，儿子就再也找不到了。我为找儿子，挎着买小菜的篮子，装做买小菜的，在念林住过的弄堂里来来回回走过多少趟呵，可是念林——我那唯一的孩子却再也找不到了……”
道静以为大姐会痛哭的。她探头望望，大姐却还是那么镇静、安详，仿佛在讲别人的事。只有嘴唇微微颤抖，眼睛也许因为泪光显得更加明亮。她还想说什么，一时说不出，苦笑笑，就沉默了。
道静紧挨在大姐的身边。自从昨夜听到卢嘉川牺牲的消息以来，她的身体一直有点颤巍巍的。她望着大姐憔悴的脸，竭力迸出了一句话：“妈，这些年你是怎样过来的？爸爸已经牺牲七年了。”
大姐好像恢复了平静，慢慢地说：“文林牺牲后，我也被捕了。孩子生在监狱里。三年监禁、非刑拷打，肋骨折了好几根，出得监狱，身体坏透了。秀兰，你以为我有四五十岁了吧？其实我只有二十三岁呢。”她突然笑了一下，笑得很微妙，“年岁并不老，可是，我已经不可能再享受家庭的幸福了。不过，秀兰，我希望你幸福……”说到这里，大姐的态度突然变了，变得严肃而冷峻。她看着道静的眼睛说：“文林当年劝我的话我要拿来劝你。踏踏实实地工作吧！党需要你在哪儿，你就在哪儿。不拿枪，但是你可以用笔、用思想、甚至用我们的洗衣服板子——它也是武器——和敌人战斗！”
“妈，你放心！”道静的态度也变得严肃冷静了，“看见了念林爸爸的信，我明白了自己……妈妈，我保证向你学习，永远向你们这些老同志学习！”
（第二部第二十五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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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
大姐常常出去。道静就留在家里看家、做饭、洗衣、应酬主顾。
这天午后大姐又出去了。道静抄好了一份文件，就动手和起半小盆玉米面。她熟练地捏好了六七个窝头蒸在锅里。当她在脸盆里洗手的时候，忽然侧过了头注意地倾听着什么——
“哎唷！……我操你铁路局的奶奶！”
这是一声轻轻地呻吟夹杂着怨忿的咒骂。道静一听到这声音，立刻像母亲听到了自己心爱的幼儿的啼哭，匆忙地把手巾一丢，三脚两步就奔向隔壁房间里去。
一间幽暗的闷臭的小屋里，在靠窗的一条小炕上躺着一个面色焦黄头发很长的年轻人。他有两只很大的但是疲惫无神的眼睛，高高的颧骨好像镶在脸上一样突出着。他一看道静走进屋里来，立刻也好像孩子见了妈妈似的，掩饰不住地露出了天真的喜悦。
“大姐，您又过来看我啦！”他在枕上仰起头来，没有血色的嘴唇扭动着，孩子般露出了真挚的羞怯的微笑。
“你躺着别动！”道静弯下身去制止着他，“大哥，你要喝水吗？这会儿痛得好点没有？”她拿起一只破杯子从水壶里倒了一杯水递给这青年。她的声音又亲切又温柔，“我们蒸上窝头了，一会儿熟了，你趁热吃一个。老大爷又出去了吗，你别着急，慢慢会好起来的。”
奇怪，这青年刚才还在呻吟，还在悲愤地咒骂，这会儿一见道静，他就老实了，服服帖帖地像个小孩子。他睁着无神的大眼睛凝视着她，慢慢地两行热泪滚到了污黑的枕头上。
“张大姐，您，您，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您的好处呀！”
这时，站在炕边的道静反而不好意思起来了。这个青年人也差不多二十一二岁了，他口口声声叫自己大姐。而且，在孤单痛苦中，对真切关心他的道静“母女”俩，他竟产生了一种亲人的感情，他总希望她们过来看他。他有时故意呻吟，有时轻轻敲墙，有时还忍不住直接喊着张大姐。可是，道静是很忙的——在家里要抄写，要分发文件，又要洗衣做饭，还要出去联络奔走……但是不论怎样，对这卧床不起的病邻居，她好像不自觉地负起了一个母亲、姐姐，也好像护士的责任。
道静和大姐住的这地方，是个劳动人民杂居的小后院。这后院一共有三间北房，她们租了两间，另一间住着光棍父子俩。儿子是从铁路上被裁下来的失业工人；父亲原先也是铁路工人，现在只能当个小工，或者挎着篮子做个小买卖。但是奔跑一天，父子俩还是不断挨着饿。
这个年轻工人名叫任玉桂，原是平汉路火车上的司炉。因为煤块砸伤了腿，好几个月不能上班，结果叫路局裁下来了。
他失了业，腿又化脓不收口，就成天瘫在小土炕上受着煎熬。
当大姐和道静刚搬过来看见他时，病痛、饥饿、缺乏照顾，任玉桂已经是奄奄一息了。但是一个多月以来在这邻居“母女”俩的照顾下，任玉桂有了起色。道静和大姐借着送活的名义，每天都要出去工作的，可是无论她们谁在家，只要看见任玉桂家的火炉还没生，她们就替他生上火；要不就给他送些汤水。任老头成天不在家，她们也常把老头留下的冷饭热好端给他。如果老头没有给儿子留下吃的，在过去，任玉桂就只有饿着等父亲赚了钱买两个窝头给他带回来，现在道静母女绝不叫他饿着，虽然她们的生活也很困苦。尤其道静因为在家的时间比较多，更多地照顾着这青年，因此这年轻的病人对她也就产生了格外亲切的情感。
道静和任玉桂坐了一会儿，就回到自己屋里。等窝头蒸熟了，她把两个热窝头刚刚包好想去送给任玉桂，刘大姐就迈进门槛了。道静见大姐回来，放下窝头，悄悄问道：“妈，今天听到什么消息吗？有文件带回来没有？”
大姐脱下一件旧蓝布夹袍，喝了一口水，坐在凳子上喘息一下说：“我才听说，最近中央发表了一个很重要的文件，好像是对于时局的主张的，可是还没有看见。秀兰，这半天家里没事吧？”
“没有。这文件咱们什么时候才能看见？不知道红军打到哪里了，心里惦记着……妈，你饿吧？刚蒸了窝头，才出锅，你吃一点。”
“不饿。秀兰，包起来的是什么？”大姐看见了放在桌上的小包。
道静看看准备送给任玉桂的窝头，不觉红了脸：“窝头。我想留下咱们明天吃的。”
大姐突然笑了。她眯着细细的眼睛看着道静温和地笑道：“傻孩子，我知道你又在耍把戏——你把窝头拿给任玉桂，然后，你告诉我，你已经吃饱了。剩下的好都给我留着。可是自己饿着肚子。这不行哦，自己的身体也要紧。”
道静难为情地笑着：“妈，你真聪明。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两个人的饭三个人吃。
任老头常常挎着篮子叫卖一天也挣不了一两毛钱，咱们能叫他——一个重病的人……”
“对！秀兰，你这样做是好的，赶快给他送过去吧。可是，我不准许你再瞒着我，你必须吃饱。还有，你不要同他讲到政治方面的事。”
“嗯！”没等大姐说完，道静就跑着把窝头